编剧: 黄梓
主演: 彭杏英 / 薛立贤 / 高翰文 / 郭尔君 / 钟雨伦 / 更多...
类型: 剧情 / 家庭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粤语 /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21-01-22(中国大陆) / 2019-07-23(FIRST青年影展)
片长: 108分钟 / 110分钟(FIRST青年影展)
又名: 慕伶，一鸣，伟明 / All About ING
IMDb链接: tt10488406
《祖与占》，知己。
《芬妮与亚历山大》，姐弟。
《赞先生与找钱华》，师徒。
《志明与春娇》，爱人。
用人名做片名的电影，随便一想，角色关系无外乎这几大类。
今年FIRST影展上却多了一层关系，《慕伶，一鸣，伟明》，三幕戏，分别是母亲、儿子、父亲的名字——一个家庭。
父亲癌症晚期，母亲与儿子试图隐瞒，瞒不住了，就只能在这段路上做最后的，最好的陪伴。
母亲的段落是现实主义，儿子的段落是现实主义里夹着一点点超现实，父亲则几乎全是超现实。
这是一段明明做着倒数，却又假装心无杂念的日子。这是一部对记忆如此清晰，却又不想时常记起的电影。
起点是悲悯的，结局是柔缓的，过程无处煽情，隐忍里又全是渴望。
就像导演黄梓本人，一个外在看起来没有杀伤力，却又在默默隐藏，一个刀具往心里揣的停止在某一个时刻的孩子。
电影内外有很多插口可以按接，黄梓少年时代的压抑与无解，让他像电影中的一鸣，早早做起出国的打算。
而现实中，“叛逃”归来的黄梓，却要面对父亲突遇重病的现实。
现实的片名最终叫做《妈妈，黄梓》。
也便有了现在的《慕伶，一鸣，伟明》。
你看，在刚刚过去的这届FIRST影展里，徐磊请他农村老爸主演《平原上的夏洛克》，原结局是黑化男主，但因为那是父亲当主角，他没忍心。
《鱼乐园》里的主角小鱼，直到最后都没出席他父亲的葬礼。
父亲，才是今年FIRST的矛盾。
而黄梓，用这部电影，为去世的父亲还了愿。
那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愿望。
他还有一个愿，是我的猜测。
就是黄梓与母亲的斗争能彻底结束，他们的关系能修复与抹平。
那是一个，在断了“伟明”这个支点后，重新建立平衡的愿望。
毕竟，家还在那里。
01、“逆子”：逃离这个家
我是1988年的，也不小了。
加州大学本科读的就是电影学，但其实我是挺晚才喜欢电影的，可能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那时候不知道学什么，就学电影吧。
我不想像别人那样学个金融，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创作者。
我从小到大一直有画国画，画出来的成就感很爽，但一开始也是被逼的。我爷爷是书画家，他画的时候我在旁边学着画一下。其实我画画没什么天分，拿过的奖都是很容易得的，不需要什么技法，你只要画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就行了。
我小时候不会每个礼拜都去看电影的，高中时条件也不像现在高中生有零花钱。好吧，我父母对我比较残忍。
那时候就在家偶尔有下载电影，我真的完全跳过了广州淘碟热那个阶段。
倒是高中的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一些创意广告，在国外获过奖的，比方说可口可乐之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平时在电视里看的广告不一样。
有段时间泰国广告还挺火的，看了老感动了，就是一开始挺欢乐，后面就特别催泪，但我从没和父母分享过这些。
我高中没毕业就出国了，和《慕伶，一鸣，伟明》里面的描写很类似，但不同的是那时候我爸还没生病。我出国留学回来后，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我爸就病了，很严重，就跟电影里面一样。我爸自己也不知道的，我跟我妈一开始瞒着他。
最后我爸爸不在了。
可能跟你做采访时，我比较愿意说话。但是其实，我还是偏内向一点，不怎么说话的。
拍电影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排解情绪的一种方式。
但是一鸣这个角色不全是我自己，一鸣的演员（薛立贤）他演出了他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其实我写一鸣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来写。这个人物有很多我青春期一些同学、朋友的影子，学校是一鸣的情感出口吧，这个人内心真的有很多压抑的东西，需要靠跑步抒发出来，包括逃课、翻墙、抽烟什么的。
我高中不抽烟，电影里的抽烟情节就是为了弥补满足一下高中没抽烟吧。包括我最后写一鸣跟妈妈说他不出国了，他要留下来高考，可能也是弥补了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现在让我重新选的话，我不一定出国，会去参加高考。
但那时候我对出国有强烈的意愿，更多的是想逃避我妈妈。我就是不想被束缚，当时跟她的矛盾争吵是无穷无尽的。
争吵的不一定是学习成绩什么的，但在当时那个压力下，两个人很容易因为随便一句话或者什么细节，就吵起来，比较紧绷。我现在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她是不对的。
她特别希望我成绩好。
其实我从小成绩都挺好的，读的也是重点中学，但从初中开始成绩就慢慢往下走，初中到高中六年每一年都往下跳。可能是我智力有点退化吧，真的想使劲的时候感觉落下太远了。
你刚才说自己开始有认知，开始能辨别虚假，没错，就是小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初中时意识层面稍微打开一点，到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你看到的世界，跟以前别人告诉你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有点迷茫、怀疑，甚至对一些社会现象、对人的虚伪有愤怒的感觉。
小时候肯定是觉得老师都是德才兼备的，但是长大后才发现⋯⋯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好。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事例。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是可以申请入团的。当时找了班长，他说你需要有推荐人。班长当时就是我同桌，我说那你推荐我吧，他说不行，我已经推荐别人了。
当时就觉得，这种真的要靠关系，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后来我就算了。我外公现在还想我入党呢，他说你入党你以后可以在电影局当官什么的，我心想我团都没入。
小时候他们拿我的生辰八字去算命，觉得我其实是可以当官的。我觉得也是扯淡，我这性格不可能。
