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差别监控与它的破壁人《第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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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劳拉·珀特阿斯
主演: 爱德华·斯诺登 / 朱利安·阿桑奇 / Jeremy Scahill / Glenn Greenwald
类型: 纪录片 / 传记
官方网站: citizenfourfilm.com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 美国 / 英国
语言: 英语 / 葡萄牙语 / 德语
上映日期: 2014-10-10(纽约电影节) / 2014-10-24(美国)
片长: 114分钟
又名: 四号公民
IMDb链接: tt4044364

一群身着华服的男女为一些“主流之外”、“第三世界”的声音颁奖，常让奥斯卡奖的最佳纪录片颁奖环节显得有点反讽。今年这种反讽同样强烈，2015年第87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颁发给了《第四公民》（citizenfour）。颁奖仪式上登台的有制片人，有导演、记者劳拉·波崔斯（Laura Poitras），著名记者、影片参与者格伦·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还有林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女士。后者是影片主要人物“第四公民”爱德华·斯诺登的女友，目前和他一起在俄罗斯生活。斯诺登本人自然不会出现，因为泄露重要政府文件，他在美国被控多项重罪，正在俄罗斯避难。

斯诺登就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的主角。作为曾经的中情局技术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技术人员，他掌握了大量国安局实行监控的文件，证明美国对外国政要和经济部门、大量美国公民和外国人进行监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和各大电信公司、互联网公司合作，无差别的收集海量信息。前者引发了例行的愤怒与抗议，而后者不仅令人恐惧，也引起了新一轮对大公司用户隐私的信任危机。这部电影拍摄的就是这一事件。

与《第四公民》一起获得提名的影片，两部是关于艺术家的生活，一部关于越战结束时美军组织的大撤退，一部关于刚果的战乱与山地大猩猩保护区。和另几部候选影片比较，《第四公民》画面实在有些“简陋”，大约三分之一的场景都在一家酒店房间，镜头像是在模拟第一人称视角，观众就坐在当事人身边。喜欢的人会称此为“实验性”，然而了解影片拍摄过程后我们会觉得，这种简陋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影片也没什么制造出的戏剧性，字幕开场，伴随一封解密邮件正文，一个自称第四公民的爆料人联系到了波崔斯，之后不久，导演接到证明爆料真实性的文件，再往后就是紧急飞赴香港拍摄。拍摄十天后，斯诺登已经自愿亮明身份，在人权律师和维基解密的帮助下离开了酒店，再一次见面时，他已经避难俄罗斯。全片让人紧张的部分大约只有斯诺登略有起伏的情绪了。比较一下另外几部候选影片，《第四公民》更像是对一个突发事件的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人的口述，而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身。

这么说来，《第四公民》似乎带着突发新闻的热气。但是和那些记者主导的报道、记录并不一样。不管是波崔斯还是格林沃德，都不完全是纪录片的主导者。相反，斯诺登本人选择了他们，这部纪录片本身也是斯诺登事件的一部分。当斯诺登决定爆料时，他首先匿名联系了记者格伦·格林沃德。格林沃德没能搞定加密软件，斯诺登又联系了劳拉·波崔斯。为什么是他们？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中，格林沃德是维基解密和阿桑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评论，和多人论战。他本人既是知名记者，也是一位宪法律师。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他是报道斯诺登的不二人选。而波崔斯则是著名的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她之前的作品《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深入到了伊拉克逊尼三角拍摄伊战后当地人的生活，另一部《誓言》到也门拍摄了宾·拉登的司机和保镖，涉及了反恐战争的另一面。她也因此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出入国境常被扣留检查。这两位的专业技巧、业内声望和勇气，让斯诺登选择了他们。尽管一开始没能成功联系上格林沃德，斯诺登在和波崔斯联系后，还是建议通过她来联系并约格林沃德面谈。再之后，就是记者们接到新的一封加密邮件，告诉他们去尖沙咀的某家酒店见面。

