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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书始末
1.宫女何荣儿生平
《宫女谈往录》的口述者宫女何荣儿是北京旗人，满姓应为赫舍里氏，家住北京西城京畿道一带[1]。依据清朝制度，宫女是由内务府主持的每年一度的选拔活动中挑选出来的，备选者都是上三旗包衣的女儿[2]，何荣儿也应在此列。根据书中何荣儿的叙述，她比珍妃小五岁[3]。珍妃为光绪二年（1876年）生，那么何荣儿应为光绪七年（1881年）生。十三岁进宫，专职在储秀宫伺候慈禧，负责敬烟。十八岁由慈禧指婚，赐配刘姓太监。后又回宫，庚子年（1900年）随两宫西狩，辛丑回銮后出宫。入民国后，备受艰辛，家财散尽，寄居人下。四十年代初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与当时还是北大学子的金易（王锡璠）、沈义羚夫妇结识。此后多有过从，后于1950年秋离城赴西郊养老，莫知所终。
2.何荣儿的口述特点
在20世纪40年代，金易和何荣儿的交往断断续续，除去金易赴日本任教这段时间之外，他们经常见面聊天。特别是金易做完手术在家调养期间，请何荣儿来家照顾，期间交谈尤密。此阶段中，多是金易主动去找何荣儿聊天，仅作猎奇闲谈而已，没有以专门的口述历史方法随时记录，偶尔会在事后补记寥寥数笔[4]。
由于清末民国时的旗下人的性格原因，又加之以由太后近侍沦落为寄人篱下的心理原因，老宫女比较讲究规矩，也比较矜持。在谈话时，老宫女反感一问一答的方式，目之为“审贼”。常常由一个话题谈偏到另外一个话题，谈话的中心经常游离[5]。这本身就给倾听者带来了一定难度。另外由于老宫女的个人性格问题，会给本书的可信度带来一定影响，见下文详述。
同时，她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随着谈话内容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她的情绪也随之忽高忽低的起伏不定。“她回想起当年的俊俏容颜来，也就随着喜笑颜开。但转瞬间，她停了一会儿，开朗的笑脸又恢复了原来的冷漠。”“停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不知触到什么心事，她又坠入到往事如烟的梦中了。”[6]诸如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暂不赘述。
3金易夫妇的回忆成书及影响
在80年代后期，受《紫禁城》杂志邀请，金易开始撰写《宫女谈往录》。当时，他已经身患半身不遂，用左手托着右手书写，妻子沈义羚为他查找资料。终于在《紫禁城》杂志上连载，并于90年代初集结成书。作家刘绍棠读罢称之为“高水平、高品位、高档次的珍品”[7]1995年1月，在“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作品研讨会”上，朱家溍、李希凡、韩作黎、韩少华和杨乃济等先生均对此书发表了好评[8]。
二、本书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清代宫廷日常生活及节庆习俗的描述、对宫廷人物性格及人物关系的描述、对宫廷奴仆制度的描述，以及最为宝贵的庚子西狩途中的见闻。
由于何荣儿是慈禧太后日夜贴身的近侍，甚至在庚子西狩的前一天下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即1900年8月14日）就在慈禧寝宫侍寝[9]，所以她在见、闻两个方面都具备其他清宫往事回忆者所不具备的条件。这点与信修明等著的《太监谈往录》[10]两相对比，自然明了。另外由于何荣儿深受慈禧信任，所以在庚子西狩前夕她才被慈禧挑中随行。获此殊遇者在慈禧的近侍中仅她和小娟子二人[11]。因而她对于西狩的回忆就尤为重要。与时任直隶宣化府怀来县令吴永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12]等书对比，可以互相校正许多细节。
1.清代宫廷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
以骄奢淫逸来形容清代宫廷的日常生活是绝不为过的了。用老宫女的话说就是“宫里办事只求排场，丝毫不在钱力物力上打算盘。”[13]关于晚清宫中的帝后生活如何奢靡、铺张，前人已经多有论述，毋庸赘述。但是，从《宫女谈往录》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铺张、奢靡这些物质层面背后的一些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问题。
首先，清宫生活是充满着宗教迷信色彩的。这种宗教迷信，与皈依佛门或者居家修行的宗教人士不同，其中蕴含着宗法观念、家国一体等世俗的思想。慈禧的生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老宫女在介绍慈禧的寝宫储秀宫时曾特地提到了慈禧的宗教信仰问题。“老太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大事，总是燃上几根藏香，眼皮垂下来，双手合十，静默一会。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白衣大士她居然能代替老太后独一无二的地位，面南而立，太后对她的尊敬就可想而知了。老太后住的整个寝宫里摆设只此一个佛像，老太后是非常迷信的，她信佛，她更相信我们满族的萨满教，她经常地说：圣天子百灵相助。”[14]上文说到清宫办事只求排场，细细想来亦是正常。作为一个国家的中枢机构，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颜面和尊严。时至今日，每逢共和国大庆，亦作阅兵典礼，花费亦甚巨。关键要看到，如此之排场是为了什么目的。当下各国的排场是为了彰显国威，其手段和表现方式是雄厚的国力和先进的军备。而我们观察晚晴的排场和奢靡时，无论方式或者目的，总是弥漫着弄弄的宗教氛围，好比是一个重重的的拳头却打错了方向。这一点在全年的宫廷生活中都有体现。大年初一的晚膳，要同时摆三桌同样的菜，天地各一桌，中间一桌慈禧独享。[15]另外所有的菜色，都被冠以含有重大寓意的名字，诸如“寿比南山”、“吉祥如意”、“江山一统”等等。[16]在光绪帝和隆裕皇后给慈禧请安时，她还借螽斯门的故事来训诲帝后应该注意和睦使得子孙繁盛。[17]又譬如何荣儿回忆她伺候慈禧进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初一祭天祭祖仪式。此节尤为详细精彩。先是在坤宁宫立杆，接着摆好祖宗牌位，然后焚烧纸钱、奏乐。一群由太监扮演的魔鬼出来了，萨满开始降魔。最后全体向老太后三跪九叩、山呼万岁。[18]下面的祭祖中的献醴、献牲则是体现了家国一体尊卑有序的思想。皇后主祭毫无疑问，而陪祭的端王福晋和庆王福晋都是因为丈夫得宠受重用而得以参与。很多细节都是与满族在关外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的，连煮肉的汤都是从东北盛京（沈阳）清宁宫的锅里舀出来的。[19]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洋务运动推行三十年后的近代中国，让人不禁产生了错觉，清宫对于近代文明的抵触十分强烈。哪怕天下已经是“欧风美雨驰而东”，但清宫内人们的思想仍是停留在古代而非近代。皇家有此状况，天下官僚、地方政府想必亦是有此痕迹。然而当我们细细推究其原因，不妨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找寻答案。罗友枝先生的大作《清代宫廷社会史》告诉我们，清代宫廷的礼仪融合了多种文化，对于满、蒙、汉、藏等多个民族来说，清朝的皇帝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清朝最高统治者集中国皇帝、诸汗之汗和活佛身份于一身。皇帝既要代表人民与神灵沟通，也要作为“天子”得到人民的承认，还要作为自己家庭和家族的首领行事。[20]可以想见，随着清朝幅员超过前代汉族王朝，清廷最高统治者皇帝、太后的身份象征也逐步增多，每个被清朝所统治的地区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都不一样，因而统治者承担的宗教活动、礼仪活动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清代统治者不仅继承了前代王朝家国一体的的家族政治传统，甚至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礼仪礼节更为繁复。随之而来的名目更加繁多的排场、奢靡、铺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迷信宗教、礼节繁缛而衍生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不自由与虚伪。笔者的理解是，由于祖宗法制的束缚以及清宫宗教信仰的影响，有很多事情是普通人可以轻易做而帝后万万做不得的。太监信修明说得好：“余常谓：皇上享用，不如大商贾之任意；皇后居处，不如大官妾之无拘束。因其受祖宗法制之层层束缚而不得自由。”[21]而信修明毕竟不是慈禧的近侍，更没有机会伺候慈禧日常的饮食起居，其所说多为转述他人见闻。因此，何荣儿带有细节描述的回忆就愈发重要了。“侍膳不劝膳”、“夹菜不过三口”等清宫用膳规矩，已经屡被前人论及。此规矩地位之重要，以至于它甚至被清廷作为一个“保留节目”，由帝后和太监共同出演，每年上演一次。何荣儿是这样回忆的：“老太监张福不知怎么向后面四个老太监一比划，四个老太监注上意了。这时张福又向皇帝使眼色，皇帝故意在一个菜里舀第三匙。站在太后身后为首的一个老太监，高声喊一句──—撤！声音宏亮，堂上堂下都能听见。老太后把乌木镶银的筷子一停，皇帝手里拿着匙子也一愣，皇后低眉敛目，双手下垂，老张福更吓得直哆嗦，赶紧把这个菜往下撤。这是伺候过先朝皇帝的老太监代老祖宗执行传留下来的家法。这是非常严肃的，老太后、皇帝也不能不听，告诫老太后、皇帝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疏忽大意，任意吃喝，要随时小心谨慎，严守老祖宗传下来的家教。”[22]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此情此景多么像排练已久的一幕话剧。事实上，这种虚伪做作的行为，老宫女是早已看在眼里的。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宫中的生活就是像在演戏。[23]由此便会引出宫廷间人物性格及人物关系这一问题，容下文详述。
