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社会的命运
原作名: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译者: 王道还 / 廖月娟
出版年: 2022-1
页数: 624
定价: 89.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戴蒙德人类史系列
ISBN: 9787521736816
作为后人，我们总是免不了要对发生过的历史作些“如果”的想象，特别是当这种历史对我们是带有屈辱色彩的历史。比如中国人就常想“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如何”，“没有文化大革命又如何”，同时也会有大量“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日本能维新成功，而中国不能”。美国学者贾雷德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在他这本广受赞誉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他用四百多页的篇幅与读者一起回顾了13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探讨为什么是欧洲大陆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非相反，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在本书出版的年代，他从一个独到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是环境，更准确的说是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切。
在本书中，作者以他的一个新几内亚朋友耶利的问题作为引子，即“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这类问题我们已经听的太多，只不过它没有经过学术包装以很“土”的方式提出，而贾雷德则由此开始了他的寻求答案的历程。让我尽可能以简洁的文字来概况下贾雷德眼中的人类历程吧，一些人生在了在当时具备发展潜质的环境中，如书中的“新月沃地”，这里有足够多但是容易驯服的大型哺乳动物，有容易被选择性改良的植物，于是，农业大规模发展，而人口随之增多，人口的增多导致了在固定概率下出现优秀人物的可能，于是新的技术被创造，发达的文明得以产生。而欧亚大陆地理上的横向扩展使得文明的传播相对便捷，毕竟在同纬度下同样的动植物更适宜生存，在这个过程中，非洲和美洲大陆不幸在地理上呈现纵向扩展，这样不但纬度的不同导致了文明传播的困难，而且如非洲撒哈拉这样的天然屏障使得即使在那些大陆上出现了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缓慢的拓展。接着便是欧亚大陆相对其它大陆征服性因素的积累，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人与牲畜的接触增多导致了高致命病菌的产生，在一次次瘟疫中，旧大陆人的免疫力不断提高，而病菌的杀伤力也不断增强，而此刻新大陆的农业发展缓慢，甚至没有多少致命的病菌，而哪里人们的免疫力自然较低。终于，旧大陆准备妥当，他们带着极具摧毁力的枪炮，致命的病菌开始了对新大陆的征服。接下来的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欧洲人对非洲，美洲，大洋州的土著残酷的屠杀，而更多土著死于令他们惊恐的致命病菌，最后，旧大陆的人牢牢占据了新大陆，一出悲壮的征服史落下帏幕。当然，书中具体的内容没有这么简单，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贾雷德不断的用考古学，生物学，历史学的证据在论证，在总结。而这又决不是一部乏味的学术著作，从它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奖就可以看出。书中讲述的一些历史故事就让人看着绕有兴致，比如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带领一支168人的部队击败一支八万多人的印加帝国军队并俘获他们的皇帝，进而征服整个印加帝国。这实在让我初看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即使武装到牙齿的168个美国大兵，我也无法相信他们就有击败八万多个手里仅仅拿着长矛的土著的能力。而贾雷德则从这些不可思议中提炼出背后的原因，让我看后对这些解释也大为信服，同时让我也跟随作者思考，读到这样兼具阅读快感和思想快感的书确实让人十分兴奋。
这本书给我最大印象的还是它思考问题的角度之独特，我对书中的有些观点也不能完全认同，但是作者具有新意的一些角度还是让我看罢击掌叫好。比如从大陆的地理的延伸方向来探讨技术，文明传播的问题就让我大开眼界，而在此基础上作者严密的推理和论据列举又让我见识了一为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它对中国在近代的落后的解释可能更令人惊讶，我们一直洋洋得意的统一的大国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统一专制的体制使得一项新技术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可能永无出头之日，而在诸国众多的欧洲，即使一个地方被排斥的技术另一个地方也可能继续使用，从而使得一项足够优良的技术，或者说一项制度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显现出它的优势。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扩展，而是本着本书强调环境作用的主旨，指出不是中国人决定了这种状况，而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切。这样的角度显然不够全面，但是在我们已有的观察中国的角度上增加一个新的角度，无疑对认识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读罢此书，还让我对作者的胸怀产生了敬意。他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深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本着一个学者科学的态度，他从学术上解释着他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从这个角度驳斥了一些西方人所谓的人种观点，即认为西方的先进是因为他们的天赋，是一种上帝的指派。他也没有让大家消极对待环境，正如作者在书中也高度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全部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1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说做的那样”指出本书是想指出“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作者同时结合曾经辉煌的“新月沃地”的衰落指出环境总在变化，现在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同样可以在后来的日子里迎来他们的辉煌。在作者长期与新几内亚人的接触中，我相信他的境界一定得到了一种提高，所以他能够排除偏见，富于理性，同时又不失人道主义精神的向我们展示一个壮观的人类文明史。