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罗飞
主演: 施万克 / 詹姆斯·卡梅隆 / 方国民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英语 / 汉语普通话 / 粤语
上映日期: 2021-04-16(中国大陆) / 2020-12-10(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片长: 102分钟
又名: 六人 /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IMDb: tt8517640
文章转自《真故电影》2017年9月13日
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杰克站在船头振臂高呼：“我是世界之王”。
甲板上的乘客兴奋地向岸上的家人朋友挥手告别，能作为世界上最安全最豪华的轮船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见证者，无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载着欢声笑语，游轮慢慢驶离了港口，消失在人们视野里，接下来发生的，是我们所从未知晓过的秘密。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船上的2224人，只剩下了710人，生还率仅仅只有31.7％。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作为最能证明韩国政府无能的事件——世越号事件，生还率都有35.9％。这还是韩国政府严重延误拯救时机的结果。甚至在韩国，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被邪教洗脑的朴槿惠设计的一次祭祀。在纪录片《潜水钟》，《黄金救援时间内毫无作为的国家》可见一斑。
但是泰坦尼克号又不需要做祭祀，救援也没有延误，为何生还率如此之低？
根据数据，首先泰坦尼克号上救生艇并没有配齐，仅有20艘救生艇，只够容纳1300人，这就意味着游轮上将近有一半的人唯有等死。
但接下的数据也不对，能容纳1300人的救生艇，最终救上来的却仅有710人，只有一半多一点。
卡梅隆对电影的细节和历史颇为考究，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他花费200万美元重新拍摄了餐厅一场戏，只因为当时餐具上没有白星公司的标识。很多细节，我们可以在电影里找到对应的点。
当救生艇被发放后，当时除了两艘救生艇满员以外，其他18艘救生艇都没坐满，甚至有些小艇上只坐了12个人，而这种救生艇是标配是65人，能承载70个成年男性的体重。
不仅如此，在生还者当中还存在宠物狗，无疑是哪位头等舱权贵的宝贝。
当一千多人泡在冰冷的海水里苦苦挣扎时，那些并未满员的救生艇，仅有一艘选择回来拯救落水者，其他的救生艇都远远地旁观。
这当中最可怕的事，是你明明知道海那边挣扎的就是你的家人，但由于整个救生艇上人的反对甚至是威胁，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向你求救，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他们活活被冻死。
而你却是被刚刚死去的那群人亲手护送上来的。
在这710人当中，活下来的大多数是什么人？我们来看组数据。
头等舱325人中，存活下来202人，生还率为62.2％；
二等舱285人中，存活下来118人，生还率为41.5％；
三等舱706人中，存活下来178人，生还率为25.2％。
美国的等级制度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当头等舱的人在讨论坐这么多人，救生艇会不会太挤了的时候，三等舱的乘客还被船员们关在甲板下面，找不到一条生路。
那么，被人大肆鼓吹的，船上的富豪名流们把生命的机会留给妇女儿童，平静地接受“与船同亡”的命运。这种绅士风度是否有真的存在呢？
实际上，应该是“存在”。
部分媒体拿泰坦尼克号中男性生还人数338人，女性生还人数316人作为数据，抨击男性活下来的人数比女性还多，绅士风度就是扯淡。这一论证其实是片面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1690名男性最终活下来的只有338名，生还率仅有20％。反观泰坦尼克号上425名女性，活下来了316名，生还率达到75％。
但是这种“Lady First”却是以等级制度为先，三个船舱阶级对峙的结果。即使同为女性，也是头等舱的生还几率要高。而并非宣传中船上的人用性别原则完全取代了等级原则、阶级原则，展现自己高尚的品质，换取妇女儿童的新生。
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细节，是一位叫做莱托勒的二副举枪镇压了抢船的冲突，提出了让妇女先走这一折中方案。请记住这个名字，一会他还会出现。
海上的人争夺的头破血流，岸上的人也不清闲。政府官员和白星公司面对这样灾难的事件，显得一筹莫展。
政府官员的担忧没什么好解释的，朴槿惠现在被骂得最多的就是世越号这件事。
对于白星公司而言，泰坦尼克号是他们最为之得意的豪华游轮，结果首航就沉眠大西洋了，还死了那么多乘客。这就好比苹果公司马上要推出的苹果8，买到手里第一天全都爆炸了一样，这生意还怎么做？