在有关宫女的生活方面，何荣儿的回忆也十分宝贵。甚至可以据此考证一些著作的谬误。据《清稗类钞》里记载，宫女们饮食居住条件很差，“所居屋漏墙圮，巷十室，居十人。”吃则“每餐，置饭木桶，咸鸡、鸭肉二片佐之，臭腐不中食，还之，下餐复进。故宫女姿色多消减。”[24]但是据何荣儿的回忆，宫女的衣食、住处等方面是较寻常家庭优渥的。宫女一年四季由宫里赏赐衣裳。每次赏赐四套，由底衣、衬衣、外衣、背心，算一套。衣料有春绸、宁绸、纺绸等。[25]吃的方面，花样更是繁多。早餐吃粥，有稻米粥、红稻米粥、小米粥、细玉米面粥和薏仁米粥等很多种。杂样馒头馒头何荣儿等宫女都不屑一顾，专找更为香酥的吃。午饭更为丰盛，狮子头、烧排骨、黄焖鸡之类的都属于普通菜，更有许多细致菜、砂锅菜。就连晚餐和夜里加餐也是品种繁多。这还不算一年四季的时令菜、粽子、花糕、月饼等。总之，按老宫女何荣儿的话说就是“宫里做饭的师傅们，是不会亏待我们的。”“宫里有的是东西，吃鸡吃鸭已经算是粗吃了。”并且，宫女们按月令还有份例，夏至到处暑没人每天赏一个西瓜。宫女忌吃生冷，则摔碎取乐。此节说法流传亦广，今人拍电影《宫锁沉香》，便有此镜头。另外据老宫女的说法，这种待遇是宫女们普遍享受的，并不是因为她是慈禧太后的近侍才得以享用。[26]
2.晚晴宫中人物性格及人物关系
宫中人物，在老宫女的口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子，一类是奴才。究其细节，则可以再为详分。主子分为光绪帝、隆裕皇后、慈禧太后、各妃嫔等皇家成员，为常住紫禁城者。另有大公主、四格格、元大奶奶、大阿哥等非常住紫禁城者。其中的性格描述以皇帝、皇后和皇太后三者最为详尽。奴才按性别分为宫女太监两大类，皆是等级森严。本书描述有点有面，既抓住了李莲英、崔玉贵等典型，又充分描摹了小太监们的心理。在各类人物内部的关系上，老宫女的回忆较之《太监谈往录》、《清季野史》[27]等书有着明显的可靠性。在两类人物的关系上，老宫女以耳闻目睹、亲身感受为基础，道出了宫中主子与奴才双方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的心理。我们可以和学者著作互相参证之。
对于慈禧太后性格的描述，是全书的亮点和看点。爱美、爱虚荣、爱面子是慈禧的常态，无论是在紫禁城内还是在颐和园里，尽是如此。然而慈禧在何荣儿面前也流露出务实、果断、能吃苦的一面。至于心狠手辣、严苛妒忌的一面，书中亦有提及。慈禧首先是爱美的，她曾对宫女们说过“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28]慈禧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极高，加之以内廷制造，从不怕费料费工，唯有精益求精，所以在方方面面慈禧都要求尽善尽美[29]。就连睡衣慈禧也是穿大红牡丹的。旗人穿戴有“三十丢红、四十丢绿”的说法，但慈禧太后至老都穿着游裤腰到裤脚都绣满大红花的睡衣。[30]如果说出席典礼、接见朝臣等公开场合穿着华丽美艳，是为了给别人看，那么在寝宫内都要穿大红花睡衣，则不得不说明慈禧爱美是发自内心的，不仅仅是给外人看的。见微知著，慈禧生活中其他细节，诸如首饰佩饰、衣冠鞋袜莫不如此。慈禧好面子爱虚荣也是基于比美、炫美的心理。老宫女回忆说，“老太后是个好胜的人，这样跟老太后出门，在王公贵妇人面前才不致让人比下去。要不，和人家一比，像个小蠢鸡子似的，以后太后再也不带着你了。老太后把我们和装饰品同等看待，别人的装饰品不能胜过老太后。肃王福晋长得很漂亮，头梳得也精巧，耳坠的翠玉照得半边脸都是绿的，把皇后、小主们都比下去了。老太后很生气，叩见时始终没给她好脸。”[31]其实慈禧这一点不仅流露在衣冠服饰这些外表上，也体现在她处理内政外交的思路中，她之所以支持端亲王载漪等挟义和团民对抗八国联军，这种凡事都好胜的心理是起了作用的[32]。也无怪乎老宫女总是爱用“刚强脾气”、“精气神足”、“容光焕发”之类的词来形容慈禧了。但是再凡事好强的人也不可能处处遂愿，在个人幸福方面慈禧是不幸的。所以她对于周围的人的幸福婚姻、美满家庭就免不了妒忌了。大公主、四格格、醇亲王婚姻都曾被慈禧太后破坏过。[33]然而慈禧也有对人和善的一面，甚至于老宫女以“老祖母”来形容她。[34]其实，慈禧也是有着讲求实际、能吃得住苦的一面，她曾笑谈一副高士图中虚而不实的场面，戏称“如果是个活人，早让蚊子叮跑了。”[35]在西狩路上，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老太后自从早晨坐上车以后，闭口不说话，既不冒火气，也不显骄气，处这种逆境，完全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老太后是有什么条件说什么话的，条件不到向例不说话。”“老太后说，知道了，有什么就吃什么。”“最奇怪的是老太后在路上很少发脾气。”[36]诸如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不难看出，慈禧和大阿哥那种一味贪图享乐的贵族不同，身在高位的她能够清晰地务实地分析当下的情形，并且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慈禧和宫女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宫中主子和奴才关系的代表。关于这点，罗友枝先生指出“包衣和太监处于最底层，他们的地位不能轻易改变。在整个社会都可看到的主仆关系中，皇帝对于奴仆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专断行事，不受任何约束。他对奴仆的无限权力意味着无所不在的威胁，这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阴奉阳违，暗中抵抗……在帝王的话语中，太监和包衣应该高效率地努力做事，并对皇帝忠心耿耿，但是，犯罪案例却显示了懒惰、偷盗、背叛皇帝信任散步流言飞语等恶行，与大清社会秩序的核心信念——皇帝身边的人最恭顺——正相矛盾。”[37]老宫女的回忆恰恰可以为罗先生的这一段观点做绝妙的注脚。老宫女回忆说，“我们是奴才，没黑夜没白天地给别人支使着，别人快乐我们陪着快乐，别人笑我们去陪着笑，别人不高兴，倒霉的又是我们，我们只有眼泪往肚子里掉，哪里能有高兴的事呢？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谁唱的好，得宠；谁唱的不好，受气挨打。此外，整天拿膝盖骨当脚用，不是磕头就是请安，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们又有什么高兴的事啊！就说赏你几两银子吧，又是膝盖骨吃亏，爬地下多磕几个头呗！”[38]“那群六根不全的人（指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摸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大的捞大油水，小的捞小油水。”[39]奴才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主子高兴与否而进行的。主子的喜怒可以全部影响到身边的奴才，这种影响是单向的、极度不平等的。翻阅《清宫述闻》的内廷部分，几乎东西六宫内每处宫殿都有因罪、笨等被罚出宫的宫女太监。至于掌嘴、挨板子更是屡见不鲜。并且一旦被罚奴才不能够再回到原先近侍的位置上，甚至连回宫也是不可能的了。[40]老宫女的说法是，奴才被打之后必有怨气，有怨气就绝不能再当近侍了。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奴才们是没有快乐可言的。连深受慈禧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都说要把慈禧太后当老虎一样看待。[41]但人性是难以改变的，奴才们在表现出对主子万分顺从的同时，心中自然会有不满。在《太监谈往录》中信修明更是用“盗佛藏”这一词汇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太监们因对于主子的不满而产生的流言飞语。[42]至于太监们争相邀宠则是为了给自己赢得从中牟利、欺压别人的机会，而他们的主子对此也是心照不宣的，他们和主子之间关系就是如此相互利用。
光绪帝和隆裕皇后的性格，书中亦有涉及。光绪帝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据《太监谈往录》记载，“光绪一生怕雷，每逢雷雨时，御前太监全班值更。如有大闪电，知雷必至，一齐高声嚷喊，以乱雷声。”“光绪性躁而口讷，每动怒，额筋浮露，口不能言。闻平壤战败，气愤不能自持。”[43]我们在《宫女谈往录》中可以找到与之印证的文字。“光绪胆小，最怕夏天打霹雷，一到下暴雨的时候，门窗都要紧闭，让太监站在两旁，自己捂起了耳朵。”“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44]不仅如此，老宫女的回忆还向我们透露了许多宝贵的细节。譬如她谈到光绪帝庚子年到山西后，收敛起急躁爱发脾气的性格，不管外界如何，只是装聋作哑。又谈到光绪性格孤僻又多疑，横下一条心九牛也拉不回来等等。[45]但是老宫女也提到，光绪为人很正派，不像大阿哥一样爱招惹宫女，很有绅士风范。[46]宫女和太监长期在帝后身边服侍，他们的回忆，特别是细节的描述，比外人所写的野史有很强的参考性。尤其是他们描述和自己不相关的帝后关系时，更较之野史客观真实。读罢《宫女谈往录》和《太监谈往录》，我们不难发现，慈禧和光绪间确实有矛盾，但两人均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处处都要注意举止得体。即便慈禧对光绪有不满，也是间接地不漏声色地表达出，更何况即便是西狩途中还有一大群奴才、大臣陪同，不可能使得矛盾公开激化。如《清室逸闻》中所写的慈禧故意赏给已经吃饱的光绪汤圆、亲手把光绪牙齿打坏流血之事[47]，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关于光绪和隆裕之间的关系，本书与《太监谈往录》的说法有同有异，均是肯定其夫妻关系不和谐的一面。但是在慈禧是否偏向隆裕和对于光绪临终前和隆裕的见面的问题上，两书做了不同的描述。囿于篇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48]