事实证明斯诺登的眼光不错。波崔斯和格林沃德的工作非常专业，迅速确认了爆料的真实性。到了香港，马上进入状态，一个开始拍摄，另一个一边写文章，一边联系了《卫报》、《纽约时报》以及各种网络媒体，在第一波文章发出后（此时斯诺登还没有公开身份），格林沃德人在香港就作为评论员出现在了美国电视节目上。十天后，两名身份斯诺登在人权律师与维基解密的帮助下转入地下，他们则继续报道这一事件，出版了更详细讲述经过的图书（《无处可藏》，格伦·格林沃德），在听证会上作证，当然还产出了这部获奖纪录片。两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麻烦，格林沃德被指责帮助叛国者，伴侣在途经英国时以反恐理由被扣留检查。波崔斯为了防止胶片和文件在美国被没收，干脆移居到了柏林。

我们当然会对斯诺登本人感兴趣，然而纪录片对此非常收敛。斯诺登自己表示，一方面为了保证爆料受到重视，他必须公开身份，而不是作为匿名线人被保护起来。而公开什么资料的选择权，他宁愿交给记者，以保持无偏见。同时，他又不希望整个事件变成纯粹的个人秀，因此并没有一开始就走上前台。在格林沃德的书中，他描述斯诺登聪明、理性，有着斯多噶式的坚忍。格林沃德作为老记者，也惊讶于斯诺登的镇静。影片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斯诺登无法掩饰的情绪，当爆料开始时，他还没有现身。得知政府特工已经开始调查他的家人时，尽管他已经知道当走出这一步，就会和家人、正常的生活彻底再见，这些场面已经在心中排练了无数遍，他还是焦虑万分。

斯诺登的聪明显而易见，他显然了解维基解密事件后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争论，因此非常仔细的整理了泄露的文件，既能证明事实，又不会至他人于危险之中。他也熟悉网络监控手段，因此仔细设计了爆料的过程，尽管在香港有些危险，还是在帮助下成功逃脱。问及动机，斯诺登表示说自己还记得当年那个没有监控的互联网。大约对动机的说辞他已经在心中演绎了太多遍，以至于面对镜头时流利得有点假了。公民权利、国家安全，斯诺登的复杂让人没那么容易表达支持或者反对。也许对于这个系统，他的动机没那么重要。和系统的能量相比，破壁人微不足道。

斯诺登爆料的内容已经被报道了一年多，除了监视外国政要、经济部门等，最重要的大约是围绕棱镜计划的一系列监控。这些监控的对象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嫌疑人。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司法、安全部门需要监控嫌疑人时，会向法院申请授权，监视获得的信息也可以作为呈堂证供。911事件后，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赋予情治单位对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组织进行监控的权力，却没法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模糊的界定本来容易让权力越界，斯诺登的爆料向我们揭示，美国国安局的监控早已无视法律和公民权利，他们索性收集一切可能的信息，从网络运营商的通话、短信记录，到电子邮件、聊天软件的内容等等。这种收集是无差别的，情治部门并不是先判断一个人是否需要监控，而是索性把信息收集起来，需要分析时随时提取。

对外国情报的收集，自然引发一点抗议，但是对冷战世界稍有记忆，或者看过几部间谍电影的人，就会对此有心理建设了，美国利益的鼓吹者恐怕还会为此叫好。也因此，在2011年维基解密公布大量美国外交文件时，翁贝托·埃科撰文评论，称之为“假冒的丑闻”。当时他就表示，只有假装对国际政治毫不知情，才能对那些泄密内容感到震惊。甚至这一次，当棱镜门爆出时，反响最激烈的也是一些崇尚技术、反对权威的互联网技术社区，大部分人还是漠然处之。对于斯诺登的行为，他是一名维护宪法的爱国者，还是一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叛国者，美国主流媒体上又是一番争论。抛开惯有争论，仔细想一下如今针对普通公民的监控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就知道电话很容易被窃听。如今，只要对互联网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就知道我们每天使用的通讯工具并不安全。然而我们其实一直假定多数情况下，这些监控与己无关。毕竟，盯梢需要成本，谁有工夫盯着升斗小民、安善良民呢？可是技术的进展解决了这个问题，收集海量信息后，依靠搜索等技术，情治部门索性对所有人实行了“预监控”。很多时候不是罪行，而是我们不想公开的事情，成了让我们噤声的封条。那么如今，当任何人想要发声时，都要考虑一下自己在家中做的事情别人知道多少。国安局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撒谎，否认这些监控。像是一个奇特的悖论，你为什么监视？为了国家安全。你是否监视了我？我不能说，为了国家安全。听起来，他们就是墙本身。