02、“海归”：以导演之名
从前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港片，喜欢周星弛、成龙。
也希望更小的时候就能喜欢上电影，我现在阅片量还是偏少，对电影的理解也还少。就说豆瓣，我是今年才开始用，记录一下看了什么电影。《慕伶，一鸣，伟明》这个条目在豆瓣上谁添加的，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一个文青，虽然拍了一部所谓的文艺片。
那时去了美国才开始选专业，先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没什么门槛，美国有很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老头，都会去社区大学修一两门课，不是需要你考。
开始是想选广告制作，但是那是文科，大学没有，然后我就想先学一下电影吧，我觉得会拍电影的话，也可以拍广告。
后来就从社区大学转到综合性大学，我那帮老外同学是真热爱电影。你知道，老外喜欢一个东西就会钻进去，他们看了很多电影。
很多导演的名字，我是上课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我和他们现在都没有联系了，facebook都好多年不用了。
老外同学还挺有才华的，比方说你去一个短片影展，国内的学生拍出来的有点呆板，但老外同学随手拍的东西都有点意思，还是文化背景和教育的问题。可能从小教育体制对他们没有约束，独立思考能力可能比我们强。
但我觉得我自己拍得比同学要好点，自认为比他们强，拿起摄影机有感觉。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在美国上学才知道有侯孝贤、杨德昌，第一次看《一一》时，我在课堂上睡了有一个小时，太长。但同学就看得老高兴了，还有看徐克的片子，《笑傲江湖》，小的时候我看过，看得没那么认真，他们看得老开心了，华语电影会专门开一堂课，老师拿这些片子讲课。
因为《笑傲江湖》来自港片黄金年代，老师会更从学术层面讲，分析那会儿的香港新浪潮，带出胡金铨、张彻那些武侠前辈，包括周润发的那些片也介绍一下。
我记得还放过《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在国外还是有些名气的。在老师心中，王家卫排第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应该也有放，可能我逃课了，忘记了。
所以，社区大学上三年，综合大学上两年，我本科总共读了五年，毕业的时候二十三、四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有些留学生性格特别适合在国外呆，他们能融入美国社会。我还是比较内向，也没有很喜欢好莱坞。
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申请了一个电影制作课程，是纽大电影学院在新加坡开的一个分院。 虽然在新加坡，但没见过陈哲艺（《爸妈不在家》导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
我到了新加坡，才听同学们说有欧洲三大电影节，那时候都没概念。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把目标瞄准三大。我帮一个同学剪片子，剪完之后他说要送戛纳，我自己也没多想。所以我的制片人总是嘲笑我，你连谁谁谁的电影都没看过。
新加坡这个课程又是三年，我是上了一年不到就退学了。
因为学校倒闭了。
进去时很开心，读了半年。新加坡政府就不继续投钱了，纽大决定不要这个分院，在未来两三年关掉。
学校说你们是最后一届学生，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念下去，可以拿到毕业证，但学校的人越来越少，老师也会越来越少，我不喜欢。到了下半学期，校长就给我们一个选择，要是退学，学校可以把一整年的学费退回给你。
我觉得不错，然后就退学了，直接回广东了。
然后就呆着吧，也不知道干嘛。和我妈肯定还是有挺多摩擦，但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我没有学业压力，他们也没催我找工作。我一开始还有帮新加坡的同学拍拍片子，因为他们二年级开始了，有些同学会回国拍。没费用，就同学之间帮忙，所以就这么耗了一阵子。
一直呆到现在，还是在家里呆着。
也有去应聘那种影视工作。拍企业宣传片、旅游宣传片，都有一个模板的，不需要你动脑，没意思。不到一个月我又不想干了，打工老累了，给你的可能就四五千块。
我还记得《慕伶，一鸣，伟明》都开拍了，我又接了一个录像的活儿。广州的老年人京剧团有一个晚会，迎春活动。我姑丈找我去的，录了一下午可能就三百块吧，回来之后我想把素材给他，他说你帮我们剪一下吧。
我只有一个机位，还得剪出花来，最后还加了一点包装。还不够，他说你有没有帮我拍照？我说不是只是录一下吗，我也没有余地拍照，只能给他截图了，做成剧照的样子给他，然后他说你这个剪好了之后帮我们刻几张碟吧⋯⋯
一条龙服务，他们单位可能也有点不好意思，多给了两百块。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平衡，马上就做电影导演了，还做大一大二的学生才会接的活儿。
03、还愿：拍给我去世的爸爸
《慕伶，一鸣，伟明》这片子我构思了老久，2014年底就开始有概念，2015年开始写。
后来又去FIRST和香港HAF，也遇到一些前辈和资方，有合作意向，包括到后来17年合作的公司，要推进这个事。感觉那年暑假就可以拍了，但是在开拍之前一两个月，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大家的工作方式和想法不一样，和公司有一些意见分歧，最后中断了合作。
各方各面吧，主要是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个制片人，我一开始不知道，以为他给我当制片人就是给我找钱。后来发现，他也是投我这个片子的出品人。等于说我是没有制片人的，他直接就是我的资方了。
也不能说跟他是对立关系，他还是专业的，认真做事。只是大家想法不一样，他肯定要考虑到钱怎么花，觉得我比较傻。
当时还可以继续委曲求全，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中断了这个进程。
有两个月我在考虑我是做对还是做错了，两个月过后就跟家人说了这事，因为家人一直挺支持我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阿姨相对有经济基础，她知道我这几年参加创投，她说我可以投你。但我一直拒绝，我跟公司彻底中断关系之后，就在考虑，我到底是另外再找一个公司呢，还是找家里帮助呢？
最后还是找家人，因为找公司可能又是一个循环，又要重新议论，甚至再等两三年。
阿姨和我关系老好了，我妈那边的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我妈是老大，我是家里第一个小孩，阿姨可能也把最开始的母爱给了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