事实上，还真能做。
英美两国政府和白星公司一拍即合，紧紧扣住“Lady First”这一原则进行了一场堪称教科书般的“公关策划”——有钱有势的社会精英甘愿自我牺牲，来保护锅炉房长大的穷女孩。
在媒体疯狂的虚假宣传下，成功的挽救了当时危在旦夕的保险业、造船业、旅游业，缓解了英美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矛盾化解了，但责任还是存在的，按照传统，还必须要杀几个临时工来祭天。这时6名中国人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内。
是的，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而实际上，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也出现了不止一次——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
杰克刚上船时与撞冰山逃跑时都有他
根据纪录片《The Six》，当时有8名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并且有6名存活下来了。75％的生还率，对比男性20％的生还率，这黑锅妥妥扣在你头上。
英美媒体反应神速，这艘开往自由女神的豪华游轮怎么会有中国人？要知道当时的美国已经通过了“排华法案”，这八个人绝对是来自中国的偷渡客啊。
顺着这条逻辑往下掰扯，为什么中国人的生还率会这么高呢？身为偷渡客的八名中国人自然是一上船就躲进了救生艇里面，一出事就直接把救生艇开跑了。更有甚者，说他们利用了中国人后面的辫子来冒充妇女，借此偷生。别笑，是真的。
但实际上，根据纪录片《The Six》中的走访调查，这8名中国人其实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
他们受雇于白星公司，乘坐泰坦尼克号前往白星公司在美国的另一条轮船上担任司炉工。而所谓的“排华法案”也完全影响不到他们，因为等他们到达位于纽约的外港时，会直接从泰坦尼克号上转到那艘工作的轮船上，并不会入境。因此不受“排华法案”的影响。
而在白星公司的乘客名单中，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相关信息，因此可以证明，这八位中国同胞并非所谓的“偷渡客”。
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一刻，八位中国同胞从三等舱中跑出。但舱门却被水手所堵住，他们与所有三等舱的乘客一样被关在甲板下面，等到他们赶到甲板时，却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可供使用。
其中五人紧紧抱团，把甲板上一艘破了的小船推了下去，然后跳下海紧抱着小船等到了救生艇的到来。
还有另外一名中国人和电影里的露丝一样，爬在了身边的一块门板上，同样被救生艇所救起。
然而时局如此，英美媒体肆意宣传六名中国同胞的贪生怕死，不顾“Lady First”的原则，强行开走救生艇，以此来衬托英美绅士的高大形象。
六名中国同胞幸存下来后，对面种种污蔑，他们无力为自己发声，因为没有媒体愿意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为了保住司炉工这份宝贵工作，他们也不能为自己作任何辩解。
在国外如此，更令人心寒的却是在国内。文人洪浩在林语堂主编的杂志刊物《西风》上发表了文章《铁达尼上的国耻》。文中先是鼓吹一通西方媒体的所渲染的骑士精神，然后又照搬了他们对六位中国人的描述，把板子狠狠地打在了无辜的六位同胞身上，借此来论证自己的“中国劣根性”理论。
可笑又可气，但思来想去，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到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六位饱受污蔑的同胞已经逝去，但迟到的正义却并非没有意义，当年弥漫在大西洋泰坦尼克号上的秘密，已经被解开。
“对不起”
如果你还记得刚刚提及的那位莱托勒二副的话，顺带一说，他当时举起的手枪里没有子弹，坚持殉船以尽责，但侥幸活了下来。并且参与了二战，退休后还划着自己的小船参与了敦刻尔克救援，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中的老绅士原型其实就是他。具体在我公众号有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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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发布于我的公众号 真故电影 微信号：zhengudianying 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近期上映的《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豆瓣开分得到了8.4的高分，这是一部几乎可以让人掉下眼泪的纪录片，而让人触动的点并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超乎日常情感的世事慨叹。正像本片导演罗飞所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电影，这是一部侦探片。所有侦探案件真相大白之后，我们总是对案件背后的故事唏嘘不已。