斯诺登如何成了那个破壁人？是人的因素。他自己是国安局系统的管理员，作为技术人员，他有着比一般国安局特工更高级的权限，可以随意查看各种文件。这种权限成了这个系统最大的安全漏洞。然而同样是人的因素，我们得知，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监听手段，而是直接索要，让电信、互联网公司老老实实交出了用户数据。也是英国政府直接走法律途径，让《卫报》公开销毁了已经获得的泄密资料，用手枪钻穿透了那些硬盘。很有可能，属于公民权利的“人的因素”正在越来越稀薄。

了解一点实用主义的人，懂得一点网络技术的人，大概都不会对这种监控感到震惊，我们真正该震惊的是我们的漠然。我们知道“他们”能够，“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对于美国的情治部门，他们有这个能力，这是恐吓任何人的能力，通向警察国家的能力，彻底摧毁美式民主的能力。奥巴马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谴责了斯诺登，表示会利用法律手段审查监控问题。我们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后911世界，爱国者法案通过后的十余年，美国一直在和所谓恐怖主义缠斗。又一次，它变得和它的敌人更像了。

原发于澎湃

先把我的“偏见”晾出来：

纪录片的开头有一段第九巡回法院的口头答辩。我在模拟法庭课上答辩的也是一个第九巡回法院的案子。我是政府方，要提扯淡的话，我知道扯淡是什么样的。

纪录片里有人讲到波士顿，说警察在猎捕设置炸弹嫌疑犯Tsarnaev 的当天，人们自愿放弃个人自由，甘心把自己锁在家中。我马上想，老子他妈的当时就在波士顿，在家饿了一天就压根没想过自己原来是“放弃了个人自由”，而不是不敢出门。

那样滥用波士顿事件讲蛮理的行为简直让我恶心。从那一刻起，我作为观众的旁观者心态便已完全消失。本身就满怀自由派政治理念，敬佩Snowden，越来越对奥巴马无语的我，完全将整个案子当作私事，情绪被带得非常激动。

说以上这些，就是想讲，力荐，只是因为想让所有影迷听到更多的Snowden的声音，感受到我所担忧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而对于纪录片本身，我需要回到影评的角度重新判断。

《第四公民》跟踪拍摄了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听、监视人民私人信息内幕前后的行踪，近距离的捕捉了这位2013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情绪和思想。

作为一部电影，它非常的感人，有很强的感染力，里面的人物说话都特别有条理，整部片子，让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投入。

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却不能得满分。一部纪录片肯定不能100%中立，它的目的应该是致力于传达一种信息的，它免不了要尝试说服观众。但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应该是将矛盾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呈现，同时让观众思考、评判、最后自己到达拍片子的人想要他们到达的结论。

这部片子没有给观众呈现足够的政府观点，所以虽然观众最后很容易站在Snowden这一边，但却显得多了份感情，少了一份理。等我说完：

政府在监听、监视人们的隐私，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我认为电影缺乏的，是足够的对于国家安全局这一行为是否违背美国《宪法》的讨论，是美国借《爱国者法案》将Snowden定罪是否正当的讨论。电影里有太少的政府一方维护国安局的行为、维护将Snowden定罪的理由，从而就有太少的Snowden的律师对于该系列理由的驳斥。如果将本片类比为一份法庭辩论备忘录，此片缺乏对于该事件最核心问题的探讨。