我爸妈很抠的，从来不买玩具，顶多给我买个钥匙扣什么的，很羞辱我的。因为中途搬了一次家，我妈就把我小时候的玩具都给我表弟了。
因为很多香港人其实也是广东过去的，文化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语言、饮食习惯，其实都差不多。
我也根据广州人说话习惯改了他们的剧本，有些俚语，还有香港人说话喜欢夹带英文的部分纠正过来。其实一鸣还有他的同学也都是香港人，演员在广东真不好找，影视资源比较贫瘠吧，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影片的第三幕处理得有点超现实，但是也有一定叙事。
就等于说爸爸第二天就去泡沫厂找他哥哥，那里我没放泡沫厂的工人，只是让泡沫厂自己在运转。它完全不是做出来的，我们哪有钱做这么好的效果。这个片子确实是有很多表达的比较委婉的地方。
其实我没有刻意把落点放在父子，让妈妈陪衬。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社会的家庭，女性不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而父亲这个病人，他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儿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最后爸爸弥留之际的这段，更多的情感连接是产生在父子身上。
父子俩最后躺在车厢卧铺的一个床位上，挤来挤去闹着玩。这场戏，其实是我爸的一个小心愿。
我爸挺嘴贫的，不太严肃。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可能我对我爸有点冷漠吧。他有时候会调侃我，说你小时候跟我都不知道有多亲近，老跑到我跟你妈的床上，跟我们挤在一起，都不敢自己睡觉。
他会这么说，然后他会稍微提议说，今晚要不要跟爸爸一起睡呀？但是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我肯定会拒绝他。
所以，我就在电影里，在一个环境下，把这个实现出来了。
对，我就把他的小心愿拍成了电影。
第一导演FIRST系列采访：
1.《平原上的夏洛克》导演徐磊专访
2.FIRST评委主席刁亦男专访
3.《鱼乐园》导演柴小雨
4.《马赛克少女》导演翟义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不知道是不是近几年的文艺片都拍“飘”了，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最近看过的一些，要么就故作矫情，在正常的对话里突然冒出些看似玄妙却谁也不懂的台词，要么就刻意去剧情化，平淡如水却又不见生活。
《小伟》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因为看到了生活。我自己也曾是癌症家庭的一份子——我父亲2011年因胃癌去世。全家面对压在头顶的死亡的克制和压抑，我是经历过的，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不允许大悲，但心里的阴云笼罩，偷偷跑厕所打120，人前嬉笑人后哭，这些细节在电影里都把握得很好。
影片算是导演为自己人生拍的一部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母亲慕伶，她如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操劳一生却得不到理解。她因忙碌而沉默，因沉默而卑微，因卑微而悲哀。
但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行”的隐喻和典故，这个“行”可以指“走”，也可以指“跑”，也可以是“逃”，也可以是“归”，甚至可以是“停”，但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电影有一个支线情节，就是邻居家总是偷偷逃跑的痴呆老太太。因为她知道那个家不该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年纪大了，就想回到梦里的家园。可是在外人看来，她只不过是老年痴呆罢了，所以她每次出走，都要被送回来。
一鸣一家也不会管她，他们自己家都千头万绪。
影片反复提到父亲脚臭，也说到一鸣自己脚臭，这可以说是导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细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因为走的路太多，到的地方太远，脚在鞋子里闷久了，自然会臭。可伟明父亲却非说这是芬芳的，对啊，一生走的路，成败与否，怎么能允许他人随便就一口否认。
还有一个，老师总在讲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关于阿基里斯悖论我们就不谈什么微积分了，我觉得它在这儿的隐喻是，我们永远无法撵上既定的命运，哪怕我们脚步已经很快，命运只是拖着缓重的脚步沉稳地行着。
先他们一段的命运，成为始终环绕影片的惨雾愁云。那么努力想摆脱这一切，可死亡就在前面等着，你还不能跑慢一点，总要追上它，成为它的附庸。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不能承受的事，所以一鸣想选择逃离。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自由潇洒的，所以他太想跑远一点，跑出学校，跑出这世间所有的喧嚣。
最后他的朋友，一只鞋子被保安拽了下来，他朋友又扔掉了他一只鞋。可以说，总有不得不留在原地的拘束，总有万般不自由让一个人没办法飞翔。而那只被扔掉的鞋，可以说是对自由的向往，身体虽不能赴行，心永奔之。
然而一鸣又下山，把鞋子扔了回来。
出走美国，或是留下陪病父度过最后的时光，人生渐渐好像，变得不在于最后的抉择，而是这抉择中间所必经的思想上的撕裂。
快结束时又讲到一个只能追逐阳光的人的故事。
有人只能追逐阳光，因为TA看不得黑暗；有的人追逐阳光，是因为TA经历过黑暗里无止境的绝望，所以TA不得不“逃”，TA只有逃。然而黑暗在后面追赶，TA只能加快脚步，跑快点，再跑快点，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这又让我想到，王家卫那个关于“无脚鸟”的比喻。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鸟生来就没有脚，它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这是我的命呀，思考只会坠落，只有不断扑棱翅膀才是意义。
阿基里斯永远在追乌龟，我们永远在追一个未知。可惜人生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踏过山河，发现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最基本的两个字：活着。