首先，我们或许会有一个疑问：这个上世纪最著名的海难已经过去一百余年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追寻，追寻船上的6个中国幸存者还有什么意义？他们还会活在世上吗？
电影首先给了一个原因：当年这六位中国幸存者蒙受了诸多误解和侮辱，有人说他们是利用不道德的方式获取了生的机会。而这显然不足以支撑整部影片，随着影片的推进，研究团队查阅了大量档案，旧闻，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寻找关联性，让整部影片陡然变得充满吸引力。
《六人》是由英国导演罗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北京、台山、香港，英国伦敦、南安普顿、布里斯多等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几乎所有幸存者被送回至纽约港口，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他们获救后在24小时之内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的逃生经历几乎不被记录，甚至被刻意隐瞒。
通过调查团队锲而不舍的调查，我们大致拼凑出了六个人的行踪。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0世纪上半叶，国内战火连绵，通货膨胀、自然灾害、土匪横行等，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面临窘境。一些家庭原本生活还算富裕，但一场洪水让家里的衣食没了着落。很多人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来到欧美。彼时正是欧美《排华法案》盛行的时期，1882年《排华法案》及其修正案的规定，华人进入美国的条件，要么在美国出生，要么是美国出生者的子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六人有的更改过名字，导致调查难度增高。最有趣的是调查组找到了一位幸存者方荣山（方朗）的儿子方国民，他表示根本不知道父亲曾经在上世纪最著名的船难里幸存。而与之对比的是另一位开过咖啡馆的幸存者则是跟身边人说过自己的幸存经历。
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事故里幸存，有人当它是一段传奇，有人却并不想提起。正如影片中所说，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说不过是一次小风浪小坎坷。与上世纪海外移民华人四处流离的遭遇比起来，他们只能乐观去面对每一个无法预知的明天。
在台山，调查员意外听到了一首来自幸存者方荣山的诗歌，这是他写给故土亲人的一首。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和天使岛上的华人诗歌一样，更平添了许多豪迈之气。那个年代在外乡拼搏的人，豪情万丈，希望能给自己和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根棍子从船难里幸存，可是生活依旧艰难，依然还是要勇敢去面对人生的风浪。
很多泰坦尼克号幸存者表示，从此以后都无法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自处，尤其是足球场棒球场。因为在那个夜晚他们听到了太多惨绝人寰、声嘶裂肺的哭喊，在海面上无数生命呐喊出了最后凄绝的声音，彷如人间炼狱。方荣山或许就在其中，而他不知道凭借着怎样顽强的毅力，在刺骨的海水里幸存，令人敬畏。
这个情节被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拍到了久负盛名的影片《泰坦尼克号》里，虽然后来成为了删减片段，却成为结尾男女主角结局的灵感来源。泰坦尼克号遇难后，唯一返回的救援船是二副查尔斯·莱特勒驾驶的。而几乎可以断定方荣山就是被他所救。
摄制组策划了一个见面的机会，让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与查尔斯·莱特勒的孙子见面。方国民说，见面后从对方家走出来，他生出诸多感慨。若不是当时查尔斯·莱特勒的人道主义救援，或许就不会有他们家庭以后的故事。
人生海海，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过去，曾经牵连过怎样的隐秘传奇与往事。
不可避免的，六人的调查很难有十分圆满的结果。其中有一位幸存者被记载曾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上岸，从此杳无音信。调查员怀疑，或许是因为这里离故土最近。于是他就这样消失于历史中，只留下了登记在册歪歪扭扭的字迹。
而一位开过咖啡馆的华人幸存者，后来也因病早逝。他的邻居们拼凑出了他的一些小事，他会端着牛奶给店门口玩耍的小孩喝。有几位幸存者只能在墓区的墓碑确认长眠的位置，甚至由于墓地迁移，只能隐约知道埋葬在附近的某处。