当然，这是我是作为法律人所感兴趣的，没准是我的侧重点偏了。电影确实捕捉到了：不止Snowden一个人发表出了“这件事怎么这么政治化啊!” 的感叹——既然政府是在玩政治，在藐视法律，那么干嘛还介意辩论法律呢？不过你想一想，如果电影多花个几分钟，把两边的法律论点摊开来给我们看一看，那么“政府只在玩政治，而没有在论法律”的这一点，岂不是会更加形象的展现给我们，更加容易被我们观众自己通过观察而意识到，而不是由片中的人物喂给我们？

当然，除了不够“中立”之外，片子的其他优点非常的明显。镜头对Snowden本人，以及事件主角之一——记者Glenn Greenwald的表现非常成功，通过拍他们谈公事，将他们的人格也捕捉到了。几句四字经，真的让我非常痛快。利用各种媒体资料，与香港酒店中拍摄的主人公的镜头相互填充，将Snowden“出柜”前后那几天他本人的心态、所思所想，以及整个世界的动静，非常生动的表现了出来，让我亲眼看到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好似亲身体验到了焦躁、兴奋、紧张、但又很自由的那种情绪——就像在飞一样。由于我太喜欢英雄，太喜欢小人物挑战大权力的故事，也真的相信政府肯定是错的一方，所以在不少场景难免还会激动。在这一点上，电影是成功的。

我对于政治本身，还有很多的话要讲，但是鉴于这是豆瓣影评，我就克制一下吧。即使我提到了影片的问题，但是影片对于Snowden本人的展现却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人，听一听他有什么话说。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英语，对政治没兴趣，对于美国的事更不关心，干嘛看？对此我想说，一旦你稍微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政治是涉及到你我生活细节的非常有趣的话题，而美国政府在做的，你觉得其他政府没有在做吗？