老宫女对于晚晴太监形象的回忆，因为其立场独特，尤为宝贵。以往对太监的描述，多出于文人士大夫等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接触的是太监在宫外以及对付外人的一面。加之以中国自古就有外戚与宦官、阉党与朝臣清流的斗争历史。因而文人士大夫对于太监的回忆多不佳，并且也较为片面。然而由于宫女和太监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奴才，不存特别的歧视，长期在工作上有合作关系，也都熟悉宫中各项制度，她们对太监的评价另有看法。何荣儿由于是慈禧的近侍又随驾西狩，从大太监李莲英、崔玉贵到小太监她都有所接触。更难能可贵的是，李莲英曾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算计何荣儿使她嫁给了太监老刘[49]，但即便是这样，何荣儿仍然在有些方面为李莲英说了好话。“这就是李莲英厚道的地方，他对待底下人从来不克不扣，有本事对那些总督巡抚用去，一伸手要个一万八千两的银子。可是跟围在他手底下转的人，决不鸡毛蒜皮地算小账。李莲英经常说：眼前，摆着现成的河水，我为什么不借机会洗船呢？只要差事上让我针过得去，我一定让线也过得去。须要知道，当太监的好人稀，他们整天闷着头琢磨坏主意，什么邪的、凶的、狠的主意全有，但对李莲英叫声李总管，还是心悦诚服的。我不是替李莲英死鬼翻案，说实在的，底下的人很少有人咬牙切齿恨李莲英的。”[50]李莲英仅仅是给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留了一点剩下的御膳，就引来何荣儿如此的好评。我们应当认识到，同样是身居总管太监的高位，李莲英和他的前任安德海等是不同的，他吸取了教训，不但在宫外收敛锋芒[51]，在紫禁城内也厚待同侪、下属。其实李莲英这种表现，和小太监讨好慈禧的近侍宫女、主动送情报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52]。那就是为自己在险恶的宫廷环境中营造一个生存空间。通过人情关系、向上邀宠等各种方法以求“得脸”。在宫里生活如演戏一般虚假的环境中，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被主子牵着走，既要争宠也要防备被别人妒忌。生存环境其实很是恶劣。并且宫女、太监等奴才多为“势利眼”，对于得宠的也随着追捧，对于不得宠的也随着不屑一顾。归根结底，人与人之间还是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切以获得利益、受到主子重视为目的。
囿于时间和篇幅，笔者无法将老宫女对于晚晴宫中所有人物的回忆全部加以考证和分析。但是总的来说晚晴宫中的生活，完全没有随着中国走入近代，而是如同琥珀中的昆虫一般，定格在了古代。在整个中国经受西方列强的冲击、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之时 ，却仍然有这么一群人龟缩在帝国的首都中心，维持着古代社会的运作，直至溥仪出宫为止。不得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而又无法避免的现象。这反应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被动。北京的紫禁城是清帝国的最高政治中心，而它的统治者却极力地使它不受到一丝一毫西方文明的影响。从吃穿用度到规章制度，无一不是恪守祖宗家法。慈禧太后十几岁入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在其思想认识的根源处，是不愿承认洋人比中国强的，但血淋淋的事实又逼着她不得不去向洋人学习，她主导的各种自强运动多少都带有了一丝无奈与被动。笔者探求晚晴宫廷史的目的，本质就是走进历史人物特别是统治者的内心，去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生活、知识结构、人际关系乃至于世界观。从而理解他们对于重大事件作出抉择背后的个人原因。
3.清代宫廷奴仆制度
何荣儿身为宫女，虽是慈禧近侍，但毕竟地位低微，受到严格的清代宫廷奴仆制度的约束，对其有切身体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老宫女的回忆虽然具体，但是缺乏整体把握，不具有系统性。并且在很多细节上和一些笔记、著作有所出入。总的来说，在老宫女的回忆中，多规矩而少制度，其可变通处亦不少。
《清宫述闻》引《清宫词》注：“惟宫眷挪动，秀女出神武门、福华门时，得与亲属一见。”[53]平日里宫女是难以与家属相见的，唯有等到主子出宫时，自己跟随出宫才可以和家属见面。这本是清宫内需要普遍遵守的规矩，但是由于慈禧所在的储秀宫威势熏天，何荣儿又是慈禧的近侍，所以能够享受特别的优待，这也是一种宫女间的不平等。“每月初二这一天，是宫人接见家里人的日子。地点在神武门西边，顺着护城河南岸，沿着紫禁城根往西，很僻静的地方，城墙中间开一个豁口，有两扇大门，大门里有栅栏，可以隔着栅栏跟家里人谈话……这就是我们在储秀宫当差的优越条件，别的宫就不行了，有的进宫二、三年，也没见过家里人。”这种对于宫廷规章制度的通融是广泛存在的，在太监和宫女的关系上，实际情况与规章制度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太监谈往录》引《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所载“女子之规则”：“一、凡各宫女子，不许与太监等认为亲戚，非奉本主使令不许擅相交语并嘻笑喧哗……三、凡六宫女子如有呼本宫太监为叔伯兄弟者，将该女子痛惩逐出，并将家属发往新疆。”[54]可见清宫规定太监和宫女之间是不允许有私下往来和结为干亲的。但是据何荣儿的回忆在宫中姑姑总要给小宫女物色一个老太监作干爸爸，平常宫女要像对待亲爹一样孝敬他，老太监也可以帮忙给宫女代购日用品和联系家属。[55]何荣儿本人就认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为干爸爸。在和太监的交往上，也是分本宫与外宫的区别。老宫女回忆说“我们当宫女的只许伺候本宫的主子，只许和本宫里的熟识太监说几句话，严格禁止和外宫的太监交谈。老刘是外宫的，所以我和他见面，必须经老太后吩咐过才行，经过老太后的恩典才允许我们交谈片刻的。以后由太原到西安，虽然在路途上有时碰头，也只能同路人一样了。大阿哥在路上派小太监和我们谈话，也是事先老太后让我们随时对大阿哥尽点心，得到老太后的旨意，才敢这样做的。否则，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外人有丝毫来往！不管伺候老太后多么近的人，这种制度是一分也不能错的。”[56]在何荣儿的印象里，自己无时不刻都是在恪守着重重的规矩的，然而殊不知，她所接受的姑姑传给她的规矩，已经和明文的规定有所距离了。可以看到，清宫奴仆的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是很严格的，但是这种严格是已经经过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变化之后的，是夹杂着各种具体情况的变通和潜规则的。
另外老宫女的回忆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前人记载的失当之处。譬如《清稗类钞》载：“宫廷岁选秀女，凡选中者，入宫，试以绣锦、扫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有不合者，命出，以次递补，然后择其尤者，教以掖庭规程。日各以一小时写字及读书，读写毕，次日命宫人考校。一年后，授以六法，俊者侍后妃起居，次为尚衣、尚饰，各有所守，绝不紊乱。”[57]但是老宫女的回忆却是“宫女是绝对不许认字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的地位比太监还下一等，有的太监在宫里还可以学认字，可我们绝对不许。有了空闲的时间，就要学做针线，打络子。”[58]何荣儿作为慈禧太后的近侍，曾经为慈禧侍寝，应该是达到了“俊者侍后妃起居”的地步了，但是她却不识字，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清稗类钞》中所提到的“秀女”从下文来看，就是干的何荣儿这样的宫女的工作，在此处“秀女”等同于宫女。[59]但是，在《宫女谈往录》中“秀女”一词仅仅出现三次，并且只有一次是被何荣儿拿来形容自己这样的宫女。[60]由此，笔者推想，《清稗类钞》所载此条并非指的是所有种类宫女，至少不应该是何荣儿这种宫女。那么何荣儿这样的宫女和其他能够识字的宫女有什么区别么，或许区别就在于她们的出身上。《清宫述闻》引《养吉斋丛录》：“挑选八旗秀女事，隶户部。”又按曰“清廷定例，三年一次引选八旗秀女，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然并不按期举行。”又引《啸亭杂录》：“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幽闲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余听其父母择配。后宫使令，皆内务府包衣女，亦于二十五岁放出，从无久居禁内者。”[61]逐条资料都表明，由户部主持的三年一次的满蒙汉八旗秀女择选和由内务府主持的一年一次的上三旗包衣秀女的择选是两个不同的秀女择选渠道。而何荣儿应该属于后者。光绪时期明确规定，前者仍称“秀女”，后者则名“宫女子”。前者可以成为妃嫔或指配王公，后者仅供内廷使令。[62]何荣儿在书中有十次提到“宫女子”都是用来形容自己这种宫女的。由此可见《清稗类钞》中的“宫女日课”一条是把两个不同渠道的秀女进宫后所应当进行的培训给混淆了。《宫女谈往录》的史料价值由此凸显，它好似是一个线头，流露在外，供我们去捕捉，它本身十分具体的描写，给后人考证前人笔记真伪与否以提示。