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我很乐观，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的进行，就像对恐龙的研究一样――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己的社会从中获益”，对于贾雷德这样的学者，我充满期待，同时心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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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对Jared Diamond那本雄心勃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直不抱多大期望，或许是我对畅销书有些偏见吧，但这次显然错了，读过前几章，已让我惊叹：这正是多年来我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研究啊。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对此，我完全赞同，估计多数人也都会赞同。
可是，在定居农业如何导致后续变化这一点上，Diamond却犯了错误，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错的很俗套；在他看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而原因在于：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因而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和统治阶层成为可能。
专业化和组织进化的启动当然是关键所在，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定居农业的出现也确实为它们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定居农业是如何导致专业化的？是因为剩余吗？还是别的什么？
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听上去很有道理（马克思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生产力提高->剩余->剥削成为可能），但在马尔萨斯主义看来，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剩余是非常状况，且与生产率无关，而在均衡点上永无剩余。
首先，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曾多次取得技术进步，火的控制/石器的发明/标枪和弓箭的发明/狗的驯化/语言，等等，并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飞跃，但并未导致专业化和阶级分化，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产出也总是被人口增长迅速耗尽。
其次，生产率不提高同样可以有让一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农业社会，所以，假如1/10的人能成功的迫使其它9/10的人增加劳动强度并将部分产品分给他们，而自己闲着干别的，不是能与定居农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注意：因为总劳动投入并未增加，因而边际产出率不会下降，故总产出可保持不变）那为何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出现专业化和阶级分化？
可见，剩余假说无法成立，必须另找解释。
依我看，定居农业最关键之处是“定”，形成了无法移动但又很值钱的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等，还有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的粮食储备，这些无法移动的要素，对占有行为构成了激励；而同时，当时的技术条件也已令这种占有的收益/成本比变得合理。
理论上，狩猎采集社会也可以产生对占有的激励，比如你可以组织一个团伙，控制一大块地盘，向其中的狩猎采集者收取保护费，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场合，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按历史经验，狩猎采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能供养一个人，假如你的团伙有10人，向100人收取保护费，就得控制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非你有直升机、望远镜和步枪，否则不可能做到。
狩猎采集社会的关键特点是游动性，它让占有地盘收取保护费的商业模式不可行，所以，类似的，那些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社会，尽管学会了农业，但游动性同样阻止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不过，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确实可能存在例外，比如美国西北海岸的几个河口，以定期洄游鱼群为生的几个部落，尽管没有农业，但因为河口不可移动，也出现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并建立了狩猎采集社会所罕见的酋邦（chiefdom）。
其实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非洲狮，雄狮几乎不事生产，靠它所控制的母狮群供养，这也是因为狮子群是群居且地盘性动物，一头雄狮在技术上能够控制七八头一群的母狮，而收取保护费够养活他；虽未探究过，但我猜雄性大猩猩（gorilla）大概也有条件采用此种商业模式。
话说回来，我的“占有激励”假说，尽管与Diamond的剩余假说大相径庭，但两者却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们都认为专业化不是从社会成员分散的个人选择中随机出现的，而是从权力中诞生的，即，先有权力，后有专业化，差别在于，Diamond认为剩余供养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而我认为无法移动的生产要素激励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
历史证据表明，早期的专业化都是围绕当权者进行的，而不是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基于比较优势而各自选择的结果，即，最初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要么是当权者自己，要么是他们的雇员/门客/奴仆；我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非要如此，但普遍的情况貌似就是这样。