可以说，三个人，孩子在“逃”，母亲在原地踏步，而父亲，已经逃过一次，现在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就只剩“归”。
第三段我觉得最有毕赣风格，关乎一种沉静的死亡气质，关乎梦境的回归。兜兜转转地找寻，最后回到的家园如梦似真，恍若隔世，这对于很多在异乡飘零许久的人是有感同身受的。我们国人最讲“落叶归根”，似乎回到故土了才算完整，但很多人不解的是，如果对故乡那么留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留在故乡呢？
所以说到底，我们所留恋的，是记忆中被美化了的故乡，那是当一个游子沉湎于无声的呼唤时，内心会浮现的一个可以逃离的场所，避风的港湾，失落的精神家园。
但它一触就碎，当你真的踏上故土时，又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恍惚感就由此产生，我想这也是毕赣电影里所有呓语和梦幻的出发点。
伟明还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死亡踏上这片土地的，一个将死之人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不过鸿雁踏雪，生死由不得自己，不知从何始，不知在哪终。
或许父亲也意识到自己带给他们母子俩的沉重，在火车上有了那段经典的场面，他努力按住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睡一张床，还邀请妻子一起躺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想完成许多未竟的事，比如和最亲近的人，再接近一点，没有任何罅隙地相拥。
因为平时，大家心都很远啊。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不是么。
最后影片以一些生活琐事结尾，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人生也不过如此吧，面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也不能总在悲伤中度日，努力装作正常，心里却知道一切都不正常了，大石压胸口，再喘不过气来，当镜头在拍你了，总得笑一笑吧。
在《小伟》的结尾，镜头起身，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影片开头同样恍惚又充满回忆的天台坐凳上，仿佛一个行累但可以心歇的父亲。
无论这样的首尾衔接是好是坏，《小伟》都抓住机会完成了某件可能对导演黄梓来说重要的事：为悼亡父亲的电影主题探清叙事轨迹。除祛瞟一眼简介即知的内容外，《小伟》的三段式结构，理所应当的来源于其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的自分结构，父亲伟明已过世，母亲慕伶仍健在，一鸣自己应该还有着尚未可确定无疑的未来，而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未来的还在远方，无论是对刚刚成年的儿子，亦或饱经世事的母亲来说都是一样，这表达了一个绝对真实的人生意象-生活在继续。
人生应如此的视感，从线性叙事的顺序出发，应该按照过去→现在→将来般可经验在父亲、母亲、儿子的顺序下来讲述，才有那种人生的感觉，但在《小伟》中，实际却是按照母亲、儿子、父亲的顺序讲述，这一方面预示着电影叙事的风格化，另一方面这种不寻常则构成了耐人回味的叙事脉络，其回味来源于适应-无论是朋友、同学的暂别还是亲人的永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用一段时间去习惯。在这之后，生活应该怎样继续才会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小伟》充满自顾自存在感的镜头语言之中，情节里始终有一个因为癌症而注定要逝去的父亲，可以形成最终的封闭，而成为难以规避的故事事实。祛戏剧的泛焦处理，或可以归结到黄梓编剧经历的稚嫩不足，或也可能因为有些经历的情感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而更像是一种祛时空的补偿性措施。而从第三段父亲{伟明}的无逻辑回溯与现时交叉的所谓“梦”的开始，那些扩展的额外在地形式，也渐渐因为形式上与名义上的接收者-儿子与母亲，和真正的接受者-观众 不断错失而趋“散”，虽然时空会因为场景总是框定在广东的小家、老家、学校、医院等因循旧景的叙事空间而凸显出实在，从而不至于过度缺乏存在感，但故事本身因为父亲的渐行渐远，是在逐渐丧失存在感，它并不适应也并不应该被那种积累情绪、累积存在感作为驱动力的镜头捕捉和呈现，创造共情首先需要能移情的想象共同基础。简言之，我们作为观者和慕伶、一鸣作为母亲与儿子共同知道只有父亲会逝去的事实而已。而这样“散”的失衡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即叙事无法被父亲逝去的事实封闭，可但是，艺术正是因为有限的形式才能成为“艺术”，就像电影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一样，叙事时间终将结束于一点，而形成一个先于《小伟》结尾的封闭，所以在结尾，不被提及却已经确定逝去的父亲就和开篇提到的那个仿佛还健在的父亲形成因果，另一段叙事轨迹也就显现了，进而反过来对“祛戏剧”进行修正，而使{伟明}的第三段呈现出一种在整体中，又无法融入整体叙事的感觉。
回看《小伟》中{一鸣}部分漫不经心的“阿基里斯与龟”小故事，阿基里斯在理智的推导之下当然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极限永远存在于他们俩之间，但从经验角度来讲，恐怕没人会否认阿基里斯几乎瞬间就可以追上甚至超过乌龟，所以这段在笛卡尔完备性唯心论下的时间，就必然不可能是一段真实绵延的时间，而只是一段被截取的晶体时间（博格森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段基本能当作对{伟明}段落的绝佳转喻，也是坐落在整个故事时间中，{一鸣}对{伟明}不必言明的情感，终将因为人不得不活在当下的生活终将继续，而回流到{慕伶}。
所以，视开头和结尾显然已经显形的叙事者为“历史的父亲-现在的母亲-未来的儿子”的三位一体的话，那么在其善始善终的循环之中，就必然因为存在先于本质，而有着儿子也已可以歇心的答案。诚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父母是挡在你和死神之间的一席门帘”。细细想来，黄梓在拍摄这部悼念父亲并珍惜母亲的电影之前，可能就已经和生活达成了和解并可以继续前行，而那席门帘，也终究只是虚掩着罢了。
讲癌症的电影越来越多了。