4.庚子西狩中的见闻
何荣儿的回忆里，多为清宫之内的琐事，能与当时整个国家政权相关联的部分唯有庚子西狩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何荣儿第一次走出北京城，从停留在古代宫廷的紫禁城中脱离出来，与两宫銮驾一道，西狩西安。途中经历“拳匪”、流民、逃兵，更接触到了工业社会的产物——火车。庚子西狩本身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恶果，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被迫流亡，其牵扯面必然极广。但是老宫女的回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知道脚尖前的一点小事，其他大事丝毫也不知道。”[63]，其得之细密，失之整体。一些京城中义和团运动的情况、团民围攻使馆的情况、乃至于联军的情况，她大都茫然无知。但是，她紧紧跟随着慈禧身边，不离左右，对于慈禧的一些心理活动、精神状态乃至于她接见地方官员，老宫女都有详细的回忆。她的回忆中提及的很多细节，可以供我们考证其他笔记、回忆录描述的准确度。这一段回忆的史料价值，不可低估。
发生在庚子西狩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珍妃的死亡。前人的笔记、回忆录多有谈及。《太监谈往录》：“不意义和团事起，都城不保。太后命皇上、皇后、珍瑾二妃及大阿哥溥儁一起聚住宁寿宫，预备西巡。在出宫前夕，惟虑珍妃留守宫中不妥，带走也不妥，因而传令将珍妃投入乐寿堂后西所井中。诸老太监闻言均已回避，小太监崔玉贵不敢远离。太后生气说：‘玉贵把她推下去，你们都该杀。’崔玉贵不敢违抗，竟将珍妃推落井中。”[64]《清宫述闻》引景善《庚子日记》：“二十一日，文年（内务府大臣）告予……嫔妃皆于三点半钟齐集。太后先下一谕，此刻一人不令随行。珍妃向与太后反对者，此时亦随众来集，胆敢进言于太后：‘皇帝应该留京。’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谓太监曰：‘把她仍在井里去！’皇帝哀痛已极，跪下恳求……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于宁寿宫外之大井（井在贞顺门内）中，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65]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珍妃帝所最宠，而太后恶之，既不及从驾，乃投井死。”[66]王无生《述庵秘录》：“拳匪事起，七月念夜（笔者按：“念”通“廿”）语见军机毕，两宫及后妃易微服将行，慈禧谓珍妃曰：‘予将率尔行，拳众如蚁，土匪渐起，尔年尚韶稚，倘遭污，莫如死。’内监总管崔某遽牵珍妃毡裹推诸井。”[67]《清鉴》：“翌旦，天未曙。太后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至西华门外乘骡车……珍妃帝之所爱，而太后之所患也。频（笔者按：疑为濒之误）行太后命投之于井，而后去。帝虽痛之，无如何也。”[68]《清稗类钞》：“车驾将出发，适珍妃在侧，以未预随扈，目注德宗，呜咽不胜。忽为孝钦所见，即叱之曰：‘汝年少，丁兹国家多故，皇帝蒙尘，若不早自裁，乃犹作儿女子态耶！’立传旨赐自尽。或云投井死，或谓内监乘乱缚妃投入井，有所主使而归狱于孝钦耳。”[69]上面几条文献中，有一些关键处需要注意。第一，除去太监的回忆外，其他文献都指明珍妃是在两宫逃跑当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凌晨，被太监投入井中的。第二，以上所有文献，包括太监的回忆，太后、皇帝、皇后及随行的瑾妃、大阿哥等人与珍妃是先合在一处，之后慈禧才令人把珍妃推入井中的。这两点如果属实，那么无疑让人们觉得慈禧赐死珍妃很有可能是临时起意并没有经过详细考虑。以慈禧的老谋深算、阴险程度，怎么会当着皇帝、皇后及其他宫眷的面去公开地杀害一个妃子呢。笔者的这些怀疑，在《宫女谈往录》中找到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据何荣儿回忆，七月二十日下午，她在慈禧寝宫侍寝，突然慈禧醒来，走出乐寿堂直奔颐和轩。半个时辰之后，慈禧从颐和轩出来，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慈禧令人把珍妃推入井中。并且老宫女及丈夫老刘与崔玉贵关系甚好，民国后她曾听崔玉贵讲起就中细节。在七月二十日中午，慈禧吩咐崔玉贵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颐和轩此时一个宫女也没有，连崔玉贵也觉得奇怪。慈禧和珍妃见面后，言语互相攻讦，最后奉慈禧旨意，崔玉贵和颐和轩太监王德环把珍妃投入井中。并且，崔玉贵时候还十分肯定地说，慈禧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并不是在逃跑前，心慌意乱，匆忙之间下令把她退下井的。[70]至于慈禧何事把随行的皇帝、皇后、瑾妃和大阿哥等王公贵戚集合起来，老宫女的回忆是七月二十一日准备传早膳之时。[71]在这之后，慈禧、光绪帝、隆裕皇后及其他王公贵戚才换好便装。也就是说，在慈禧令人将珍妃投井之时，皇帝、皇后和其他王公贵戚是不在场的。与老宫女回忆相暗合的有《故宫周刊》第30期所刊的老太监唐冠卿的回忆。老宫女对于慈禧进入颐和轩之前的描述是：“（慈禧）径自走出了乐寿堂，就往北走。我匆忙地跟着。我心里有点发毛，急忙暗地里去通知小娟子。小娟子也跑来了，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老太后说：‘你们不用伺候。’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个儿往北走，快下台阶的时候，见有个太监请跪安，和老太后说话。这个太监也没陪着老太后走，他背着我们，瞧着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72]这个被老宫女何荣儿看到的太监，很有可能就是唐冠卿。唐冠卿的回忆是“总管崔玉桂率快枪队40人守蹈和门，予亦率40人守乐寿堂。时甫过午，予在后门休憩，突观慈禧后自内出，身后并无人随侍，私揣将赴颐和轩，遂趋前扶持。乃至乐寿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颇惊愕，启曰：‘老佛爷何处去？’曰：‘汝勿须问，随余行可也。’及抵角门转弯处，遽曰：‘汝可在颐和轩廊上守候，如有人窥视，枪击毋恤。’予方骇异间，崔玉桂来，扶后出角门西去。”[73]当然，唐冠卿的回忆和何荣儿的回忆有不吻合处。老宫女说这名太监没有陪着慈禧走，而唐冠卿说自己陪着慈禧走到了角门转弯处。唐冠卿的回忆是为《故宫周刊》这本杂志出“珍妃专刊”而特地作的。很有可能会添油加醋、抬升自己的目的掺杂在里面，他可能没有留意到在慈禧身后远远的地方有两个宫女在朝这个方向注视，更不会想到，其中一个宫女的回忆竟然会被记录下来甚至出版。另外他主动问起“老佛爷何处去”，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怀疑，一个奴才能够主动对主子的行动发问么？而老宫女的回忆，是在和金易闲聊时作出的，并不带有强烈的欲使人知的目的性，更没想到三十多年后竟能出版，相比较而言更为客观些。但有两个细节是惊人的相同的，一个是慈禧在出了乐寿堂后屏退宫女，独自一人前往颐和轩。另一个是慈禧是通过走西廊子从乐寿堂到颐和轩的。笔者推测，何荣儿看到在慈禧进入颐和轩之前与之交谈的那个太监就是唐冠卿，而唐并没有随慈禧走到角门转弯处。[74]唐太监的回忆中另有一句“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堕井矣。斯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尚未之知也。”也与老宫女回忆中光绪帝和隆裕皇后前往乐寿堂的时间相暗合。反观诸多笔记、野史，大多将珍妃之死安排在光绪帝面前，笔者推想可能是为了突出慈禧和光绪矛盾之深的戏剧化处理，不外乎还是从太监、宫女口中传出去的消息加工而成，与其相信笔记、野史中多人转述的宫中消息，还不如采信太监、宫女直接回忆的资料。
关于庚子西狩的第二个问题是慈禧出逃到底有没有事先准备，又是什么时候下的出逃之决心。就此问题，前人的日记、笔记也多有提及。仲芳氏《庚子纪事》：“（七月）初十日……各街巷哄传皇太后有迁避之意，连日拘觅敞车轿车数百辆，均歇于顺天府及神武门内，按日发给口粮。各处传讲，众口一词，谅非虚谬也……（七月）十五日……皇太后、皇上暗有迁避秘旨，恐民心震乱，是以外人皆不得而知。”[75]杨典浩《庚子大事记》：“（七月）十二日，两宫定于十六日西巡狩……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待驾。故章京等西出彰仪门，车悬随扈黄旗，致人心惶惶，市面更为震动……（七月）十四日，以车辆不齐，又有某大臣恳留车辆以安民心，故召还军机章京等。”[76]无名氏著《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载《两宫西狩记》：“（七月）十六日，乃有西巡之旨，复因车辆不齐，迟迟未行。”[77]由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京城中早已风传两宫将要西狩，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车马，甚至如果不是车辆不齐这一关键的物质条件制约，很有可能两宫会提前西狩。这些至少可以说明，慈禧作为清政府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局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到了七月中旬后京城失守只是时间问题了。最后终究是要出逃，相比慈禧心中对这点是认识到了的。但是，她没想到京城失守得这么早。