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和技术进步正在取代许多原本由中产阶层占据的、需要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岗位，技术革新的“斧头”正砍向一个个曾经稳固的职业堡垒，就像电影中男主人公万洙说的，“就像斧头砍掉头一样”。
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陷入集体性的沉寂，但依然也有亮点之作。朴赞郁执导，李秉宪、孙艺珍领衔主演的《无可奈何》是不少人心中今年最好的韩影之一，也进入国外不少权威年度评选的top10行列。
电影讲述一名失业的韩国中产，为了顺利在求职中被录取，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杀死自己的竞争对手。朴赞郁经由这个极端的故事，完成了一次不同于《寄生虫》、但同样精彩绝伦的阶层叙事。
《寄生虫》出色地刻画了上流阶层与社会底层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无可奈何》则填补了另一块拼图——它对夹在二者中间的“中产”脆弱/软弱的那一面进行了透彻的刻画。
中产及一种“生活方式”
主人公柳万洙（李秉宪饰），是造纸行业里的“老手”——25年从业经验，拿过“年度最佳造纸人”的荣誉，并靠着手艺过上幸福的中产生活。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碎了这份安稳。公司被美方并购后，新管理层毫不犹豫地解雇了一大批老员工，万洙也没能幸免。一年多过去，万洙只找到超市兼职的临时活，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拮据，连住宅都要被抵押。
昔日下属给了他一家新的造纸厂拟招聘的信息。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万洙生出邪恶的念头：只有除掉竞争对手，才能稳稳拿到这份工作。于是，他伪造招聘广告筛选出三位竞争者，一步步实施杀人计划……
《无可奈何》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维斯雷克的小说《斧头》，这已经是小说的第二次改编，2005年小说就曾被改编成法国电影《职场杀手》。《职场杀手》里，失业的工厂职员布鲁诺，为了争夺中层管理岗，伪造招聘信息杀害5名竞争对手。而彭浩翔2010年执导的电影《维多利亚一号》，也用相似的框架讲述了一个有香港特色的故事。香港银行话务员邓丽嫦，为了买到心仪的海景房，在楼市疯涨、房主毁约后，闯入大厦连环杀人，把豪宅变成“凶宅”再低价购入……
就故事本身而言，“为达某个目的，杀掉潜在竞争者”并不是第一次讲述，《无可奈何》真正的独特性在于，朴赞郁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主人公的阶层身份——中产。故事只是媒介，中产的阶层叙事才是电影的核心。
“中产”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标签，它频繁出现在媒体话语、商业广告和日常闲谈中，但这个概念也始终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究竟谁才算中产？是收入水平达到多少就是中产吗？虽然朴赞郁不是社会学家，但他经由万洙的生活精准地刻画了“典型”的中产。即，中产阶层并非停留在收入、房产等量化指标上，中产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电影开篇时万洙所拥有的。
万洙是造纸行业公认的资深技师，他与妻子美莉（孙艺珍饰）育有一双儿女，住在一栋精心装修的美式公寓里——这栋房子是他的童年故居，他拼尽全力买回并亲手翻新，“九岁以后，我平均每十个月搬一次家，我很努力工作才把房子买回来的”。房子见证着他从底层攀爬至中产的奋斗轨迹。
美莉不必为生计奔波，她做起家庭主妇，照顾孩子之余，得以将精力投入到提升生活品质与个人兴趣上。她学习网球，练习舞蹈，这些活动也是有闲、有品位的象征。就连“大老粗”的万洙，也有着符合中产趣味的爱好。他喜欢侍弄园艺，有一个种满绿植的阳光房，亲手打理自家的庭院，甚至订阅了专业的园艺杂志，让草木葱茏成为家的一道风景。
他们精心培育着两个孩子，小女儿更是从小就有大提琴天赋，被老师称赞为“天才”。“鸡娃”也是中产家庭的典型体现，很多父母希望通过音乐、艺术等精英化培养，为子女积累文化资本，以防止阶层滑落，确保下一代维持甚至超越自身地位。
一份稳定的技术类工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收入，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两个孩子，两辆车，两条宠物狗，拥有一些属于“有闲阶层”的兴趣爱好……这幅画面是大众对中产生活方式最经典的想象，它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全球化浪潮中“美国梦”本土化的产物。
朴赞郁对万洙生活方式的呈现，与戴锦华教授的描述如出一辙：“你拥有一栋house，差一点你至少拥有一个apartment，然后一辆到两辆车，这不是问题，不是什么很大的挑战。然后养育孩子，养猫养狗。这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也是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被资本或权力广泛征用，将知识阶层纳入一套稳定而保守的价值体系里，引导他们安分守己地工作以换取丰富的物质回报。
