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胡玫说过，“拍《孔子》是需要勇气的”。而在咱们这疙瘩，因为有一种奇怪的传统，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你评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其实就是在评论这个人物本身，所以评论《孔子》也是需要勇气的。不过，好在《孔子》这部电影没给我们挖这么深的坑，因为孔子是什么人，不是我这等屁民可以评论的。而《孔子》这部电影，因为留给观众太多的读解可能，所以也成就没什么可评论的了。“给个话儿啊！”这句台词，在正片中出现的戏份是孔子力主禁止活人献祭，这句话是孔子在挤兑公山狃，所以虽然观众听了都在笑，但这可以算是一种幽默。而在预告片中，这句话接在南子的话后面，听起来就很雷。
对于《孔子》这部电影来说，因为我是一个重症阴谋论患者，所以我觉得“给个话儿啊”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思想。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在万能的阴谋论之下，一切都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作为“阴谋论”的一种，下面的话其实都是为了博君一笑，不必当真，也谢绝跨省追捕。
本片导演和编剧都说过，要看懂《孔子》就得先看《论语》，不过在我看来，要想看懂《孔子》这部电影，其实不用读《论语》，能看明白《新闻联播》和新华社通稿就行了。
作为一部电影，《孔子》的主要戏份都是在讲“堕三都”，后面的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属戏份。考虑到胡玫导演之前拍的那些帝王将相电视剧，“堕三都”这场戏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啊。
如果按照一小撮国外反动媒体谣传的那样，九州其实是由九大长老和五百个贵族统治的，那么“堕三都”这场戏份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按照坊间谣传，《孔子》的剧本和成片都由今上亲自过目，“给个话儿啊”的说法实在是让人觉得诸位编导都煞费苦心啊。许多对白的暗示简直可以用“赤裸”来形容，联想到当今的许多时政，以至于让我不得不自我警醒，吾等屁民岂敢妄议朝政，还是就此打住吧。
说到电影本身，虽然《孔子》在单个画面上非常夸张和奢华，但实际上这还是一部缺乏视觉感的电影，以至于这部电影整体都感觉比较沉闷。说白了，就是看起来不像是一部电影。而这一点我觉得是因为镜头语言和故事结构都有问题，有佳句无佳章，虽然单独的场景都很好看，但凑到一起以后，这个电影从故事结构角度来说就只能用“散乱”来形容，再加上画面缺乏表现力，直接导致整部电影看起来都比较沉闷，缺乏视觉感。
好的故事结构需要有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形成，而对于《孔子》这部电影来说，因为其题材的敏感性，恰恰导致这种“价值观”是不被编剧和导演所把控的。所以整个故事的叙事重点一直在飘忽不定，形不成能够统领整个影片故事的核心线索。
在有明确诉求目地的前半段，因为有“堕三都”的主线支持，所以虽然有很多室内对话场景，但整体故事看起来还是很紧凑的。虽然很多戏份在我看来还值得商榷，但那也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无所谓对错。而到了后半截，因为缺乏一个强大、明确的故事主线，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就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驴友团”沿途打酱油的故事了。
另外，《孔子》略显沉闷的一个原因，可能还在于它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太高了。俗话说“深入浅出”，但《孔子》却经常在对白和背景介绍上“入的太深”，而在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上“出的太浅”。
这部电影在大量的对白、人名、地名等故事细节上其实等于对观众设置了文化壁垒，对于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电影观众来说，三桓、公孙狃等等影片故事背景因为缺乏相应背景知识（虽然这个现实值得哀叹但这却是事实），直接导致对电影的理解有困难。这就是我说的”入的太深“。对于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我觉得这不算是缺点，因为如果连这个都回避了，那还拍孔子干什么呢？
但是电影在故事方面”出的太浅“，就直接把这个”入的太深“的问题给凸显出来了。观众既看不懂你的人物和背景，又不耐烦看你的故事，自然会觉得故事层面上沉闷了。
可以说《孔子》只有半部好戏，不过这并不代表《孔子》这部电影不值得一看。对于这样一个题材，恰恰需要大家都去看看，才能得到更多角度的观众解读，才能映射出当下的主流文化方向，才能让大家都去思考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
关于“正史”和“戏说”之争，对于这种电影，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孔子》已经是一部目的很明确的电影了，所以咱们再去争论什么史实就没意义了。人家根本不在乎，谁敢妄议，小心人家指着鼻子骂你。
最后闲扯两句。
南子被刺杀那场戏，影片的剪辑思路非常奇怪，南子中箭和孔子拜见南子的闪回来了个平行剪辑，配合之前孔子对学生的预言（卫国必将大乱），这种镜头语言的模糊性，很容易让部分观众误解暗杀南子和孔子有关，甚至是孔子策划的。
这种画面叙事能力的薄弱，体现在影片中的多处重要场景。当孔子得知子路战死的信息，虽然有闪回画面，但还是要完全依靠旁白来补充信息，那些闪回画面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叙事作用。其实单就这么点信息量而言，几个闪回画面就足够说清楚子路战死的信息了（作为一个对比参考，《飞屋环游记》开场讲述老人卡尔和他妻子一生故事的默片段落，完全没对白，但故事和情感都传达的很清楚）。
百度百科：“鲁堕三都之战”条目
周敬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98年)，鲁军强行拆毁“三桓”私邑邱(今山东东平东)、费(今山东费县西北)、成(今山东宁阳东北)的作战。
春秋中期以后，鲁政权不断下移，被称作“三桓”的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族之家臣势力渐强，经常以下犯上，或以其控制之邑为据点发动叛乱。为防止家臣据“三桓”之私邑反叛，这年夏，鲁司寇孔丘建议定公拆毁“三桓”私邑邱、费、成。是时，“三桓”之家臣势大震主，故此议亦得到“三桓”的响应。叔孙氏首先率军拆毁邱邑。季孙氏欲毁费邑。费宰公山不狃与叔孙辄率众反叛，袭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东)，鲁定公出逃，躲进季孙氏之宫。鲁司寇孔丘命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军反击叛军。费人溃退。鲁军乘胜追击，再败其于姑蔑(今山东泗水东)。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往齐国，费邑遂毁。孟孙氏欲毁成邑，成宰公敛外父以成邑系边防重镇、宗室屏障为由极力劝阻。孟孙氏听从其议，遂不毁成邑。同年十二月，鲁定公率军围成，攻而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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