占有激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催生了财产权这一历史地位堪比语言和文字的重大文化元素，财产权内化了投资收益，因而激励人们不断投资和积累资本，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也激励了暴力抢夺，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定居农业社会成为其非定居邻居们周期性掠夺的对象，定居社会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战争、动荡和社会兴衰。
这把双刃剑实际上也预示了人类历史的下一次大分岔：是否发展出法治和宪政，从而控制它坏的一面，决定了那次分岔后的走向。
零、
戴蒙德的专业是生物学和新几内亚人类学考察，除此之外写的都是科普书，而且前后重复（后面所有的书不过是扩写他的第一本书第三种猩猩而已），观点陈旧（他的人类学理论训练很可能停留在人类学2.0版本的反思民族志之前，因此习以为常地使用人类学1.0版本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学的视角），思想保守，权威期刊不会有讨论的，有的话也是批评。历史学界更加不会当回事。有一个回答说学术期刊引用量多的，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以看看是哪些专业在引用，不用猜就知道经济学是重灾区，因为戴蒙德用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只懂数学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喜欢拿来冒充历史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模型，Jeffery Sachs，Acemoglu之流都是顽固的美帝吹鼓手和西方中心论者，他们喜欢引用戴蒙德只能说明是同气相投。
人类的社会系统和历史是多因素交织的，而且偶然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戴蒙德本人的知识储备和思维习惯都无力处理这类复杂问题，只能用简单的直线型因果推论来处理，结果就沦为了给自己没有察觉的偏见寻找理由。 看上去好像逻辑严密，实际上和阴谋论是一样的，用简单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
美国官方媒体大量吹捧此书，和窝果吹捧中国震撼之类的书是一个道理，宣扬的都是本族中心论。可以说是用科普的外衣给读者灌输西方优越论，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借西方优越论的春风做了点微小的科普工作，鉴于窝果大量读者对此书完全信以为真，所以我觉得应该强调前一个方面，并且适合发在知乎、豆瓣之类的网络科普平台。
一、
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出戏，那么人类就是台上的演员，而环境则是演员的舞台。但自从人类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后，这个舞台就分成了几个特点各异、联系松散的区域，不同区域的演出剧目、演出进度和演出效果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区域编写出了新的剧本并强行带到别的区域演出或被别的区域主动模仿，有的区域还在反复上演传统的剧目，有的区域可能越演越差、甚至在某一时刻曲终人散。
毫无疑问，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对于人类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经常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这就像观众往往集中注意力在演出上，而忽视了舞台本身就会限制演出的可能性。本书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对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主要说明了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也附带提及了以发达的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起源。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把种族主义理论作为主要的批驳对象，这多少有点稻草人谬误的味道，因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或歧视虽然还很常见，但种族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名声在二战之后就一落千丈了。
在本书所述的影响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大陆延伸轴线的走向，主轴为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有利于驯化物种即农业的传播，而主轴为南北走向的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则不利于农业的传播。二是区域内部的交通便利程度，过于便利（平原与通航河流）和过于不便（山川、丛林、大海的阻隔）的交通条件都不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前者如东亚的中国因长期的政治统一、缺乏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而大大减少了开展试验的机会，后者如南亚的印度则因长期的政治分裂而无力承担创新活动的成本，相比之下，欧洲内部的交通便利程度适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有实力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于是在15世纪以后激发了航海冒险和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导致海外殖民地的发现，从中获得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激发了创新活动，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如果说地理环境影响了农业的传播和工业的起源，那么，生物环境则影响了农业的起源，具体来说，某一地区物种的丰富性影响了该地区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品种的数量和成功驯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当地人与驯化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获得了对这些动物身上携带的致命细菌的免疫力，从而成为了在生物学意义上更加强大的人群。这对于并未经历过这种近距离接触的其他地区的人来说，相当于随身携带着致命的、无差别攻击并且能自动发射的生物武器。
