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安的荔枝》真是火爆，马亲王的小说底子摆在那里，加上精美的服化道，谁不爱看大唐天宝年间的荔枝传奇？
可追剧追到现在，我心里是越来越堵得慌——尤其是剧中凭空硬塞进来的“小舅子郑平安引发的朝堂谍战戏”，真是看得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马伯庸原著小说从构思到完稿7万字历时仅11天，鲜荔枝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抵长安不需10日，出品方愣是把本来脉络简单、节奏明快的短篇故事抻成又臭又长的裹脚布。
剧中充斥着大量大白话一般的台词、低级的谐音梗、尴尬浮夸的笑料，雷佳音和岳云鹏的对手戏仿佛现代插科打诨的相声段子。
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郑平安这条线，从人到事不仅全是“架空”，而且逻辑漏洞百出，不得不质疑编剧是否读过历史。
槽点一：郑平安的“陪酒侍郎”
剧中郑平安在长安酒肆中陪酒，号称“陪酒侍郎”。要知道在唐代对官职僭越是零容忍的，法律明令禁止民间使用官职相关称谓。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杖杀过一名自称“参军”的优伶。
而“侍郎”为三省（主要是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副手称为左右仆射）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副职，是正三品至正四品高阶官职。
按照《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律》规定：诸诈假官，假与人官及受假者，流二千里。
郑平安擅用“侍郎”属于“诈称官衔”，已经触犯了《诈伪律》，是要被流放两千里的。
若仅为酒客戏谑称呼，虽非主动冒充，但因传播僭越之名，仍触犯《唐律疏议·杂律》的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而据《唐令·狱官令》所记：杖八十需断腿骨，郑平安作为一个被逐出家族的落魄之人，还敢僭越自称“侍郎”，简直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
或许编剧觉得“侍郎”——陪酒服侍别人的郎君，这样的谐音梗还挺幽默的吧。
槽点二：高州刺史何有光
原著小说中，李善德到岭南办理荔枝转运，找的是岭南经略使何履光，岭南经略府驻广州，总揽岭南五府（广、桂、邕、容、安南）的军政大权。
历史上确实有何履光这个人，但是《新唐书》、《旧唐书》均未对其做传，我们无法查到他的详细生平信息，只有一些侧面的记载其曾多次对南诏作战，官至岭南节度使，安史之乱时期奉诏出兵勤王。
而在改编的电视剧中，编剧大笔一挥，不仅将何有光降了职，而且驻地也改在了高州。
唐朝时“高州”，其核心区域位于今广东省茂名市代管的县级市——高州市境内，也确实是历史上荔枝进贡的核心区。
问题在于高州既不临海，也不是市舶使的驻地（唐朝时没有市舶司，只有市舶使，驻地在广州），那么剧中的胡商从哪里来？胡商被扣押的大船又是从何而来？
这么大的漏洞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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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笑的是，何有光的出身被设定为海盗，接受招安后慢慢升为刺史。
我们结合唐朝的真实历史，来看看这个海盗出身的何有光是否有可能成为刺史。
唐朝时的海盗主要集中在浙东（明州、台州）、福建（泉州）、岭南（广州）沿海地区，多为数十人，凭借小船劫掠商船，从未形成可以和官军对抗的大型海盗集团。
据《唐会要》记载，广州海面偶有小股海盗，市舶使（非刺史）率水师即可清剿。
《唐律疏议·贼盗律》中明文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而海盗劫掠属“十恶”之“不道”，若海盗真有强大军力，那就属于谋反的大罪，按律当斩，绝无招安的可能。
玄宗年间海盗唯一“转正”途径是天宝十年（751年）安南都护王式征讨南诏，招募“熟海路者”为先锋（《蛮书·卷六》），幸存者授从九品陪戎校尉（无实权散官）。
另一方面，在唐朝要坐到刺史的高位，是有硬性规定的：