（原载界面网）
公众对于纪录片的探讨，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跳过拍摄手法和艺术价值，而直接进入影片所关注和呈现的主题之中。这在奥斯卡提名纪录片《第四公民》身上反应尤甚，由于其近乎“直播”了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带出了小人物挑战大权力的“刺激故事”，就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对影片主题——安全监控与公民自由之边界——的热烈讨论。
    单看剧情，《第四公民》以小博大的对抗精神，也实在符合左翼自由派立场的好莱坞胃口。但其零编剧的陈述方式，或许又会让很多年来被“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原则、以及奥斯卡式“好看纪录片”惯坏了的观众所接受。从《海豚湾》到《寻找小糖人》再到《离巨星二十尺》，人们已经习惯于导演为制造悬念而牺牲事件原本逻辑的编剧技巧，也让很多获奖纪录片的剪辑，愈发适用于15分钟进一段广告的电视台播出机制。而以批评态度，通过制作多部美国对中东政策纪录片而闻名的导演罗拉·柏翠丝，从最初接到署名“第四公民”的电子邮件后，所发起并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更属于1960年代在法属西非兴起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范畴，即摄影机是“参与的摄影机”，以访问形式出现并影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
电影，也即真实事件中的罗拉·柏翠丝和《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在“第四公民”匿名邮件的指引下，于2013年6月飞到香港，在The Mira酒店见到并连续多日采访了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按照后者坚持的发表次序，6月5日，英国《卫报》先投下第一颗重磅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接力披露：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随后几个月，巴西企业情报遭监控、拉美和欧盟国家政要私人电话被监听等猛料，又被进一步揭出。
罗拉·柏翠丝作为这段著名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将纪录片的最大篇幅放在香港高楼的逼仄房间中，镜头下戴眼睛的斯诺登，也是符合大众想象的技术宅男，终日蜷缩在床上，双指飞速在键盘上滚动，也从紧张羞涩到落落大方的，向两家重要媒体及摄像机，勇敢交待着自己的身份和爆料行为的成因。即便在访问和陈述本身已经成为最强剧情张力的过程中，导演也没忘适时加入一些制造危机感、却也不易被观众察觉的蒙太奇。譬如当斯诺登像一个魔法师那般，将床单罩住自己和笔记本才输入密码时，镜头切到了从室外高空观察房间的俯角，或许真如爆料人所称，“国家安全局的无人机盘旋在一切角落”；再如，这位“第四公民”露出庐山真面之前，镜头在黑暗中刷出流光的香港隧道中穿梭，隐喻着一种不安和刺激，而在罗拉收到的匿名邮件中，第四公民写到，“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不是我选，是你自己(You asked why I chose you. I didn't, you did.)”，清楚表明导演作为异见分子早被监听的事实。
当然，出于对恐怖活动人皆有之的担忧，这样一部纪录片和作为背景的棱镜门事件，并不会取到同为指控性质的《海豚湾》那般一边倒的支持。国家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民的保姆？个人自由是否该有某个明确边界？从来就是众口难调的议题。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坚信如今“什么错都没有的人，也许只是因为拨错了电话号码，就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一旦连上网络，就能被验证机器。”可奥巴马在事件曝光后也立即辩护道：“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而且坚持这一项目的目的仅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事实上，9.11后的美国本土，除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外，也确实没再遭受什么严重恐怖主义袭击。这注定得归功于棱镜项目所设置的安全门，但对内它也确实不受管控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外借助于人人依赖的社交网络工具，在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乱局中起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甚至可能让饱受上网查阅正常资料之苦的我们，都或多或少思考，美国那些互联网巨头真可以独立运营，而不受外交政策干扰吗？
在斯诺登被奥巴马政府吊销护照、成为无国籍人士后不久，又曝出美国国家安全局2010年起，即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部分美国公民的“社交连结，辨识他们来往对象、某个特定时间的所在地点、与谁出游等私人信息”。其实，这与微信朋友圈分发宝马、Vivo和可口可乐广告也有相似之处，大数据时代，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中东人，都成了拴在一条数据线上的蚂蚱，成为比特流中可以被轻易截获和监听的无隐私数据。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和悖论，也就前所未有的突出。
纪录片结尾部分，以政治避难身份留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与其女友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里做晚餐，镜头以狗仔般的粗糙效果呈现。而斯诺登与《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重逢后，将谈话关键词写在纸上并最终撕个粉碎。批评了国家却也接连受普利策和奥斯卡嘉奖的导演，还是清楚表达着批判意图——监控无所不在，个人没有自由。

纪录片《第四公民》以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引爆“棱镜门”事件的过程。这部电影在以一种冰冷刺骨的真实感重现这起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让观者不得不认真思考，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在何处？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该如何选择？爱国与叛国究竟该如何定义？