《滚蛋吧！肿瘤君》《我不是药神》，再到今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滚蛋吧！肿瘤君》讲个人，患者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我不是药神》讲社会，疾病不是最可怕的，疾病关联的诸多道德、法律、医疗体系问题，才是药物难以医治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讲关系，疾病能被治愈，但是患者和周围人的关系，却要面临着一辈子的改变，“你难，周围的人更难”。
我们可以看到，对癌症了解、认识得越多，我们越不再强调那个“癌”字，我们学着直视“它”，暴露它带来的问题，思考未来的道路，认识上的进步和医疗上的进步齐头并进。《我不是药神》最终票房31亿，《送你一朵小红花》仍在上映，目前票房已超12亿。
本周，又有一部关于癌症的电影上映，这部电影是曾在2019年惊艳FIRST青年影展的“惊人首作”（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取材于导演个人的真实经历。
表面上看，《小伟》更小，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了父亲查出肝癌后，一家三口如何面对变故；
实际上，《小伟》也很大，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分别是母亲、孩子、父亲的名字，这已经告诉了观众，夫与妻，父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中国家庭面临所有问题绕不开的情意结。
导演黄梓没有以娓娓道来的讲故事方式进行创作，而是借由镜头语言的灵活，令观众来到不可能之时空，在不同的段落分别进入母亲、儿子和父亲的内心。
正像片子的英文名All About ING 所示， ING是三个人名字的韵脚，也是时态，关乎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也关乎时间。
一方面是一家人如何面对被癌症宣判后的现在时，另一方面是因疾病而回溯过往、思考未来，三人关系往复恳谈的过去式和未来式。当中展现的，是中国传统孝悌在现代面临的复杂局面，医疗在进步，但它并没有办法确定带来奇迹，家人要不要告诉患者真实病情？当父亲的病情已成定局，又是否应该由于这一必然到来的变数，更改自己对个人前途的选择？
现实中的导演黄梓选择了NO，电影中的一鸣选择了YES。黄梓的犹疑从没有停止，电影《小伟》不仅体现了他的思考，也处处体现着他对父亲的思念，包括“小伟”这一电影名，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导演父亲的名字，影片正式公映，电影从《慕伶，一鸣，伟明》改成《小伟》，就是因为他想把这部电影当作“送给父亲的礼物”，尽管在影片创作出来后，他一度非常不希望母亲去看，“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就不想面对他们看完电影，可能要跟我聊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说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有这种对话发生，但是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这样做。”
和前面提到的抗癌电影相比，《小伟》的气质是独特的，除了三段式结构、超现实段落外，这还是部难得的“南方新浪潮”（或许不该归类，实际上《小伟》和其他被归类为“南方新浪潮”的电影并不相同）。
导演黄梓是广州人，影片在广州拍摄，这就赋予了电影亮眼的南国色彩，一个南方家庭故事除却浪漫的想象终落到实处。
以个体经验为蓝本的回溯中，导演始终保持着适度的清醒和克制。它是怎样的独特又触及内心，如果你面临这样的困境要怎么选？欢迎进影院看看。
拍电影网Pmovie此前在金鸡影展上观看了《小伟》，也有幸采访到了导演黄梓。无论是仅由家人资助开始的拍摄，“三顾茅庐”找到的演员，历时三年多的创作打磨，还是即将上映的改名，黄梓创作《小伟》的经历，对青年电影人来说或许很有借鉴意义。 他“不想通过《小伟》和家人达成某种和解”，也不认为“电影节就代表了好电影”……
《慕伶，一鸣，伟明》改名《小伟》，希望与父亲对话
拍电影网Pmovie：刚才映后听您说片名改成《小伟》有更多私人感情在，这完全是您个人自觉的选择吗？
黄梓：是我舒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吧，出品方和宣发从传播上考虑希望改片名，但他们也尊重我，我们想了一百多个片名，里面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最后我自己唯一能够接受改片名的方式，就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这个片子。
拍电影网Pmovie：所以其实也有一点权衡妥协的因素？ 黄梓：反正我觉得“小伟”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个片名。 拍电影网Pmovie：要是这两个选的话？
黄梓：《慕伶，一鸣，伟明》是我最开始的选择，《小伟》是我现在的选择，之前的片名是三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更贴合电影本身，我的电影也是分了三个人物这样的结构。但是就我自己的一个内心诉求，《小伟》代表了我希望跟父亲对话的愿望。
拍电影网Pmovie：电影创作可能会面临一些妥协，您怎么看待这种创作和妥协之间的关系？
黄梓：我可能没办法以一个过来人的立场去讲述，因为其实我没有妥协。所谓的没有妥协是说我前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行业的支持，依靠的是家人帮助，家人没有管我创作上具体的事，所以我还是特别自由，限制可能更多是资金层面的，还有受条件限制。毕竟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所以限制是更客观的那种。 当然也会影响到创作，但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做这个片子，首先它的故事体量有限，然后我也知道我并不是要把它做成商业片或者做成那种强视觉冲击，剧情跌宕起伏的一个片子。小体量，小成本制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在这个框架下去选择用什么演员，或者说我去选择用什么拍摄方式是有明确范围的，可能更偏向于用实景拍摄，因为如果是搭景或者说棚内拍摄，会牵扯到更多的人员和资金的调配。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才有提到说这部作品创作，筹备期是很长的，可以说一下大概是多久吗？
黄梓：这部片子是18年拍的，如果把写剧本算在筹备阶段的话，那就是三年，15年开始写剧本到18年拍摄，制作可能花了一年多，19年完成这个片子，然后再在最后去走一些流程，到今年算是正式完成。
拍电影网Pmovie：拍摄的时间呢？