- 出身：必须为良籍（非贱民、罪户），三代无刑狱记录。
- 资历：需有县令任职经历，经吏部考核“四善二十七最”（《通典·选举典》）。
- 流程：五品以上刺史由皇帝亲自任命。
高州属中州，刺史至少也是正四品或者从三品的高官，岂是一个海盗出身，大字不识的文盲能担任的。
总之，“招安海盗当刺史”在玄宗时期是绝无可能的天方夜谭。
剧中对何有光的设定，再结合原著小说中岭南经略使何履光曾经多次参与南诏作战，应该是编剧将明清海盗故事（如汪直、郑芝龙）嫁接到了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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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光的前任大哥海虎发行“海筹”，跟人合股经商。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的股份制起源于南宋，唐代海商仅有契约合伙制，共担风险，从未出现股份制融资。
而且身为海盗属“十恶”罪犯，劫掠是其唯一生存逻辑，分赃是其唯一“分红”方式，民间谁敢购其“股”？
若真有大唐海盗举着“海筹”招股，恐怕首先要面对唐律中的冰冷条文：“与贼交通，货以钱粮者绞”。
历史上，直到明清时代才出现汪直、郑芝龙等海盗集团使用股权融资，不得不承认，编剧的明清史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用错了地方。
小槽点：
剧中何有光的重要助手刺史府“掌书记”赵辛民，“掌书记”这个职位在唐朝时是节度使府中从八品文职幕僚，此官职仅限节度使府才会有，唐代刺史属下中绝无“掌书记”一职，仅有“判官”、“推官”等下属官职。
编剧这里将赵辛民下放到刺史府，是给赵辛民升官了呢，还是降职了呢？
吐槽三：神奇的“兵鱼符”
剧中何有光投靠右相，是为了获得“兵鱼符”这个神奇的物品。
由于唐朝从来没有“兵鱼符”这么个玩意儿，我们只能通过剧中的信息来猜测“兵鱼符”可能具有的功能。
1、用来调兵
“兵鱼符”的名称与“兵符”接近，作为海盗出身的何有光应该比较在意兵权，获得“兵鱼符”后可以方便的调动手下兵将。
我们结合唐代律法、兵制文献及历史案例，可明确的说：宰相私授兵符调兵绝无可能，此行为等同于谋反。
根据《唐六典》记载：“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省，省下兵部，符下州府。每符以铜鱼一、敕书一，同函封付使者。”
也就是说，唐朝时但凡调兵，需要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敕书；兵部持左鱼符，与地方折冲府或节度使右鱼符进行勘合（符不合不发兵）；使者持符调兵时，必有监察御史随行监督。
宰相若私授兵符，按“矫诏发兵”罪论处，适用《贼盗律》谋反条款——本人腰斩，父子绞刑，亲属流三千里。
强悍如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合法持兵符），叛变时尚需：伪造敕书：谎称“奉密诏讨杨国忠”；煽动部将：以个人威信裹挟平卢边军。
况且，唐朝时的刺史仅可组织民兵（差役）抓抓小偷，地方上的折冲府由中央十二卫直属，刺史根本无权过问。
一个真实的案例：开元十五年（727年），光州刺史崔志廉私调三百府兵剿匪，未及时补报兵部，最终流放崖州。
一个小小的高州刺史，如果不是想造反的话，他跟右相做交易，索要“兵鱼符”这等要命的玩意儿图什么呢？
2、任免手下官员
剧中何有光曾说：只要拿到了兵鱼符，三个月之内就上上下下把人都换掉。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唐代行政体系中，刺史对下属官员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刺史影响下属升迁只有三种合法途径：
- 考课定等权：每年对下属作绩效考核（分九等），考绩优者可推荐升迁。
- 弹劾建议权：对渎职官员可奏请罢免，但无权直接罢免。
- 临时替补权：县令出缺时可暂指定县丞代理（不超过60日），还需要速报吏部选补。
如果刺史擅自私免朝廷命官按“擅置官”罪论处，徒一年。违规提拔、举荐亲属为官者，本人免官、亲属流放。
何有光如果想任免手下官员，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作。天宝末年朝政腐败，官员的任免大权主要掌握在杨国忠等中央大佬的手中，卖官粥爵可是杨国忠的一条发财门道。
何有光只要向右相行贿，让右相批准自己的弹劾奏疏即可，何必还要写什么“效忠信”这种授人以柄的东西呢？