调查人员锲而不舍地从档案里甚至过去的海量新闻里寻找到幸存者六人的蛛丝马迹，整个过程的确很像侦探破案。但透过这次调查，牵连出的当年海外华人遭受的不公待遇才是更值得反思的。在历史的新节点上，如何面对全新的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要如何发展才能让国民更有骨气，才是这次寻找后带来的价值和意义。
会把牛奶送给孩子的他没能把咖啡店开下去，带着西装登船的他突然失去了合伙人，从加尔各答上岸从此杳无音信的他不知是否回到了祖国。若没有一根棍子的救生，没有人性的救援，有的人生将不复存在。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船难，或许不过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小风浪。在排华法案背后，或许还曾有过更多移民抹干眼泪，笑呵呵面对更多人生的风浪。
参考资料：
1、隗延章，《寻找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2、樱汐读书，《天使岛悲歌：150首动人首诗歌里的移民血泪史》
Fang Lang、Lee Bing、Ah Lam、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从这些字母中，很难还原出真实姓名。他们当年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却意外背上“男扮女装”“抢救生艇”等污名。在余生中，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甚至有人隐姓埋名。
这不只是几个人的悲剧，其背后，是中美两国间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总有一天，这道伤痕会醒来，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面对它？
2013年，学者程巍出版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漓江出版社），就此议题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因属学术著作，社会反响有限。则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简称《六人》）的公映引人注目，片中呈现出的、直面真相的勇气，令人尊重。
正如片中一位调查员所说：“很多历史总有一天要去面对，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不否认，《六人》中仍有许多遗憾，但它不应被忽略。
好容易冰海逃生，却遭美国驱逐
《六人》采取了一个有趣的叙事框架：像侦探那样，破解Fang Lang等名字背后的奥秘，进而追寻他们的下落。其中最大的悬疑是，为什么Fang Lang后来改名方荣山，他甚至从没对妻子、儿子提过泰坦尼克号。只在晚年的一次酒席上，对友人的孩子说：我曾在一条很大的船上，因为出了事故，差点被淹死，靠一块木板，得以生还。
其实，Fang Lang的这段经历曾被当时报刊报道，并成为大片《泰坦尼克号》中一个删去的镜头。Fang Lang很幸运，最后一条救生船准备离开时，由于五副哈罗德·罗威坚持，在事故现场又巡查了一遍。Fang Lang已奄奄一息，在冰冷的海洋中，人只能坚持20分钟。在黑暗中，眼尖的哈罗德·罗威发现了Fang Lang。
Fang Lang成为3名落水华人中，唯一幸存者。
加上乘救生艇逃生的华人，在全部8名华人乘客中，6人获救。可救生船回到纽约港后，当局却禁止他们下船，第二天，他们就被驱逐去了古巴。
1882年5月，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排斥、迫害少数族裔的法案，专门针对当年被视为“黑奴替代品”的华工，他们帮美国建了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太平洋铁路，该路曾被英国BBC评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为美国崛起做出重要贡献。可路一建完，美国人开始担心华工会“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污名化、暴力、虐待、驱逐、监禁……
Fang Lang等人只是无数受害的华工之一。
还有一人的履历没找到
6人后在一条古巴运香蕉的船上打工，他们此前已与该船签了劳务合同，搭乘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从欧洲到美洲的少数方式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海员不足，逃生者中Ah Lam、Ling Hee、Chang Chip又回到欧洲。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成了“多余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有近万名中国海员被雇佣，Ah Lam、Ling Hee都在其中。没想到，二战一结束，英国政府下令，将他们全部强制遣返。
一夜之间，伦敦的唐人街冷清了下来，Ling Hee被送上一条开往亚洲的船，他被扔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因为那条船不在东亚停靠，加尔各答是离中国最近的靠岸地。Ah Lam则被遣送到香港，回到离开几十年的故土，重新开始人生。