根据本书的观点，以上三种自然的、长期以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就是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由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导致的一系列因素，则构成了人类社会间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包括了本书标题中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个可以直接被一个社会用来进行对外战争和有意或无意的种族灭绝的因素，以及没有被列入本书标题的文字、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等用来加强一个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因素。
二、
这种解释带给读者很多启示，尤其是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的理解。然而，本书提到的环境因素中有不少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大陆内部交通的高度便利所带来的政治统一被作者认为不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但这显然是夸大了哥伦布的案例和欧洲的特殊经验的适用性。例如，这并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明朝把关注重点放在北方内陆边疆的政策，因为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北方边疆的问题确实比海外贸易重要得多。任何一项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单独来看都不能预测创新发生的机率，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创新，也就是说，不同的新技术或新制度需要的是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因素组合。
其次，在农业兴起之前各地的生物物种的丰富性很可能并不是独立的自变量，而是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因变量。例如，美洲地区大型动物的缺乏，很可能与新石器晚期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人类的过度捕杀有关，这类似于1500年后欧洲人的登陆所导致的美洲原住民数量的迅速减少。因此，把这两个因素排除或暂时存疑之后，本书的主要论点中仍然经得起考验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大陆延伸轴线的走向对于农业传播的影响。
三、
与论点中的这些缺点相比，有两个更严重的缺点使得本书的历史叙述既在推理上不严密，又在内容上不客观。第一，本书主要问题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在时空尺度的选取上并不一致，因此，在回答时偷换了概念的尺度，错误地用大尺度的不变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问题。本书过度强调了一些长期不变的自然环境因素，而忽视了近现代以来整个世界体系所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化、生产技术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第二，作者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存在着民族主义视角和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偏见，这两个偏见都来自于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作者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反思，和普通群众一样陷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误区。本文的余下部分就来详细讨论这两个缺点。
首先我们看到，作者用抽象的语言概括了本书想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即“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或“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在形式上似乎是采用了较大的时空尺度：时间上是从13000年前的农业起源开始，空间上则是以大陆为单位。因此，作者在解答问题时也采用了最大的时空尺度，追求“终极解释”和“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
然而，这个抽象问题实际上是有具体指向的，即现代世界的形成，其中，与本书关注的问题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欧洲势力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形成，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跨洋殖民征服和工业生产。关于跨洋殖民征服，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社会”，本书的标题“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指向这个方面。关于经济生产，作者则借用了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个部落首领在1972年向作者发出的提问：“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新几内亚原住民所说的“货物”，指的是各种工业制成品，如钢斧、火柴、药品、服装、软饮料、雨伞等。
现代世界的跨洋殖民征服始于公元1400年以后，而工业生产则始于公元1800年以后，但对于“终极原因”的偏爱却导致作者将这两件事的原因上溯到距今13000年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年代。也就是说，作者在做因果推理的时候对原因和结果采取了不同的尺度，用大尺度的不变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问题，这就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或不充分的结论。历史上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维京海盗、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都进行了成功的军事远征，但并没有形成现代世界。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并不足以解释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形成现代世界的是一场特定的“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尤其是对于美洲的征服，而这仅仅始于公元1400年以后欧洲人苦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地中海航路而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同时，正是由于作者轻视了直接原因（作者称为“近因”），所以很多具体的问题也不能得到解释，甚至不能被注意到。