黄梓：拍摄时间其实就是30多天，后来也经历了几次补拍，也是那种两三天的小补拍，算起来可能不到40天。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中小体量的电影来说，应该大概都是这么个时间跨度，拍摄周期一个月左右。
三顾茅庐敲定两位香港演员
拍电影网Pmovie：这部电影的三位主演都来自香港，创作过程中您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有没有跟您有产生分歧的时候，这时您会怎么去解决？
黄梓：我们主要的讨论就是对于剧本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这个故事、人物有一些讨论，这些我们放在了前期筹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一起围读剧本，一起聊怎么塑造这个人物，人物之间是怎么有一个情感纽带去绑定他们。拍摄的时候其实是挺顺滑的。 当然肯定也有大家对于某一场戏或者某一个细节意见分歧的时候，这时我们就认真地去讨论，而不是说因为他想这样，然后我迁就他，让他去做这个表演，或者说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然后要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表演。我们都会去做充分的沟通，可能几个方向都去尝试，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这肯定是基于我们之前讨论定下的，更贴近生活本质地去做一个表演呈现。
拍电影网Pmovie：等于说你们是先达成了一个共识，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专业的演员，是能够理解尊重创作的。
黄梓：是，而且有一点可能省了我很多导戏的工作，演父母的这两位演员本来就是夫妻，如果两人是陌生演员，他们就需要先建立一种默契，需要相处，需要有这么一段时间让他们去产生化学反应，去互相熟悉，或者说需要在剧中演一对夫妻的时候，他们要大量地去沟通。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夫妻，已经认识几十年，每天都一起生活，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生活里面的那部分，带到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这点是挺难能可贵的。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在Facebook上联系到他们的，一开始知道他们是夫妻吗？是同时联系的他们两个？
黄梓：联系的是演爸爸的演员高翰文先生，高翰文先生其实也代表了他妻子，有点像是他妻子的经纪人，就是更多对外事物的对接都是高翰文先生去做，当然他们本来也没有经纪人，他们没有什么经纪公司，是很独立的香港话剧演员。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怎么获得他们信任的？因为您还是第一次拍自己的长片。
黄梓：是不太容易。之前《小伟》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放映，因为疫情原因我没法去，所以就由他们三位香港演员去做映后活动，我们剧组的香港小伙伴就跟我说，高先生高太太在映后的时候说特别感谢我，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拒绝我的，不想答应我来广州演戏，但是我去香港找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看了剧本，有被打动到，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一起去做的，才接受了这个工作。 因为他们的孩子年纪还小，所以一开始他们考虑到要照顾孩子，拒绝了我两次，然后第三次我们一起去想办法，看怎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后是拍摄中间给他们放假，拍一个礼拜到十天，就让他们放三四天的假回香港去照顾下孩子，然后再回到剧组继续拍摄，我们这边尽量提前安排好拍摄计划。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怎么认定这两个演员的？是什么促使您多次去香港去找他们，希望由他们来演？
黄梓：虽然他们是话剧演员，但他们平时也有演一些短片，一些学生作业，我有看过那些学生作业。通过他们的表演我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演员，在应对不同的艺术类别时，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方式。他们演话剧的时候，会以一种方式去表演，但他们出现在影像里面的时候，又可以呈现另外一种表演的感觉，他们还是可以把生活的那部分带进去，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一个自我修养。
拍电影网Pmovie：您去香港找过他们几次？
黄梓：好像有三次，我当时也发了微博，开玩笑说三顾茅庐。我们特别坚持，其实还没见面的时候，高先生已经委婉拒绝了我们，但我们还是希望去香港见一下他们，当面再聊一下。
对家乡有一种很熟悉的陌生感
拍电影网Pmovie：因为这个故事是取材于您个人的经历，所以您把背景设置在了您的家乡广州，我之前有看一些访谈，您说设定了以后去审视广州，会发现之前可能对它并不是这么的认识，拍完以后您对广州的情感和认识有变化吗？
黄梓：是有变化的，其实在我开拍之前做剧本创作，也就是一边写剧本一边勘景的时候，对广州就开始有了一个更多维度的认识。因为你写一个广州家庭的故事，也不是只写家庭的部分，你把这些人物放置在广州这个地方，广州有它的地域文化，有它的语言文化，还有它的饮食文化，所有这些会辐射到很多细节里。 包括人物的塑造——南方人、本地人或者说像爸爸是青壮年的时候离开那个小岛来到的广州，所有这些在剧本创作的时候都得考虑进去。所以平时会更留心地去观察、去感受，包括自己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会尝试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事情。
调查这个有，当然也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或者说为了拍一部电影才去做的。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到了20多岁，经历了出国留学，再回到自己的故土，虽然差不多每年都会回广州，但是当你在另外一个国度，在一个西方国家生活了几年之后再回到广州，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陌生感，这种感觉就会让你试图去寻找为什么。
拍电影网Pmovie：其实《小伟》会不会也算是您这种感觉的体现，因为我看有一些影评说，很少能看到拿自己的经历去拍，但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的。