Chang Chip则“幸运”一点，他此前因肺病去世，葬在英国，原本有个碑，后被拆毁，只好与许多死在英国的华人共享一块墓碑——他的尸骨就在那里，名字却已消失。
Lee Bing则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开了一间小咖啡馆，并在它倒闭的那年去世。与其他逃生的华人不同，Lee Bing很喜欢讲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
到目前为止，调查组仍未能找到Cheong Foo的履历，但毫无疑问，其中注定充满艰难。
夸英雄是为了少掏钱
在《六人》中，对华人乘客“男扮女装”“抢救生艇”“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等不实传闻进行了批驳。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8名华人乘客都住在船头，第一时间得到信息。他们都是水手，逃生经验更丰富——当所有人因船头进水，慌张地涌向船尾时，他们反而跑向船头，沿着快速通道来到甲板，而船头的救生艇根本没坐满，妇女和儿童上艇后，仍有很多空位置。5名华工搭上救生艇，泰坦尼克号的船主亦同艇逃生。
《六人》复制了当年的救生艇，证明根本不可能藏在座位下。
《六人》对当时关于华人乘客的歪曲报道感到震惊，但未指出这些报道是如何出现的。事实是，泰坦尼克号发生事故后，前4天报道中，路透社甚至称乘客全部生还。《纽约时报》派记者乘飞机到了救援现场，才完成了长篇报道，“船长坚守”“乐队演奏”“骑士精神”“不沉的布朗夫人”等神话，都在该报道中首次出现。《纽约时报》因此一战成名。
多年后，人们才发现：从记者进现场，到报纸印刷完成，只隔两个小时，显然，这是一篇提前写好的文章，来自编辑、记者丰富的想象力。
一方面，当时西方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各种矛盾呈现，引发集体焦虑，特别是对“男子汉精神”消失的焦虑。“男子汉精神”本是虚拟出来的概念，是人类进入世俗社会后，宗教和传统的影响力下降的产物，只好用“男子汉精神”来寄托“白人例外”“白人特殊”“白人理应统治世界”等。受此蛊惑，在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时，西方媒体一开始便确立了“把灾难当成英雄事迹写”的思路。
另一方面，船方为避免高额赔偿，也想炒作“英雄故事”。据程巍研究，因遇难者被媒体刻画成英雄，致他们的亲属后来只得到很少的赔偿。《六人》中也披露，Fang Lang申请的赔偿也只有100多美元。
老实人也有忍不下去时
美国媒体和美国老板想塑造英雄，为何要拿华人扎筏？
因为“英雄故事”需要一个反面形象，这样才能衬托出白人英雄们的高大。加上《排华法案》，华人在法律上被视为人下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低），就算被泼污，也无法反抗。
肆无忌惮，所以当时美国媒体才能把泼污技术操练得如此纯熟、形象，体现出种族歧视的惊人想象力。
据程巍研究，受美国媒体的谎言影响，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也信以为真，在当时中学课本中，便以泰坦尼克海难为例，指出在关键时刻，华人自私、不遵守规则，应好好学习白人的绅士精神。其实，泰坦尼克号上白人乘客当时乱作一团，为抢救生艇，甚至互殴。
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殖民，一代中国人常将人性的基本缺陷视为国民性，视批判国民性视为启蒙。
在《六人》中，Fang Lang终于留在美国。《排华法案》只限制华工，不限制华商，当时华商往来中美，常有中间人花钱请他们开虚假的亲戚证明，以帮助在美华人通过长住申请。由此受益的华工被称为“纸生仔”。
Fang Lang很可能就是“纸生仔”，所以改名为方荣山。他一生穿西装，对外称自己是商人。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真名叫Fang Lang。扎根美国后，华人移民找方荣山担保，他都会同意，很少考虑法律责任，这也是他和夫人离婚的原因之一。
据方荣山的儿子回忆，父亲一次去租房，房东当场拒绝，说：“我怎么可能把房子租给你们这些肮脏的黄狗？”方荣山当年已70岁，他一拳打在那人的脸上，让他痛得当场跪下来。
文化误会导致结尾尴尬
没有经过种族歧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被歧视的痛苦。那是对个体尊严、人格的极度贬低。方荣山后半辈子一直隐姓埋名，对那一代华人来说，忘掉自己是谁、自己的文化、自己从哪里来，已成必修课。
《六人》钩沉出方荣山的一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不知为何，《六人》中受访的汉学家会觉得这首诗写得“很好”。诗中呈现出的死生契阔的达观，与美国旧金山天使岛移民拘留所题壁诗，呈鲜明对照。那里关押过几十万华工，他们在墙上留下了200多首诗，后被编成《金山歌集》《埃仑诗集》，在美有一定影响。
《六人》特别提到这两句：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