首先，用较小的空间尺度来看，同样身处主要农业起源地的欧亚大陆，为什么是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欧洲人开启了海外殖民扩张的时代，而不是航海和造船技术领先的明朝中国人，或者是称霸地中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欧洲人为什么如此渴望找到通往东方“香料群岛”的新航路？其次，用较小的时间尺度来看，欧洲人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并将最初在非洲实行的黑奴种植园体系以更大的规模复制到南北美洲，从而开始了大西洋两岸之间持续几百年的不平等交换，以低廉的代价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贵金属、制成品，这种从天而降的“打怪升级”的机会，对于后来的工业革命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具体问题，用本书的大尺度的观察角度和因果推论是无法回答的。
四、
除了用大尺度的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事件之外，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
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发展的“速度”？我们知道，由欧洲殖民者开启的新旧大陆之间的物种交换对于旧大陆的农业发展和人口迅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土豆的引入大大扩展了旧大陆的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此外还有玉米、木薯、红薯、几种豆类、花生、可可、菠萝、南瓜、番茄、辣椒、可可、烟草等农作物也是从美洲引入旧大陆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什么是“发展”？“发展”只有一个方向、一种模式或一条路径吗？或者说，工业生产和军事技术能代表“发展”的全部内容或核心内容吗？换一种方式来问：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新大陆上的人们是否也会逐渐发展出旧大陆的那些技术？答案是很可能不会。反过来，旧大陆上的文明至少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也没有发展出新大陆的一些技术，例如玛雅文明的天文观察和历法制度。
于是，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质疑隐含在本书中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偏见：为什么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会在不同地区之间造成强者主宰统治弱者的不对等关系，而不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和谐世界？是不是仅仅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之下，经济生产力和军事破坏力才是“发展”的核心指标？所以，问题应该改成：为什么在现代的世界体系中会如此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的目光一方面引向主导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引向在生物界的各个层次（物种、群落、个体）和全部历史中都存在的资源争夺现象和既冲突又共生的相互关系。从后一个视角来看，作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13000年的尺度虽然已经很大了，但还不够大。
最后，这种各地区之间不均衡发展的现象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仍然要探讨这个过去出现的问题？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隐含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错误偏见：民族主义的视角。如果我们用全人类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跨地区交流的存在，尤其是在连接全球的航路开辟之后，不同地区之间始终是在互相学习的，例如，英国舰队在鸦片战争中用来打败清朝中国的利炮，就是得益于在侵略印度的战争中对于印度火炮的学习。而到了互联网承载起全世界信息交流的今天，这个问题背后的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的客观限制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今天的问题已经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而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已经成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和之所以仍然顽固存在的头号原因。因此，问题应该改成：为什么在知识传播的地理限制已经消失的今天，人类仍然对于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无所作为？谁在阻碍落后地区的进步，谁从不均衡的现状中获益？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当今垄断了全世界军事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统治精英，以及世界各地服务于这些全球统治精英的本地统治精英即买办阶层。由此可以发现，民族主义的视角既忽略了全人类的共同性，也忽略了单个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和阶级对立。
总之，自然环境固然是人类活动的不可忽视的舞台，但更重要的还是舞台上的人的因素：人的知识与情感、人的合作与冲突、人的生活与生产、人的境况与理想。历史研究如果要对现实和未来有意义，这些才应该是真正的主题。而对于术业有专攻却又想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学者来说，如何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而抵制住宏大叙事的冲动则是至关重要的一课，因为学者盲人摸象的错误观点很容易误导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没有经过广泛阅读的训练，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很容易迷失在知识的海洋，盲目崇拜给他们带来新知识的学者。而本书虽然知识性很强，但论证主题和论证逻辑都是错误的，可以说是用大量的真实细节勾画出了一个扭曲失真的图像。如果你读了本书之后觉得收获了很多知识，那么这篇书评就是为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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