军机大臣王文韶在七月二十日被慈禧召见五次，在最后一次的亥刻见面时，慈禧已经把出逃的打算告知王文韶，并且命他要随后赶来。但即便在此刻，慈禧仍然没有打算马上动身。王文韶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一日早上七点再入宫时，两宫已然出发了。[78]可见连当时的军机大臣都不清楚慈禧具体会什么时间动身出逃。在此时，慈禧的心态是能拖一时是一时，尽量留在宫中留在京师，这里面可能有继续完善出逃计划和物质条件的需要。然而，七月二十一日黎明一颗直接射到仁寿宫的榴弹给她敲响了警钟。让她提前踏上了尚未准备充分的出逃之路。慈禧的出逃是有决心，但未充分准备的。有些准备慈禧是做好了的，比如提前和军机大臣打招呼，李莲英也为她准备好了汉族的便装。但更多的被老宫女提及的是准备不充分的地方。慈禧在二十一号早晨急谕李莲英从护军那里给光绪找衣服换上[79]，并且在离宫时并没有带足够的换洗衣裳，有换洗的衣裳还要等到怀来县令吴永进献之后。对于此点，老宫女的回忆是“要车没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80]老宫女还持这种观点：“可今天老太后要出远门，偏偏要从大车店雇车。虽然是洋鬼子打进城来了，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但以老太后的尊严，发到口谕，让预备几辆轿车，还是不难办到的。这其中必然另有门道。”[81]在贞顺门外等候宫眷们的车有一辆是宫中的车，有两辆是雇来的趟子车。后来老宫女也回忆到，当时就是要不沾一点皇家的影子，让人看上去就是和普通百姓出行无异，所以用车规格要很低才可以。[82]咱们可以设想一下，慈禧欲出逃必要先准备轿车，可她平时布置出行事项都是直接从宫内御用轿车中去调，因而宫中的人包括慈禧都对当时宫外北京普通老百姓雇车情况不甚熟悉。宫内的供需体系和宫外民间的供需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宫内是想要用，一道谕旨就可调出，但是在民间就要服从市场、服从具体的社会情况。此时，兵荒马乱不一定有钱就能雇到足够的马车。可能正是这一认知上的误区，导致了车马的准备不足。何荣儿回忆后面的路途时曾说：“人千算万算也有算计不到的地方。老太后这次出走，什么都不带，只随身带了些散碎银子，以为沿途一定会有卖东西的。有钱能买鬼推磨，这种想法到现在完全落空了。由海淀奔温泉，由温泉北上到居庸关的古道，原来是南来北往的要道。作买卖的，开客栈的，尤其是驿站，都应该有人支应，可现在跑得一乾二尽。那些败卒残兵，有什么抢什么，一帮一帮的戴红头巾的义和拳也是有什么拿什么。殷实一点的人家都躲起来了，剩下不藏不躲的人也就穷得只剩一条命了，目前的光景是有势力没处用，有银子没处花。一两银子也换不出一口吃的来。”[83]由此看出，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蓬勃展开的背景下，加之以溃军逋逃，社会愈发混乱，正常的社会经济不能够进行下去。一旦慈禧一行脱离了皇室的威严庇护，装作平民，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也不过是海中扁舟罢了。是时，京城已经团民四起，通览《庚子记事》，团民掠夺民财、假公济私者数不胜数，义和团民甚至驻守了北京各城门、皇城各门以及中央政府机关和王公大臣府邸。[84]慈禧在出逃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又要暗中以平民的身份去雇车，因而普通的马车和车夫雇不齐，实属自然。慈禧久居深宫，此时虽日日与军机对议国事，但都是军国大事，恐怕难以对最基层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有感性认识。老宫女的回忆就反映了慈禧对社会此时的动荡混乱程度估计不足。这也是慈禧下定决心出逃而准备不充足的重要原因所在。但是在逃跑路线有无事先筹划这一问题上，老宫女囿于奴才的身份和见闻不广，做出了一个不甚客观的定论。她回忆说“究竟往哪逃也没个准谱儿，带着一群人，听天由命。分明是一点准备也没有，这是我亲眼看到的。”[85]然而，在慈禧出逃的七月二十一日，其出逃路线已经传到民间了。[86]不管民间得到的消息是来自两宫銮驾还是妄自揣测，但都表明，当时人对于慈禧想要出逃到山西这一点是有着认识的。宣化府是由直隶去山西的必经之路，作为当事人的慈禧，又怎么会想不到这样的一条路线呢？慈禧又曾命军机大臣王文韶随后赶上，可见她必定对王文韶有了路线上的交代才是。
正是囿于眼见耳闻的面不够广，不了解京城中的传闻动态，也不了解慈禧和军机大臣的计划，何荣儿才会做出如此比较片面的结论。这是我们在审视《宫女谈往录》的史料价值时要格外留意的。任何回忆录都会有各自的局限，囿于立场、阶层、知识水平和见闻，没有人能仅仅通过自己一人的见闻就把整个事件尽收眼底。即便如何荣儿这样的慈禧近侍也不会完全了解慈禧的出逃计划，同样的，那些晚晴笔记、日记、稗官野史也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某一方面，都不是全面的观察和论述。我们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就尤其要注意将他们比对参照、相互校正，争取将它们各自中的有效信息拼合起来，以勾勒出一个事件的完整面貌。
恰好，老宫女对西狩途中接下来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前人笔记相校正的绝好机会。那就是西狩途中的第三个问题——驻跸怀来的细节。据老宫女回忆，慈禧一行自七月二十一日黎明启程，午间至颐和园，暮抵西贯市（或称贯石、贯市）过夜。二十二日过南口，午间暂歇一军营，下午过居庸关，暮抵岔道口过夜。到此，她的回忆与《清实录》[87]、《清史稿》[88]、《西巡回銮始末记》[89]、《庚子传信录》[90]的记载基本吻合。二十二日夜，崔玉贵和延庆州知州秦奎良携轿子一顶和知州印信赴岔道口。并且秦奎良与军机大臣议事。[91]但是在整个驻跸怀来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怀来县令吴永的回忆却在此节出了失误。吴永回忆自己是七月二十三日将要吃晚饭时收到七月二十二日盖有延庆州州印的接待通知的。据老宫女的回忆来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对于接到通知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回忆错了。[92]因为老宫女回忆七月二十三日巳（笔者按：原文为“己”，疑为“巳”之误）末午初时刻，两宫銮驾抵达榆林堡时，怀来县的县太爷已经前来接驾请安了。[93]而且吴的回忆本身也自相矛盾，他自叙二十三日晚间得旨意，连夜安排膳食，夜间折腾一宿与义和团民交涉，翌日（依吴说为二十四日）巳正赶到榆林堡迎驾然后又赶至怀来县城迎驾，是日两宫驻跸怀来。再次日（依吴说为二十五日）两宫继续驻跸怀来。[94]但是他又回忆“凡圣驾驻怀来共三日……二十五日，黎明起跸。”[95]可见吴永关于时间方面的记述实在混乱，不成一体。还有很多细节吴永的回忆和老宫女何荣儿的回忆不相符。吴永回忆在榆林堡接驾面圣的几件事顺序如下：回慈禧问、进献小米粥、进献小刀牙筷、叩见皇帝、应慈禧之求找寻并进献鸡蛋、进献纸吹、奉慈禧之命准备衣物。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吴永屡次提及是李莲英，并说明是李莲英替慈禧传话索取鸡蛋、纸吹。甚至在慈禧问吴永怀来轿夫能否胜任的时候，李莲英从旁接语说“人家伺候大人们不知多少，岂有不会抬轿之理？”更有甚者，李莲英在慈禧夸吴永懂礼数时搀言说“人家做官多少年，难道区区礼数都不懂得，还配做官么？”[96]然而老宫女的回忆中，这些事情的顺序则为：慈禧和吴永谈话、进献豆粥、吴永为慈禧寻找烟袋、慈禧向吴永索取衣物、吴永应慈禧之求找寻并进献鸡蛋。并没有回忆到李莲英插的那两句话。[97]这些细微之处，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老宫女和吴永的回忆各执一词，又没能找到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的第一手资料。此段细枝末节只好姑且存疑了。不过笔者推想，以李莲英把慈禧当老虎看的那种谨慎小心之态度，是不太可能接这两句话的。当然这都是推测而已。
老宫女关于西狩途中的回忆还有一些细节上和其他文献资料不相符的地，并且为数不少，有些可以明确考证出实情，有些则资料不足无法进一步探查。《拳变馀闻》：“吴夫人曾袭侯纪泽女，为太后梳头。”[98]据吴永自述及老宫女回忆，此时吴永的夫人即曾纪泽的女儿已经去世了。[99]可知《拳变馀闻》此条并不属实。《清稗类钞》：“西巡仓促，德宗定于十日一薙发，时宫监执此役者，均未从行。届日，特命侍郎溥兴觅工，出入由侍郎带领，每请发一次，赏工银四两。”[100]但是，老宫女的回忆中剃头匠虽说也是溥兴带来，但是却剃头一次给了二两银子。此处可以存疑待考。诸如此类的疑点还有很多，在西巡路上，老宫女的很多回忆都可以与前任的笔记和回忆录进行参照，它们之间的异同很有研究意义。
三、结语
上文笔者不惜笔墨管中窥豹地展示了《宫女谈往录》这本书一部分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主要是就本书的内容来进行一些引申、参证和考校。老宫女作为慈禧近侍所作之回忆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本书作为史料来讲还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并非句句属实。金易先生在八十年代撰写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一些老宫女回忆的失实之处，并在书中标出。并且据金易先生认为，老宫女对旗人的上下机关并不都熟悉。而且老宫女在对金易先生谈起她被慈禧赏给太监做妻子的原因时，讳莫如深不愿多谈。[101]可见她在向金易先生回忆的时候是带着一些误见和疑惑并且有所保留的。