而今，万洙靠自己的勤劳“富起来了”，他拥有了好莱坞电影里美国中产家庭的生活方式，他在草坪里和家人拥抱在一起，幸福地感叹道：“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人生圆满了。”
总体而言，中产不仅仅关乎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它还指向一种清晰可辨的生活方式，深层次地体现了布迪厄所谓的“文化区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消费选择、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构建，主动与社会底层区分开来。
这种生活方式，也支撑着中产稳固的“阶层认同”。万洙本是高中学历，通过远程教育拿到本科学历，并在九年前才改掉了酗酒的恶习，2019年才买下房子，并改造成美式别墅。对于万洙来说，他正是凭借专业知识、精湛技艺和勤恳工作，才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过上了如今这种有房有车、家庭美满、有格调有闲暇的体面生活。
这是中产一种微妙的“优越感”。他们自认为自己既不同于依赖遗产的纨绔子弟，也区别于安于现状的底层群体，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凭真本事改变命运”的典范，坚信现有的社会秩序对勤奋者足够公平。所以，只要现有秩序不损害到某些中产的利益，他们对于弱者的处境可以完全无动于衷——弱者之所以为弱者，因为他们不像我这么努力吧？
自然地，失业对于万洙来讲是一个“恐怖事件”——不是只有“弱者”才失业吗？它不仅意味着收入中断，也动摇了他对自己价值的根本信念，特别是他一开始给自己定下三个月找到工作的期限，结果十三个月工作依然没有着落时，他已经完全慌了神。在好不容易拥有一家新的造纸厂的面试机会时，他紧张过度，磕磕绊绊，体面全失，与机会失之交臂。
“脆弱”与“反脆弱”
回到十三个月前，万洙从未想到，失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可是在造纸业工作了25年的“最佳造纸师”。
但事实上，中产的“脆弱”，其来有自。
中产的脆弱性，一方面源于“悬浮”的阶层本质。中产虽然脱离了底层为基本温饱的挣扎，但又远未拥有上层阶级通过资本和权力构筑的坚固壁垒，他们跟社会底层一样并不掌握生产资料。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造就了他们特有的生存焦虑：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害怕阶层下坠，上流阶层“血厚”，而底层已经无可失去。
工作成为中产安身立命的核心支柱，一旦这根支柱断裂，中产所精心构建的整个生活世界，包括体面的住所、子女的教育投入、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以及那份支撑自我价值的尊严，便会地动山摇。
偏偏中产的职业壁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不可摧。他们所依赖的，主要是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些固然宝贵，但在技术迭代和组织变革面前却显得脆弱。
这是中产脆弱性的另一个层面：在更高效、更廉价、永不疲倦的技术面前，一次行业震荡、一轮技术革新，中产的“能力”资本都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贬值风险。
万洙所在造纸业就非常典型。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这类传统制造业是最容易被冲击和取代的领域之一。电影中，公司被美方并购后，新管理层引入自动化技术，万洙赖以自豪的、通过25年经验积累的手感与判断，在冰冷的、以“效率”和“成本”为唯一准则的算法面前，已经显得很不经济了，也不是不可替代。
换句话说，万洙的失业，并不是他不努力或能力不足，就像很多弱者的困境，并不是他们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也难以扭转的趋势：AI和技术进步正在取代许多原本由中产阶层占据的、需要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岗位，技术革新的“斧头”正砍向一个个曾经稳固的职业堡垒，就像万洙说的，“就像斧头砍掉头一样”。
中产不仅“脆弱”，他们的“反脆弱”能力也最不看好。
“反脆弱”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继“黑天鹅”之后提出的另一个著名概念。脆弱是指因为波动和不确定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因此获利。在塔勒布的观察中，在遭遇失业等打击时，底层民众因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往往锤炼出极强的环境适应力与韧性，能够为了生存坦然接受各种临时性、体力性的工作。中产的自我价值已与特定的职业身份深度绑定，他们很难放下身段从事另一项工资相对微薄或者不那么体面的工作。
万洙正是如此。在失业后，他并非没有谋生的机会，但他对超市理货之类的“低端”零工充满排斥，也一直向家人隐瞒失业的消息。从事这类与他中产身份毫不相干、缺乏技术含量且社会评价不高的体力劳动，对他而言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彻底否定，是阶层身份已然坠落的公开宣告，比起收入下滑更让他痛苦。失业后的万洙那颗持续作痛、却始终无钱也无暇去修补的牙齿，将痛苦具象化了，每一次社会身份上的受挫，都加剧了这颗牙齿的剧痛，啃噬着他的神经。