而且一个刺史想凭借所谓的“兵鱼符”就任免手下，这会动了杨国忠的奶酪，右相怎么可能赐给何有光“兵鱼符”呢？
吐槽四：没有姓名的左、右相
剧中郑平安为了拿到右相与地方大员勾结的证据，帮助左相战胜政敌，同时为父报仇洗刷冤屈，于是冒名顶替化身卧底南下岭南。
这是剧集相比原著最大的改动，并引出了大量新增人物，可谓编剧的“画龙点睛”之笔。
那么，历史上唐玄宗天宝年间的真实政争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会以为剧中的左相和右相原型是玄宗年间两大奸臣：李林甫和杨国忠。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杨国忠是在李林甫死后才继任右相（中书令）。
杨国忠任右相时的左相是陈希烈，陈希烈可谓杨国忠的傀儡和“橡皮图章”，史载杨国忠“决事私家，希烈但署名而已”，“政事堂形同虚设”。
真实的陈希烈可不敢如剧中的左相一般，安插卧底，挑战右相。
或许连编剧也知道自己的脑洞开的太大，实在不好意思给左、右相瞎编个名字吧。
吐槽五：又见“靖安司”
《长安的荔枝》剧集中，左相依靠“靖安司”这个衙门来获取右相与地方官员勾结的证据，引出朝堂暗战的戏码。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观众一定对“靖安司”不陌生，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唐朝并不存在类似明朝锦衣卫的专职特务机构。
唐朝时的法定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其核心架构包括：
- 台院：侍御史（从六品下）专盯京官，可“风闻奏事”。
- 殿院：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监察朝仪，玄宗时扩权至弹劾宰相。
- 察院：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出巡地方，“以六条察州县”。
搞笑的是，编剧在朝堂暗战这一条线上，架空虚构了一批人物，但是这个靖安司丞“卢奂”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卢奂是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御史中丞，卢奂为官清廉，李林甫死后拒绝倒向杨国忠。
其背景经历倒是挺适合“靖安司丞”这个职位，于是编剧就将“彼卢奂换作此卢奂”。
可是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卢奂的真实原型呢，御史的职位也可以完成剧情啊，改成靖安司丞完全是画蛇添足。
编剧在《长安的荔枝》中再次让“靖安司”登场，只能理解为对《长安十二时辰》的致敬了。
为何总爱“注水”？无非是贪和懒
《长安的荔枝》暴露的问题，不过是当下国产剧“注水”顽疾的一个缩影。
好好一个“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绝佳故事，非要强行塞进一条逻辑漏洞百出、史实错误成堆的“权谋暗战线”。
在此，不禁想问一句为什么？原因无非以下三点：
- 贪！ 集数拉长=卖更多钱。管你剧情是否合理，注水的猪肉也能卖出好价钱，编剧、演员也能多拿酬劳。
- 懒！ 原创高质量情节不仅费脑筋，还要查阅各种资料以确保剧情真实可靠，远不如套用现成的“权谋/宅斗”模板省事。
- 虚！ 对历史缺乏敬畏，觉得“戏说”就是万能的挡箭牌，细节可以随意涂抹，脑洞大开美其名曰有创意。
一部好的改编历史剧，是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戏剧的微光，而不是把历史当作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长安的荔枝》原著中那“千古艰难唯做事，一事功成万头秃”的悲壮与讽刺，本已足够保证完成一部高质量的迷你剧。
可惜剧方贪心不足，非要画蛇添足，生生把一盘新鲜的岭南荔枝，做成了兑水加糖精的劣质罐头。
原著中李善德耗尽心血完成不可能任务后，只余满心悲凉。这份苍凉感，或许也是对当下某些影视创作生态的绝妙隐喻——当创作者沉迷于注水带来的浮华泡沫，耗尽观众的信任与耐心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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