通而察之，这本著作整体上给人带来以别样的视界、别样的发现。在近代中国，仍然有着一群活在古代的人，他们从言谈举止、思想理念、吃穿用度无一不尽量地恪守祖宗成法、绝不敢有心“洋化”。稍有出格之辈比如珍妃，立即会招来不虞之祸。这种古代封建社会的生活和近代“欧风美雨驰而东”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而由前种生活环境中的人物来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注定带有着种种被动，难免左支右绌。再放大来开，宫中的生活是各王公大臣府中所羡慕的，而各王公大臣的生活也是普通百姓所看齐的。老宫女屡次提及到的满族人的风俗礼仪其实都可以看做是清宫中风俗和礼仪的简化版本。清宫中大阿哥溥儁的形象是个典型，在他身后其实还有千万个“溥儁”。在本书中我们不难找到当时整个社会特别是八旗子弟官宦人家的那种对世界大事、国家存亡的懵懂无知。其实宫内外是相连通的，紫禁城就像一个能够放射传统社会因素的放射源，不断地向和它纠结在一起的有关联的人输送着封建社会的一切物质文化、道德标准乃至精神信仰。宫廷文化、宫廷生活通过影响宫廷人物以及人物间的关系，来影响宫廷人物作为政治人物时的判断。读罢此书后，笔者更加感到，我们在研究晚晴宫廷的面貌时，要把清宫放在当时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范围中去考察。着重发掘宫中每一阶层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树立过程。还要注意宫中对外的文化辐射作用，宫内外人员流动的特点等等。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一首《行宫》道出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风云无常。如果我们能够在那充满细腻描写煽情段落的老妪回忆中，找到几粒史料真金，能够以古鉴今，或能对于避免这种悲剧有所脾益吧。最后就让笔者以一首拙作完结此篇吧：
白发宫娥话清季，
月黑对坐论古今。
前鉴未远诚宜审，
或使悲歌少余音。
[1]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0年7月，第11页。
[2] [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雷颐审校：《清代宫廷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98、199页。
[3]《宫女谈往录》第321页。
[4] 金易在本书后记中写道：“偶然，我的老妻翻出一本当年记柴米油盐的流水账来，断断续续有和老宫女谈天的记载……”（《宫女谈往录》第357页。）
[5] 参见《宫女谈往录》第33页“敬烟”一节。
[6] 《宫女谈往录》第26页
[7] 陈援：《〈宫女谈往录〉的幕后故事》，《海内与海外》2006年第04期。
[8] 《宫女谈往录》第383页。另参见克石：《白头宫女说旧闻——忆金易先生与〈宫女谈往录〉研讨会》，《海内与海外》2008年第08期。
[9] 《宫女谈往录》第207页。
[10] 信修明等：《太监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7月。
[11] 《宫女谈往录》第207、222页。
[12]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2月。
[13] 每年清宫操办大年初一的晚膳时，要从腊月初八开始排练太监传菜，每天排练要用两疋白布。（《宫女谈往录》第82页）
[14] 《宫女谈往录》第45、46页。
[15] 同上，第81页。
[16] 同上，第83页。
[17] 同上，第97页。
[18] 同上，第159-161页。
[19] 同上，第161-163页。
[20] 《清代宫廷社会史》第247-249页。
[21] 《太监谈往录》第59页。
[22] 《宫女谈往录》第84页。
[23] 同上，第39、74页。
[24]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6页。
[25] “宫分，每人春绸、云缎、官绸、纱纺丝、杭绸各一匹，棉花二斤。”见章乃炜等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12月，第599页。
[26] 本段宫女衣食描述参见《宫女谈往录》第21-26页。另外据何荣儿回忆，宫女每月初二领银子二两，在当时算是不少的薪水了，见《宫女谈往录》第30页。
[27] 胡寄尘编：《清季野史》，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12月。
[28] 《宫女谈往录》第46页。
[29] 这一点从慈禧亲自监督制造胭脂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参见《宫女谈往录》第110-111页。
[30] 同上，第124、125页。
[31] 同上，第109、110页。
[32] 参见《太监谈往录》第13页：“七十岁的人还要学洋文洋话，盛德之累，偏于好胜，实不能为其讳言。”另见《宫女谈往录》第315页：“老太后是长期在宫廷里争风斗胜长大的，养成了逞能要强的性格。”
[33] 慈禧太后曾长期留大公主、四格格在宫中居住使她们和丈夫分居，并给醇亲王赐小妾。事见《宫女谈往录》第291、292页。老宫女也曾留意到慈禧作为一个寡妇的哀怨，事见《宫女谈往录》第145页。
[34] 《宫女谈往录》第195页。
[35] 同上，第135页。
[36] 同上，第239、240、250、254、270页。
[37] 《清代宫廷社会史》第188页。
[38] 《宫女谈往录》第39页。
[39] 同上，第74页。
[40] 同上，第195页。
[41] 《太监谈往录》第9页。
[42] 太监小辫张和明心刘私下谈论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脾气优劣，“盗佛藏”是太监间骂主人的别词。事见《太监谈往录》第8-11页。
[43] 《太监谈往录》第50、51页。
[44] 《宫女谈往录》第316页。
[45] 同上，第319、320页。
[46] 同上，第98、99页。
[47] 远生:《清室逸闻》，《清季野史》第137、138页。
[48] 参见《太监谈往录》第53、54页，《宫女谈往录》第93、187、314页
[49] 《宫女谈往录》第114页。
[50] 同上，第106、107页。
[51]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莲英曾陪同醇亲王奕譞视察北洋海军，收敛锋芒，获得奕譞和李鸿章的交口称赞。参见《宫女谈往录》第344、345页。另参阅《太监谈往录》第191页“慈禧之宠李莲英”条。
[52] 《宫女谈往录》第125页
[53] 《清宫述闻》第764页。
[54] 《太监谈往录》第147页。
[55] 《宫女谈往录》第30-31页。
[56] 《宫女谈往录》第286-287页。
[57]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354、355页。
[58] 《宫女谈往录》第29页。
[59] 此条文字在《清稗类钞》中的题目就是“宫女日课”。《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4页“宫女”条：“宫女皆辫发，必俟得宠幸后，加以位号，始上额。”
[60] 《宫女谈往录》第111页。
[61] 以上三条均见《清宫述闻》第762、763页。
[62] 《太监谈往录》第143页注释1。
[63] 《宫女谈往录》第207页。
[64] 《太监谈往录》第53页。
[65] 《清宫述闻》第686页。
[66]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季野史》第39页。
[67] 王无生：《述庵秘录》，《清季野史》第135页。
[68] 印鸾章：《清鉴》，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862、863页。
[69] 《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92页。
[70] 老宫女关于珍妃之死的回忆见《宫女谈往录》第207-215页。
[71] 《宫女谈往录》，第220页。
[72] 同上，第208页。
[73] 《故宫周刊》第30期，转引自周利成：《<故宫周刊>记录的珍妃之死》，《中国档案报》，2011年6月3日，总第2162期，第四版。
[74] 有人曾对唐冠卿的回忆产生过疑问，慈禧与珍妃对话地点与唐冠卿受命把风的颐和轩外角门转弯处相距甚远，以这样的距离，他没有可能听到他的证词中所提到的慈禧、珍妃及崔玉贵三人的对话。很有可能唐冠卿的回忆中受慈禧之命在外望风是真，而在角门处偷听是假。参见周利成：《<故宫周刊>记录的珍妃之死》，《中国档案报》，2011年6月3日，总第2162期，第四版。
[75] 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0月，第29页。
[76] 杨典浩：《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第91、92页。
[77] 无名氏：《庚子回銮始末记》卷三《两宫西狩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10月，第178页。
[78] 《清宫述闻》引王文勤（文韶）家书，第685页：“至夜半见面。犹说不即走。”
[79] 《宫女谈往录》第221页。
[80] 同上，第224页。
[81] 同上，第226页。
[82] 同上，第230页。
[83] 同上，第234、235页。
[84] 义和团民在北京城内的劣行参见《庚子记事》，《庚子记事》第20、21、22、28页；另见《宫女谈往录》第229页。
[85] 《宫女谈往录》第224页。
[86] 《庚子记事》中七月二十一日提及西狩路线，路线属实，见《庚子记事》第32页。
[87] 《清实录》第五八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四六七，光绪二十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23页。
[88] 赵尓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934页。