所以，万洙的目光始终死死盯在重返造纸业这一条路上，正如影片中另一名应聘者具范模（李星民饰）一样，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轨道上运行了数十年的“专才”，技能和认知高度固化，难以接受向其他领域的“降维”转换。
“冷漠”的绝路
为了保住一份游刃有余的中产工作，万洙有了一个冷血而癫狂的计划——一一除掉潜在竞争对手。而在此之前，万洙的道德滑坡，并非无迹可寻。
当一部分保守犬儒的中产，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维系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并为了捍卫阶层认同而“拜高踩低”时，一种习焉不察的“冷漠”早就悄然滋生。
这种冷漠，首先表现为普遍性的“政治冷漠”，即，对公共事务的疏离——只要自家的庭院安稳，外界的风雨便与己无关。
万洙最初面对他人的失业，正是这种心态。在公司被并购、管理层开始系统性裁撤老员工之初，他虽然表现得义正言辞、很有同理心，但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与精算后的自保。他的诉求并非团结工人争取权益，而是希望向美国管理层提出：如果他与其他职工不成立工会，美国人就应该保证让他们拥有一份终身工作。万洙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传统，怎么可以像旧鞋子一样被扔掉呢？
万洙对劳动者权益组织的放弃，对抗争权利的拱手相让，正是其公共责任意识萎缩的体现。他天真地相信，只要自己足够“顺从”，便能成为那个被豁免的例外。
这种冷漠，从公共领域蔓延至私人生活，便演化为一种“道德冷漠”。
儿子撺掇同学一起到同学父亲开的手机店偷手机，警察上门调查时，万洙与妻子的第一反应并非教育儿子认识错误、承担责任，相反，万洙要求儿子撒谎，把责任甩给同学，“独自犯罪是非常孤独和令人恐惧的事，我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孤独的，所以我需要你的配合”。之后，万洙以儿子同学父亲的私生活丑闻相威胁，美莉则不惜以色相引诱对方，终于让儿子“逃过一劫”。
夫妻俩把儿子偷的手机埋在苹果树下，万洙对儿子说：“好吃的东西都是用哪些肮脏的东西培育出来的，肥料不就是用粪便和尿液做成的吗？”万洙夫妇表面上恪守中产礼仪规范，却在核心利益受威胁时（维护家庭的体面、保住儿子的声誉），将道德视为可随意变通的工具，暴露了一部分中产道德观的脆弱性与虚伪性。
公共责任的冷漠与私人道德的滑坡，最终为万洙那条通往毁灭的绝路铺平了碎石。
当万洙发现，通过正常竞争无法夺回他赖以生存的职位时，铲除竞争对手便成了他冷酷的逻辑终点。他伪造招聘信息筛选猎物、制造枪支、规划谋杀，不达目的不罢休。万洙对其他求职者的命运毫无共情，在他眼里，其他竞争者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阻碍他重返中产生活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他将谋杀视为滋养自家庭院果实的养料，用罪恶来浇灌“苹果树”。
杀掉一众竞争对手后，万洙“如愿以偿”，成功获得了新造纸厂的职位。造纸厂的巨大车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工作是操作平板，让机器流水线顺利运转。两条被送走的狗重新回到家里，房子也不用卖了，他的中产生活回归了。
然而，万洙以灵魂和鲜血为代价所守护的一切，看似坚固，实则脆弱不堪。他能够铲除同为求职者的人类对手，却永远无法杀死真正威胁他岗位的自动化系统。当下一代算法升级时，连这个仅存的监工岗位也可能被取代，他在兹念兹的中产生活依然建立在随时可能坍塌的流沙之上。
至此，朴赞郁完成了一次对中产阶层从生活方式到精神弱点的深刻解剖。他们困于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神话，又面临AI时代下职业价值消解的风险，既因恐惧阶层坠落而日趋保守冷漠，又在“冷漠”中陷入更深的道德危机和存在危机。
电影据此抛出多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追问：如果美好的“生活方式”不过是资本编织的幻象，中产该如何挣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个日益原子化的社会里，中产该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找回对弱势群体的同理心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AI浪潮不断侵蚀人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守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
它们都是艰难而庞大的“时代之问”。当我们认真正视并试图解答时，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处境、探寻破局之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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