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揭晓的本年度香港金像奖，带给我惊讶的，倒不是影帝的归属（古天乐）或最佳影片（《明月几时有》），因为它们都有些许“好猜”。除了这些外，《黄金花》夺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演员两个大奖，无疑更加令人侧目。
黄金花与老公一切照顾患有自闭症、中度智障的儿子 20 年，辛苦的生活促使丈夫去找小三，于是黄金花产生了手刃小三的想法，儿子成为她布局“不在场证明”的关键点。她在幻想中杀死了小三，在现实中迎来了救赎。
香港庶民题材的电影已有不少深入人心的作品，比如许鞍华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等，或是去年那部同样拿下金像影后的《幸运是我》。
这些电影的共通点在于，它们都胜在朴素、扎实，用平平淡淡的手法去讲述，演员真挚动人的表演便能顺畅地递到观众的心头，不需要过多乃至过度的编剧技巧、戏剧冲突，就可以积蓄起情感力量。
显然，对生活本真的观察与思考，提炼出打动人心的细节，再将这些与演员的表演融汇，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的复杂之处。
《黄金花》在某些时刻，是同以往这些佳作殊途同归的。例如影片的开头与末尾都以访谈的形式，客观地呈现出黄金花为照顾自闭症的儿子生活起居的诸多不易，“白头人送黑头人也是一种幸福”等台词更是引发观众的共情。
但这也几乎是电影在形式上为数不多的仅存亮点。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电影在类型混搭上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大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靠向了犯罪类型片路数，用不大入流的炫技方式来描绘黄金花如何盘算策划杀死“狐狸精丹凤眼”小三。
可以设想，如果规避掉这大段情节，专注于中年危机（丈夫出轨后的家庭/人到中年的状态）、底层香港市民的生活展现、自闭症关怀、家庭母子亲情这四个方向上互相拉扯堆叠出有层次感的叙述，那么影片也许不会到如今的地步。
黄金花准备靠老港片中的“离港-偷渡入境”来制造不在场证明，再持刀通过没有监视器的地方，潜入小三家中杀死她。这套“颅内杀人”总计幻想了两次，也即将要付诸行动，带着儿子制造不在场证据，但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如果说第一次幻想还因“电梯监视器”显示出其一定的现实性，那么在第二次幻想中，导演用血红色调与母子“一起杀人”的超现实幻想场面，使电影一不留神便滑向了引发强烈噱头与巨大反差感的设计，从而破坏了故事本身。
大量的闪回与炫技的镜头，予人浓厚的割裂感，所谓的“知音体”“故事会式”的手法，被用在了这些段落上。不少桥段想要拍出不同于简单塑造出的现实情境，但不会走路便想得去跑，连基础的现实都几乎被剥离。
据导演陈大利说，最初在向资方“卖故事”的时候，他着重强调的卖点是“一个师奶杀人的故事”（听上去简直像是差点彻头彻尾知音体的B级片项目）。因为最初要用两三分钟去说服老板投资拍摄，不耸人听闻，便没有拍戏的机会。
但在拍摄时，主创悬崖勒马，焦点逐渐换成了“母子情深”，所幸的是，也正因这个转换，电影其他的部分显得问题并不太大。“剧本一路成长，其实故事是没怎么变过，只是焦点变作了母子情，将情感放到了最大。”
真正令这个不够优秀的剧本，“鲜活”起来的，则是毛舜筠与新人凌文龙富有层次和内容的表演。
他们是影片的灵魂人物，拯救了糟糕的《黄金花》。
毛舜筠在《黄金花》中的表演了一个不断被生活裹挟的女人。
她有着悲伤、自责的过往，同时又困在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照顾儿子的生活之中，还要面对中年危机、丈夫出轨离家的残酷现实，准备做出极端的报复行为。
这个角色的复杂性由此而来，毛舜筠真正做到了将生活经历与观察化入角色之中，眼神与肢体都非常地真实、细腻，捕捉到了大量家庭主妇在生活中的细节。
对不少人而言，毛舜筠最有名的身份大概还是张国荣的前女友，但实际上她的表演也一直备受认可。毛舜筠之前的代表作大多以喜剧为主，《家有喜事》、《情圣》、《花田喜事》等，虽然创造了一系列令观众难以忘怀的角色，但这些作品的确很难在评奖的体系上出头。
入行42年来，毛舜筠曾入围过两次金像奖最佳女主（《老港正传》、《大丈夫2》），这次凭借《黄金花》击败张艾嘉、周迅、周秀娜和邓丽欣拿下自己的首个影后，上台发表感言时，她甚至几度语无伦次，饱含着背后的不易与辛酸。
与她对戏的新人是香港话剧团出身的凌文龙，他在电影中同样贡献出了相当出彩的表演，并凭借光仔这个角色拿下不少的提名和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
出演罹患自闭症和中度智障的病人角色，演员需要大量的情绪投入，否则就会呈现出不够自然的肢体语言。
而凌文龙的表演则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偏差，包括在街上与其他人的互动，激动时的反应，或者是在遭遇性刺激后的躁动，这些自闭症患者的特性都被他牢牢抓住，给人万分真实的直观感受。
此外，凌文龙与毛舜筠的搭戏也够有料可看。
不仅是因为这两个角色的特殊性，使得演员的表演能够有张有弛、有动有静；更关键的点在于，二者互相间的情感联结，通过两位演员的互动被展现得异常到位。
《黄金花》就是这样一类小成本电影的范例——就算导演与编剧问题良多，但却还是能让观众沉住气，并为之深深打动。因为出色的演员们（毛舜筠、凌文龙）真挚动情的表演，令每单场戏的内部都有了很高的完成度，使观众的眼神离不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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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电影”已死」越来越成为某种普遍共识的今天，上个月的金像奖似乎是在为上述论断提供最新的事实依据，在许鞍华作品序列里位于中下游的《明月几时有》仍然为她赢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项荣誉，香港电影的式微由此可见一斑。