[89] 《庚子回銮始末记》卷三《两宫西狩记》，《庚子国变记》，第179、180、181页。
[90] 李希圣：《庚子传信录》，转引自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3月，第166页。
[91] 《宫女谈往录》第257、260页。
[92] 《庚子西狩丛谈》第44、45页。
[93] 《宫女谈往录》第263页。
[94] 《庚子西狩丛谈》第44-58页。
[95] 同上，第61页。
[96] 《庚子西狩丛谈》第50-52页。
[97] 《宫女谈往录》第264-266页。
[98] 罗惇曧：《拳变馀闻》，《清季野史》第68页。
[99] 《庚子西狩丛谈》第48页；《宫女谈往录》第268页。
[100] 《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49页。
[101] 《宫女谈往录》第16、54页。
金易先生和沈义羚女士的《宫女谈往录》像是一杯绝好的清茶。在莹白的陶瓷杯中，老宫女荣儿的故事像一片片舒展开身体的茶叶，起伏、翻滚、沉落……逐渐晕染出晚清宫廷的景象。
老宫女姓何，单名荣。旗人。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宗人府选进宫，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宫女生活。荣儿的专职工作是“敬烟”，而且是给慈禧太后敬烟。荣儿到死都忘不了“姑姑”（老宫女）给她上的第一课，姑姑疾言厉声地说道：“伺候老太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敬烟比什么差事都难当，敬烟是跟火神爷打交道的事，你掉老太后身上一点火星儿，砍你的脑袋，你洒在老太后屋里一点火星儿，你们祖宗三代都玩儿完，我也要跟你受连累挨竹板子。”荣儿吓得两腿发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全听清了，姑姑！我全记住了。我绝不给姑姑丢脸。
荣儿在入宫两年后成了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在慈禧看来，自己是天下身份最尊贵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天下独一份儿的。荣儿作为贴身宫女，记录下了这份“尊贵”：老太后对鞋、袜子一点也不能委屈，就算是秀工非常熟练的能手，也要七八天才能绣成一双。而老太后不管多么精致的袜子，只穿一次，决不再穿第二次。算下来一年要用三千个工，加上采买、原料、工匠的膳宿生活等，光穿袜子一项，一年就需要一万多两银子。
这种“尊贵”不仅仅是体现在吃穿用度上，什么叫做“皇家气派”，一是不惜成本，二是不惜人工。在荣儿的回忆里，慈禧接触的每一样物品都泛着惊人奢华，甚至连“大自然”都变得温顺听话：在昆明湖，太监们揣测着太后观鱼的时间，培养鱼追人影的习惯，以便太后游湖时，伸出御手往水皮上一沾，鱼儿就跳起来——这叫“皇恩浩荡、鱼鸟亲人”。
在荣儿的回忆里，与宫廷奢靡生活相对的是宫女们的凄苦命运。作者金易先生回忆起荣儿的模样时，总会一次次提到她规矩坐姿、低垂下来的眼帘、一句一句往耳朵里送的说话方式——这都是长期宫廷生活浸淫出来的习惯。当初许多人家送女孩子入宫，为的是挣点银子或者学点规律，但生在末世，这群可怜的宫女就如同飘零的浮萍，被雨打风吹去。荣儿说：“想起在一起苦熬岁月的姐妹们，全都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好下场，小娟子难产而死，春苓子嫁给了护军，男的吃喝嫖赌，她又窝囊，挨打受气，自己的一点积蓄全给输光了，小命也跟着完了。小翠起初还好些，一到民国年间，男的当巡警，他又好脸面，摆阔气，弄得吃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盖，不几年也穷死了。”
相较于小伙伴们的命运，荣儿的经历更为坎坷。在她成为老太后的贴身宫女，可以穿着“五福捧寿”的鞋得意地行走在宫里的时候，她被许配给了给光绪梳头的太监“梳头刘”，关于这桩婚姻，老宫女至死都不愿意谈起，只是告诉金先生，“梳头刘”是李莲英的干儿子，是被李莲英撺掇许配给他的，至于原因恐怕是李想与太后最亲近的宫女结成同盟。婚后的荣儿，在小伙伴小娟的帮忙游说之下，再次回到了太后身边，这段经历也成了传奇，因为在宫中，从来没有出宫的宫女还能再回来的先例。
漫长的宫女生涯，使得荣儿越来越清楚老太后的脾气：如果老太后睡觉气出得调匀，话说得慢声细语，那就可以和老太后说笑；如果今天老太后说话气发直，那就干脆不要多说话，唯一的语言是“嗻”、“喳”、“是”，这就是当侍女的规矩，也是荣儿七八年来没挨罚的原因。
在荣儿看来，老太后是一个极为律己的人，从来没有在早上五点之后还不赖床，也从来没有一丝蓬头垢面，她对自己容貌极为在乎，她常说“女儿要是都没心思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意思”。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慈禧住在储秀宫，没生同治帝之前，不过是个嫔，地位不高，生了同治帝，上升为妃，以后又因儿子升到贵妃。咸丰死后，同治即位，才得到了与慈安同等的地位。她唯一货真价实的本钱就是生了同治帝，而这个儿子就是在储秀宫生的。她长期居住在储秀宫，一来表示对咸丰帝的眷念，念念不忘先帝的雨露之恩，二来显示对同治帝有养育之苦，一手抓两个皇帝，对内折服六宫，对外号召臣下。宫廷生活固然严苛，但是作为老太后的贴身丫头，还是会被慈禧另眼看待，得到外面的人所得不到的慈爱。在荣儿的回忆里，偶尔会出现一个和善的老太后，对她说“你那辫梢输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
当然，一个能够掌权四十多年的女人必定有她不平凡的手段，荣儿的回忆里也记载了慈禧的不平凡：她始终恪守着老祖宗的规矩，即便是“菜不过三匙”这种细小的规律也不逾越；她对恩恩仇仇向来清楚，对底下人也是这样，并不是传说中的“眉毛一竖就要杀人”；在出逃路上，她可以减掉护理多年的长指甲，临走前，还不忘杀掉自己的政敌——珍妃。关于慈禧的出逃，荣儿一直想不通“老太后出逃，事前有准备还是没准备呢”，如果说她没准备，她的衣服鞋袜都是预备好了的，事先在李莲英那儿保存着，说是没准备，可又真真是仓皇出逃，甚至是极其狼狈的。
在慈禧与光绪帝的关系上，荣儿也留下了回忆：当年光绪对珍妃一见钟情，忽视了皇后，光绪自认为是堂堂天子，旁人能奈他何。对珍妃过分的宠信引起了慈禧的不满，天下任何人没有老太后给脸敢不接受的人，就算是皇上也不行！在珍妃的事上，光绪在天下人面前伤了老太后的尊严，而这种怨绝没有不报的道理。不仅仅对光绪，在老宫女眼里，慈禧是不愿意看到她的近人过美满夫妻生活的，不管是她的儿子也好，亲戚也罢，要么瞎指婚，要么硬留住一方在宫里不放。最奇怪的是七王爷和七福晋，两人非常和睦融洽，也是老太后玉成的，按说老太后应该非常高兴吧，可硬要在他们俩中间加个塞，把一个姓颜札的女子硬塞给七王爷做妾。多年后，老宫女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忿忿不平：一奶同胞的姐妹，妈妈死后，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亲的人了，为什么往亲妹妹嘴里塞辣椒呢？
除了诸多老太后的事儿，荣儿还回忆到了清末著名的几个太监，李莲英、张福海，在荣儿眼里，李莲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嘴甜体贴，被称为“佛见喜”，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晏驾，李莲英给老太后守了一百天的孝，在宣统元年正月底就向裕隆太后磕头告退，说“我离开宫以后，要给老太后守孝三年，稍尽奴才的一点孝心。”从此以后，李莲英再不出头露面，生前能大权在握、不失荣宠，生后能全身而退、不染尘埃，李莲英绝对是深谙宫廷规则之人。
老宫女漫漫地讲，金先生慢慢地记录，漫长的宫女生涯，老太后的故事也是老宫女的故事，甚至是老宫女的生命：老太后将她赐婚给刘太监，一个懿旨就终身恪守，矢志不移。1950年，老宫女整整70岁，预感来日无多，秉着旗人的规矩去和作者金先生“辞路”，老宫女死后埋在恩济庄附近，与刘太监并骨。老宫女说：“他们活着，我对得起他们，他们死后，我也要对得起他们！”让人可怜又可敬！毕竟那些日子已经“如疽附骨”，怎可轻易消除？
《宫女谈往录》是金易先生遗作，在患半身不遂后，金先生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完成，金先生自诩为“裱糊匠”，力求不添枝不加叶，不作任何绘饰，符合本来面目，尽量达到信实的程度。读完此书，尽管是口述性质的回忆录，也可感觉到作者对此书的细致打磨，正如作者说说，“凡夸诞不经、自作神秘、瞒天过海、云山雾海等，强不知以为知的事，我们竭力避免”。
老宫女姓何，单名荣。旗人。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宗人府选进宫，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宫女生活。荣儿的专职工作是“敬烟”，而且是给慈禧太后敬烟。荣儿到死都忘不了“姑姑”（老宫女）给她上的第一课，姑姑疾言厉声地说道：“伺候老太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敬烟比什么差事都难当，敬烟是跟火神爷打交道的事，你掉老太后身上一点火星儿，砍你的脑袋，你洒在老太后屋里一点火星儿，你们祖宗三代都玩儿完，我也要跟你受连累挨竹板子。”荣儿吓得两腿发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全听清了，姑姑！我全记住了。我绝不给姑姑丢脸。
荣儿在入宫两年后成了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在慈禧看来，自己是天下身份最尊贵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天下独一份儿的。荣儿作为贴身宫女，记录下了这份“尊贵”：老太后对鞋、袜子一点也不能委屈，就算是秀工非常熟练的能手，也要七八天才能绣成一双。而老太后不管多么精致的袜子，只穿一次，决不再穿第二次。算下来一年要用三千个工，加上采买、原料、工匠的膳宿生活等，光穿袜子一项，一年就需要一万多两银子。