黄梓：是的。我跟广州的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或者说是一种间离感也同样体现在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互相勾连的。
拍电影网Pmovie：我看您之前的短片《彼岸》是在新加坡拍的，据说是您到了一个岛上，看到那个场景就有了灵感，所以地域会给您创作上的灵感吗？
黄梓：会，我是属于那种一边写剧本一边勘景的人。我暂时没办法做到完全先写一个剧本出来，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场景，去配合到这里面的剧情，我可能还是得同步进行这个事情。
和李丹枫老师做了一些听觉上的尝试
拍电影网Pmovie：《小伟》这部电影的声音特别丰富，我看到声音指导是李丹枫老师，您是怎么跟他合作的？
黄梓：我跟丹枫老师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成为了朋友，可能16年，当时还在剧本创作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看过剧本了。我有看过他做的一些电影作品，以及他做声音设计的一些其他作品，挺欣赏丹枫老师的。后来给他发了我的剧本，虽然当时没有见面聊，但是也打电话聊了很久，对于某些场景的声音的设想，或者说对于整部电影听觉上面的一种想象，大家都有在这通电话里面讨论，有碰撞出一种想一起去做声音设计，或者说做听觉上面的一些尝试的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后来片子粗剪之后我也带去他工作室，给他看了，看完之后他也挺喜欢的，我们又做了更多的讨论，觉得彼此都特别想把这个电影的听觉的部分做到一个我们特别想要达到的状态，所以就达成了合作。
拍电影网Pmovie：电影中的一些交谈，我注意到是没有字幕，以及平时周围的人讲话的声音，这也是你们一起碰撞出来的吗？
黄梓：那可能是环境音，环境音有些是同期录的，有一些可能是在拍摄的那天，拍完那场戏单独去录的。有一些是特别去找了学校或者找了医院，后来拍摄完之后，将在这些场景录制的一些环境音再做混音，觉得哪里适合或多放这种环境音，或者加一些其他音效，有一些动态的调整，其实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不想通过《小伟》和家人达成某种和解
拍电影网Pmovie：《小伟》接下来也快要上映了，您曾说这是您献给父亲的礼物，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对您和家人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黄梓：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我妈在去年First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就去现场看了这部电影。她之前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她说“要不要我也去看一下”，我就说“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机会上映的时候再给你看”，但是她后来也没管我，就跟我阿姨两个人买了机票去了西宁。我知道她肯定会看哭的。因为她看什么电影都会哭，所以我的电影她看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们后来没有针对电影深入地去聊，我跟她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对于父亲过去的回忆、感受，一直没有，但是我觉得那种影响并不是马上会见效的，可能更多是一种长远的影响，它以后还会再慢慢发生变化，可能会慢慢生长。我们母子之间始终有情感纽带。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影响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会产生影响。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想让您的家人去看？
黄梓：对，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就不想面对他们看完电影，可能要跟我聊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说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有这种对话发生，但是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这样做。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开始想的那种对话是怕他们去跟你讲这段经历，怕回溯这段经历，还是怕他们说教？ 黄梓：我不怕回溯经历，我怕的是好像我拍了这部电影，我跟我妈就达成了和解，成为一个特别标志性意义的事，我不想有这种和解。 拍电影网Pmovie：那家人现在对您拍电影是什么看法？您之前说可能家人还是想要你回去找工作之类的，现在有改变吗？
黄梓：之前我没拍电影之前，我外公他会觉得我有点浪费，说我从小数学这么好，我应该是做会计、财务之类的。他当时看报纸，会用那种红色的马克笔，把他觉得合适的工作招聘圈起来给我看。他还劝我入党，家人一直希望我做一个公务员。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给我算命觉得我是适合当官的，或者说仕途会跟我的命格更相近。 现在他们看到了我在电影上做出一些所谓的成绩之后，会觉得我是能拍电影的，不过我外公依然会劝我入党，希望我到电影局里面做干部，以后可以做到电影局的领导。他会有这种愿望，其实是希望看到孙子做一个正派的人。我记得有一年他生日，我问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跟我们说他的生日愿望是实现共产主义。我特别理解他或者他们那一代人，无论是他们的一些想法、观念，还是他们的思想层面的一些意识。
阴差阳错地踏入电影行业
拍电影网Pmovie：我看您的履历，您说学电影这件事情算是阴差阳错，您最开始想拍广告，为什么想拍广告？
黄梓：因为高中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意广告，都是获奖广告，跟我们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广告不一样，很有意思，很有创意。你知道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就会想到曾经上美术课的时候给我带来触动的这些广告。
拍电影网Pmovie：后来学了电影以后有接触广告吗？