首先，像任何纪录片一样，《第四公民》的拍摄风格极为写实。因为主角是一个向外界透露政府机密并因此被政府通缉的人，所以很多拍摄活动一直在暗地里进行。本片最震撼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无论是镜头前面的“whistleblower”斯诺登或者与他并肩作战的《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还是镜头后面的导演Laura Poitras，都时刻面临被美国政府监控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危险，电影中有多个片段都真实地表现出这种既紧张又刺激的氛围。当时，斯诺登藏身香港The Mira酒店，Greenwald和《卫报》专门派来的另一名记者对他进行采访。当他准备用笔记本电脑向两位记者介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体系时，他竟然用一张毯子把自己和笔记本电脑罩起来，以免暴露自己输入的密码。他介绍说，NSA的无人机盘旋在世界各地，其工作人员可以随意查看任何跟踪目标的视频监控，而就在此时，镜头突然切换成了从室外高空中观察斯诺登房间的玻璃窗，一种时刻被监视的感觉顿时袭来，令观者感到后背发凉。电影结尾的一个片段也很有意思。Greenwald在莫斯科向已成功申请避难的斯诺登介绍最新情况时，他竟然没有把关键词说出来，而是写在纸上给斯诺登看，二人谈完之后再把纸撕碎。其实，在Poitras的镜头面前，在得到俄罗斯官方保护的情况下，他们不必这么紧张，但他们依然这么做了，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因为他们比观众更清楚NSA的监控能力有多强。可以说，这种贯穿电影始末的紧张气氛最好地阐述了本片的主题：在政府强大的监控网络之下，公民几乎毫无隐私可言。不仅如此，正如片中一位角色所说，失去隐私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因为失去隐私的人会有顾虑，也就无法自由地表达和行动。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在隐私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自由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全片都透着一种类似《谍影重重》的紧张气氛，但斯诺登本人相当冷静，他自始至终表情凝重，谈话中偶有微笑，也是一带而过，脸上立刻重现出镇定的神态。他的沉着和冷静，既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在应对巨大压力和迎接巨大挑战时成熟的表现，也促使观众去体会当事人在做出两难选择时的痛苦和无奈。公事方面，他虽然坚定地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揭发政府的不正当行为，但他也必须着手处理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他是否需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暴露之后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危险，甚至如何应对舆论对他的形象塑造，等等。私人方面，他的女朋友还在美国，且受到了政府的调查，人身自由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限制，他本人下一步何处容身也是问题。从电影中我们知道，他一切不违自己初衷，不做任何妥协和退让，立场站得很稳。所幸在众人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后也与女朋友在异国团聚（好在美国政府肯放人）。

斯诺登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但《第四公民》抛给我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例如，片中一位律师说，按照美国的法律，泄露安全机构的秘密就是叛国罪，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是泄露给敌国，而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泄露该如何判处。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恐怕仍然构成叛国罪。很多美国人视斯诺登为真正的爱国者，而政府视其为叛国者，爱国与叛国究竟如何定义？关键可能在于“国”字的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小就要千百遍地高喊“爱党爱国”，我们被灌输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那么，斯诺登的做法究竟从更高的道义上是否正确？或许，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答案。当然，不同的中国人也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电影还对时下流行的大数据概念进行了抨击。影片中，NSA正是利用对公民各种信息集合而成的大数据来调查任何他们想要调查的目标。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各种偏好、你的社交网络等等全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在电影之外，近年来关于大数据与公民隐私之间的矛盾始终是舆论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各大企业纷纷成立大数据部门，试图精准地定位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然而，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之名侵蚀公民隐私尚且到如此地步，我们还指望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有所克制吗？《第四公民》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如果没有民间的监督，没有媒体的制衡，这些侵害公民隐私的行为肯定会变本加厉。

“棱镜门”曝光后，很多国家都举行了听证会，调查美国是否对他国公民也进行了非法监控。我们看到，这样的听证会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局的结果。美国的强大决定了其他国家最多只能有限度地抗议一下，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是否因此而收敛就是另一回事了。《第四公民》能做的只是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公民知道，他们的隐私在受到侵害，他们在失去自由。另外，如果你足够细心，还会发现两处有意思的情节。一处在片头，导演的旁白告诉我们，是斯诺登主动联系她和Greenwald，而非他们找到斯诺登。斯诺登在给导演的邮件中说：“You asked why I picked you. I didn’t. You did.”（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你。我没有，是你做的选择。）导演明确告诉观众，她正是因为本人被监视才和斯诺登取得联系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讽刺之举，导演牺牲了自己的隐私才换来了这样一部作品！另一处在片尾，斯诺登和女友在莫斯科团聚，导演选择在远处像狗仔队一样拍摄二人在厨房煮饭的镜头，这同样是对监控公民隐私的讽刺，但更是一种善意的警告，你以为你真的安全了？

我不嫉妒，我不羡慕。 我习惯了表面上的沉默，习惯了忍受，习惯了无动于衷。 但，内心深处，反对的声音未曾停歇。 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我孤身一人。 但当我拥有同伴，我将结束沉默，发出我的声音。 当我们形成集体，我们将投入行动，努力推出波浪。 当波浪持续，生长，枷锁也将崩裂。 当自由重现，那时，此国才可谓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