这种“尊贵”不仅仅是体现在吃穿用度上，什么叫做“皇家气派”，一是不惜成本，二是不惜人工。在荣儿的回忆里，慈禧接触的每一样物品都泛着惊人奢华，甚至连“大自然”都变得温顺听话：在昆明湖，太监们揣测着太后观鱼的时间，培养鱼追人影的习惯，以便太后游湖时，伸出御手往水皮上一沾，鱼儿就跳起来——这叫“皇恩浩荡、鱼鸟亲人”。
在荣儿的回忆里，与宫廷奢靡生活相对的是宫女们的凄苦命运。作者金易先生回忆起荣儿的模样时，总会一次次提到她规矩坐姿、低垂下来的眼帘、一句一句往耳朵里送的说话方式——这都是长期宫廷生活浸淫出来的习惯。当初许多人家送女孩子入宫，为的是挣点银子或者学点规律，但生在末世，这群可怜的宫女就如同飘零的浮萍，被雨打风吹去。荣儿说：“想起在一起苦熬岁月的姐妹们，全都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好下场，小娟子难产而死，春苓子嫁给了护军，男的吃喝嫖赌，她又窝囊，挨打受气，自己的一点积蓄全给输光了，小命也跟着完了。小翠起初还好些，一到民国年间，男的当巡警，他又好脸面，摆阔气，弄得吃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盖，不几年也穷死了。”
相较于小伙伴们的命运，荣儿的经历更为坎坷。在她成为老太后的贴身宫女，可以穿着“五福捧寿”的鞋得意地行走在宫里的时候，她被许配给了给光绪梳头的太监“梳头刘”，关于这桩婚姻，老宫女至死都不愿意谈起，只是告诉金先生，“梳头刘”是李莲英的干儿子，是被李莲英撺掇许配给他的，至于原因恐怕是李想与太后最亲近的宫女结成同盟。婚后的荣儿，在小伙伴小娟的帮忙游说之下，再次回到了太后身边，这段经历也成了传奇，因为在宫中，从来没有出宫的宫女还能再回来的先例。
漫长的宫女生涯，使得荣儿越来越清楚老太后的脾气：如果老太后睡觉气出得调匀，话说得慢声细语，那就可以和老太后说笑；如果今天老太后说话气发直，那就干脆不要多说话，唯一的语言是“嗻”、“喳”、“是”，这就是当侍女的规矩，也是荣儿七八年来没挨罚的原因。
在荣儿看来，老太后是一个极为律己的人，从来没有在早上五点之后还不赖床，也从来没有一丝蓬头垢面，她对自己容貌极为在乎，她常说“女儿要是都没心思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意思”。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慈禧住在储秀宫，没生同治帝之前，不过是个嫔，地位不高，生了同治帝，上升为妃，以后又因儿子升到贵妃。咸丰死后，同治即位，才得到了与慈安同等的地位。她唯一货真价实的本钱就是生了同治帝，而这个儿子就是在储秀宫生的。她长期居住在储秀宫，一来表示对咸丰帝的眷念，念念不忘先帝的雨露之恩，二来显示对同治帝有养育之苦，一手抓两个皇帝，对内折服六宫，对外号召臣下。宫廷生活固然严苛，但是作为老太后的贴身丫头，还是会被慈禧另眼看待，得到外面的人所得不到的慈爱。在荣儿的回忆里，偶尔会出现一个和善的老太后，对她说“你那辫梢输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
当然，一个能够掌权四十多年的女人必定有她不平凡的手段，荣儿的回忆里也记载了慈禧的不平凡：她始终恪守着老祖宗的规矩，即便是“菜不过三匙”这种细小的规律也不逾越；她对恩恩仇仇向来清楚，对底下人也是这样，并不是传说中的“眉毛一竖就要杀人”；在出逃路上，她可以减掉护理多年的长指甲，临走前，还不忘杀掉自己的政敌——珍妃。关于慈禧的出逃，荣儿一直想不通“老太后出逃，事前有准备还是没准备呢”，如果说她没准备，她的衣服鞋袜都是预备好了的，事先在李莲英那儿保存着，说是没准备，可又真真是仓皇出逃，甚至是极其狼狈的。
在慈禧与光绪帝的关系上，荣儿也留下了回忆：当年光绪对珍妃一见钟情，忽视了皇后，光绪自认为是堂堂天子，旁人能奈他何。对珍妃过分的宠信引起了慈禧的不满，天下任何人没有老太后给脸敢不接受的人，就算是皇上也不行！在珍妃的事上，光绪在天下人面前伤了老太后的尊严，而这种怨绝没有不报的道理。不仅仅对光绪，在老宫女眼里，慈禧是不愿意看到她的近人过美满夫妻生活的，不管是她的儿子也好，亲戚也罢，要么瞎指婚，要么硬留住一方在宫里不放。最奇怪的是七王爷和七福晋，两人非常和睦融洽，也是老太后玉成的，按说老太后应该非常高兴吧，可硬要在他们俩中间加个塞，把一个姓颜札的女子硬塞给七王爷做妾。多年后，老宫女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忿忿不平：一奶同胞的姐妹，妈妈死后，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亲的人了，为什么往亲妹妹嘴里塞辣椒呢？
除了诸多老太后的事儿，荣儿还回忆到了清末著名的几个太监，李莲英、张福海，在荣儿眼里，李莲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嘴甜体贴，被称为“佛见喜”，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晏驾，李莲英给老太后守了一百天的孝，在宣统元年正月底就向裕隆太后磕头告退，说“我离开宫以后，要给老太后守孝三年，稍尽奴才的一点孝心。”从此以后，李莲英再不出头露面，生前能大权在握、不失荣宠，生后能全身而退、不染尘埃，李莲英绝对是深谙宫廷规则之人。
老宫女漫漫地讲，金先生慢慢地记录，漫长的宫女生涯，老太后的故事也是老宫女的故事，甚至是老宫女的生命：老太后将她赐婚给刘太监，一个懿旨就终身恪守，矢志不移。1950年，老宫女整整70岁，预感来日无多，秉着旗人的规矩去和作者金先生“辞路”，老宫女死后埋在恩济庄附近，与刘太监并骨。老宫女说：“他们活着，我对得起他们，他们死后，我也要对得起他们！”让人可怜又可敬！毕竟那些日子已经“如疽附骨”，怎可轻易消除？
《宫女谈往录》是金易先生遗作，在患半身不遂后，金先生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完成，金先生自诩为“裱糊匠”，力求不添枝不加叶，不作任何绘饰，符合本来面目，尽量达到信实的程度。读完此书，尽管是口述性质的回忆录，也可感觉到作者对此书的细致打磨，正如作者说说，“凡夸诞不经、自作神秘、瞒天过海、云山雾海等，强不知以为知的事，我们竭力避免”。
荣华富贵，不过是清秋大梦；玉盘珍馐，只道是味同嚼蜡。
这是我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后的深深感触。
好的讲述者和好的记录者同样重要，讲述者是已经消失在历史场合中的一种人，前清的宫女；记录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对伉俪，功底深厚，科班出身。这本书类似于口述史，不同的是对象不是达官贵人或政要显贵，而是慈禧太后身边近前的侍女；形式不是官面上的口述，循循善诱而后记录，而是老宫女在长达十年亦仆亦友的漫长岁月里，毫不掺假的婉宛道来。
一本好书的最高境界，我认为是带入感——在读的过程中跟随故事情节或者作者讲述而或喜或怒。这是一本好书，读起来，仿佛这位举止得体的有排面的老妇人，在向你讲述，她少年时如何进宫教习，做太后近侍，随太后逃亡，迫不得已嫁给宫人，在凄惨飘摇的动荡中逐渐衰败乃至窘迫。历史常常由胜利者书写，上层人书写，而这部历史书，可谓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从西太后的饮食起居，行动坐卧走，通过一个宫女的眼睛和回忆向后人道出，无疑十分可贵。
整本书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八国联军入京城后，慈禧和光绪皇帝一行的逃难之路：其窘迫，惊险，落魄，和前后文叙述中的奢华考究造成鲜明对比；大臣，近侍，地方官，百人百态。
书中提到光绪皇帝的地方不多，可是不难感受到，身为皇帝却没有杀伐决断之权，甚至保全不了一个皇妃，这种叙述在以往的史书中也有记载；可是在这本书里，老宫女是通过推珍妃下井的她的“干爹”崔玉贵知晓事情经过，通过给光绪剃头的她的“丈夫”刘宫人了解光绪的性情，当事人亲自体察，是感性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摸得到的历史。
这是我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后的深深感触。
好的讲述者和好的记录者同样重要，讲述者是已经消失在历史场合中的一种人，前清的宫女；记录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对伉俪，功底深厚，科班出身。这本书类似于口述史，不同的是对象不是达官贵人或政要显贵，而是慈禧太后身边近前的侍女；形式不是官面上的口述，循循善诱而后记录，而是老宫女在长达十年亦仆亦友的漫长岁月里，毫不掺假的婉宛道来。
一本好书的最高境界，我认为是带入感——在读的过程中跟随故事情节或者作者讲述而或喜或怒。这是一本好书，读起来，仿佛这位举止得体的有排面的老妇人，在向你讲述，她少年时如何进宫教习，做太后近侍，随太后逃亡，迫不得已嫁给宫人，在凄惨飘摇的动荡中逐渐衰败乃至窘迫。历史常常由胜利者书写，上层人书写，而这部历史书，可谓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从西太后的饮食起居，行动坐卧走，通过一个宫女的眼睛和回忆向后人道出，无疑十分可贵。
整本书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八国联军入京城后，慈禧和光绪皇帝一行的逃难之路：其窘迫，惊险，落魄，和前后文叙述中的奢华考究造成鲜明对比；大臣，近侍，地方官，百人百态。
书中提到光绪皇帝的地方不多，可是不难感受到，身为皇帝却没有杀伐决断之权，甚至保全不了一个皇妃，这种叙述在以往的史书中也有记载；可是在这本书里，老宫女是通过推珍妃下井的她的“干爹”崔玉贵知晓事情经过，通过给光绪剃头的她的“丈夫”刘宫人了解光绪的性情，当事人亲自体察，是感性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摸得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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