黄梓：其实最后也没怎么接触广告，当时的想法是我先学电影，既然学校里面没有专门学拍广告的，可以先学一下电影理论，或者一些电影实操的简单课程，当时觉得如果我会拍电影的话，我不就会拍广告了（笑）？当时想法也挺天真的，长大了之后发现拍电影和拍广告其实是两个事情，我后来没有真正去做广告，因为也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以后有机会我会想去做一些广告方面的尝试。
拍电影网Pmovie：那您和您学校的同学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很多是很喜欢电影然后去学电影，当时跟同学相处以及后来和比较“学院派”的创作者相处会有压力吗？
黄梓：我经常会被制片人吐槽，说你怎么连谁的片子都没看过，你怎么当导演的，怎么拍电影，总是会被吐槽看电影没看多少，有一点压力吧。但是我近几年确实有在认真看电影，也不是为了做功课或者说补课，就慢慢地真的喜欢上了电影，就会离不开电影。可能一两天两三天不看电影还行，但是如果整个礼拜不看电影就会觉得身体好像缺少了什么。 一开始刚学电影的时候也没有说很喜欢电影，但后来慢慢地觉得电影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说人生际遇是有限的，但是通过电影你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的经历，别人的人生，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发生什么，会引起自己的一些思考，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好电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纽约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的氛围怎么样，对您成长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黄梓：我是在纽约大学在新加坡的一个艺术分院学习的，所以并不是在纽约读的电影。我本科是在美国加州读的，但后来在纽大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新加坡。 纽大阶段觉得是在经历一个非常全面的专业培训，更偏向于实操方面的——电影制作，跟本科我们学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会有导演课、编剧课、摄影课，甚至制片课，然后包括打光、录音、声音设计、剪辑我们全都学。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每个学期都得拍片子，然后跟同学一起做，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想做导演，有些人可能想做摄影师，但是所有人都要拍一部自己的短片，那部短片得跟同学一起合作，别人拍短片的时候，你得去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片子。
我们是那种轮岗制，比方说这个片子里面我做导演，他做的是摄影，他做的是录音，副导演什么的，然后可能到我去帮他们拍片子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录音，成为了美术或者成为了副导演，每个岗位都会去轮一遍，然后我们都会有相关的一些经验，这个学习经历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可能也会有一点不适应，因为我对电影的喜欢比较晚。进了电影学校，开始接触到更多电影制作，我自己也看更多电影的时候，才开始喜欢。但是很多同学他们可能是更早的时候，甚至青少年时期就喜欢电影了，他们20多岁的时候进了一个电影学校去学习怎么制作电影。我后来慢慢感觉，整个学校有一种氛围，我们好像是为了什么特意地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去学校学习，我们去拍作品，好像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作品去到很好的电影节，会有一点点功利的成分在里面。
当时某程度上我也被影响了，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三大电影节是什么，我是后来跟同学聊天，才知道三大原来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原来除了奥斯卡以外还有三大。然后大家拍自己作业，拍短片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短片可以被三大看到，可以被选进去，可能我的想法也会进入到这么一个主流里面。后来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着急了，因为我对电影的认识、了解还在一个起步阶段，却马上就得为了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后来还是退学了，除了学校要倒闭这个原因以外，也有我个人的这部分原因，退学后就自己在家看电影、写剧本。当然我在学校还是学到了挺多东西的。虽然可能在这么一个氛围底下是稍稍有一点不舒服。当时学校提的条件也特别好，他让我们选，我们如果决定退学的话，就把一年的学费退回来，就等于说我上了一年的霸王书，什么学费都没给，还学到挺多东西，我觉得太值了。
拍电影网Pmovie：虽然说没有走奔着投奖这样一条路，但您的处女作其实获得了挺多肯定的，您这个起点算是很高的。
黄梓：可能客观上别人看是这样，但还是希望下一部拍得更好一些。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走了一些电影节，对于电影节体系有一些自己的认知了之后，会觉得拍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而去做创作、做表达的。好电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因为电影有无限的可能。电影节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好电影，但是电影节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框架，可能只有某些符合这个电影节审美的电影才能进入到他们的体系里面，而一些不像他们样貌的电影，其实也是好电影，就无法进入。我觉得也不能忽视那部分电影的表达。虽然电影节很多，但是电影节也不是就能代表所有的好电影。
采访丨大大q同学
撰文、编辑| 大大q同学、佐尔巴
统筹丨拍电影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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