原诗是：“新客到美洲，必逮入木楼。俨如大犯样，在此经一秋。美国人不准，批消拨回头。船中波浪大，回国实堪忧。国弱我华人，苦叹不自由。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稍知中国古诗写法，即知“誓斩胡人头”不过是“豹尾”，要求出奇语、拔情绪，笔力不逮者自然收不住，并不代表作者想犯罪。
可能“誓斩胡人头”刺激了汉学家和《六人》团队，所以刻意安排了方荣山的儿子与哈罗德·罗威的孙子见面，后者完全不知爷爷干过什么，只知他后来在离家不远的小河中又翻了船，当地媒体报道时，起了个有点损的标题《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再次幸存》，让哈罗德·罗威很不快。
没有哈罗德·罗威，方荣山的孩子们将不再存在。互道一番客气的尬聊后，《六人》总算忍住没说：“誓斩胡人头”这事，可别来真的。
没对正靶，所以媒体热、票房冷
勇敢面对历史，甚至是在揭开自己前辈的伤疤，《六人》体现出了足够的勇气与真诚，所以它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它告诉观众：我们都是人，只有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思考、去行事，才能少留遗憾。
然而，观众并非主要加害者，尤其中国观众不是。
对方荣山等华人来说，伤害他们的是美国当时的法律、媒体、社会、政客等，可“美国优先”依然流行，美国许多媒体仍戴着有色眼镜，美国政客依然会将所有困境总结成一句“China”……《六人》不是过去式，它是正在进行式。
思想深处的问题不解决，曾经的罪错不仅会留下长长的阴影，还会不断重复。在此背景下，让中国观众感动一下，意义有限。所以虽然媒体上连番热炒，可下午6点，我坐在空旷的电影院中，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只有我一个观众？”得到的回答是：“还有别人。”
最终，加上我，全场仅两名观众，而他看到一半，便退场了。
看完The six，其实想说的太多了。等二刷再详细写。
原来泰坦尼克号里面这么动人的片段，来自于他。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脑子里想着恋爱，他那个时候七十岁了，他是一本活历史，那时他没有告诉我。”
然后他离开了，带走了他全部的故事，只剩墓碑。
有时候，有些东西，不说，不去记录下来，这个东西就会消失。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名字，当你去世后，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查无此人的。
人的存在有时候就像雁过无痕，而我们却一直试图追逐永恒，可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察觉到这点我其实很难过。
CHINATOWN
这个纪录片讲的，不是他们如何在泰坦尼克号上幸存，讲的其实是那个时代下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何其坚韧，在一个痛苦的年代去到一个融不进的国家，去寻找自己的出路，如何真正“幸存”下来的事情。
后来那些西方国家取消了排华法案、遣华条令，“是因为一代代华人的抗争。”
我其实也一直疑惑，为什么这些人在那个年代要出国，它告诉我说“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在国内会被当成奴隶，他们想尽一切努力，坐上一艘开往西方世界的船，去偷生。”
“他拥有何其伟大的力量，才足以让他度过这艰难曲折的人生。”
“泰坦尼克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困难而已，甚至抵不上之后他们遇到的其他困难。”
我是一个很迷泰坦尼克号故事的人，总是查相关资料来看，从我走进影院开始到结尾，我都处于不同的难过中。
有时这种难过是一种无力感，你无法靠自己对抗一个政府的条令，你无法靠自己对抗一个无法预料的命运，你只能随波逐流，被时代推着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书写你的故事，填满时代。
有时这种难过是觉得一种制度、世界的思想在慢慢变得更开放，更包容，但还是担心倒退总是容易，而进步太难太慢。
有时这种难过是来自无依感，你从何处来？你的家乡已远离你几十年，你回去人家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时候，你笑不出来。去哪儿？在这你被人称为“黄瘟”，你能去哪里？一声逐客令，你又能去哪里？故乡远千里，故乡也容不下你。那种无依感，是打击我的，但是他们撑下来了，他们抛开一切，
“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我很喜欢方容山寄给亲友的那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最后，研究人员们去到了广东台山，到了他们的老家，此时镜头拉远俯拍，台山旁的那条主干道，看起来笔直笔直，且永无止境。你一旦开上了这条路，就再没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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