与黄金时期相比，近几年香港电影在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类型片的尝试上鲜有惊喜之作，倒是在家庭题材上涌现了诸如《岁月神偷》、《桃姐》、《一念无明》等一批本土票房、口碑俱佳的电影。如果以这些作为参考系，《黄金花》无疑是一部十足平庸的白开水一般索然无味的作品。
人物关系的失衡
和《一念无明》对准躁郁症患者这一特殊人群类似，《黄金花》的故事聚焦在一个自闭症（加中度智障）患者所在的特殊香港家庭身上。片中由毛舜筠扮演的黄金花是一个自闭症儿子（凌文龙饰）的母亲，作为典型的底层家庭妇女，片中她不仅要承担着照看孩子的职责，同时还得面对丈夫（吕良伟饰）抛弃家庭和小三“丹凤眼”（冼色丽饰）同居的困境。
《一念无明》中，影片的落脚点主要放在余文乐饰演的躁郁症患者身上，并以点带面塑造了父亲、母亲、前未婚妻以及邻居等人物群像，在人物关系上有很好的平衡度。《黄金花》则不同，它将母亲作为第一主角，剧情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母亲的角色走的，其中又以两次打算杀害小三的情节作为剧情的转折和变奏。剧本给了毛舜筠的表演较大的发挥空间，安排了她和儿子、丈夫以及小三的多场对手戏，其中甚至还有几场是内心戏（比如手刃小三），毛舜筠姐在人物情感状态的把握上也完成的不错。
但是个人本来期待的自闭症儿子的形象，自始至终给予观众的面向和深度均有限，更多地我们只能看到自闭症患者的外在表现，比如急躁、难过、自虐，但除了喜欢金鱼、画画等个体独立行为外，我们似乎很难去走进他的内心。可能导演的初衷是放在最后母亲发现儿子画的蜡笔画那场戏，并以此交代很多前面没有交代的细节（主要都是儿子眼神的特写），从而让母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自闭症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但也正是这一刻意的安排让导演露了馅，通过在前面隐藏部分本来就不多的细节，然后在最后展示给观众看，这不是聪明，这是鸡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母亲离开一起织毛衣的主妇们，藏在手帕里的匕首露了出来，此时镜头切换到众主妇惊讶害怕的表情，但儿子却始终没有朝地上看，而到最后的闪回片段里，镜头又切换到儿子低头看了下匕首，让我们恍悟，虽然儿子患有自闭症加中度智障，但原来身边发生的一切他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啊。个人认为好的做法是在前面就交代关于儿子的部分细节，使得观众和导演掌握的信息不相差太多，进而让观众自己从细节去体认儿子的内心活动，这样最后的闪回才更有信服力，也更能让观众共情。
而作为同样重要的父亲角色，影片在处理上显得十分的草率和套路。开场不久，父亲便抛妻弃子和小三在了一起，中间又偶然地与儿子相遇，最后浪子回头金不换地又回归了家庭。这样的情节当然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但在电影中，没有动机的行为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这也是影片在父亲角色上犯的毛病。父亲的出走和父亲最后的回归都缺少必要的情节铺垫，中间父亲的角色一度就消失不见了，直到最后几场戏才出现，因而我们看不到他身上的情感变化过程，也就无法去认同他离开和回来这两个动作背后的心理动机。
香港的本土性和身份认同
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必须强调《黄金花》首先是一部香港电影，因此对香港地域性和本土性展示的好与坏决定着影片完成度的高与低。以此为标准，《黄金花》只能说做到了及格水平。影片开头，伴着开场音乐，镜头从航拍的公共屋邨剪切到低角度拍摄的加油站、桥梁、公园、菜市等极具生活气味的场景以及小区里玩耍的小孩、晨练的妇女以及道路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多个镜头在空间上的连贯剪接对应的是市井的、普通香港市民的香港，而不是那个被妖魔化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现代化香港。
比较遗憾的是，这样带有纪录性风格的摄影主要集中在影片前半段，后半段影片在向戏剧化发展的同时，对于香港本土性的展示却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和《一念无明》对比的话，《黄金花》在展示香港地域空间性以及电影语言的表达上确实也显得乏善可陈。《一念无明》中，劏房空间狭小的特点被充分的利用，通过一个个固定镜头，电影在表述底层市民生活空间狭窄的同时，也似乎在以劏房的狭窄空间象征主要人物的情感和道德困境。相比而言，在《黄金花》中，除了晾衣架上挂满的衣服，公共屋邨这一空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人物和空间的情感联系缺失，相应地打动人的力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影片开头所展示的香港的地域特性——生活化、平民化——很好地为后续的故事定下了基调，事实上影片所讲述的也正是香港底层的生活，或者更具体的，是关于弱势人群和他们家庭的故事。这也是影片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在聚焦黄金花和她的家庭的同时，影片同时关注着和黄金花一样的底层人物，无论是中年丧夫的卖鱼店寡妇，还是协助她偷渡的儿子同样患有自闭症的母亲，她们都在承受着来自家庭的苦难，也正是因为此，在黄金花遭遇问题时是她们给予了她鼓励和帮助，因为她本来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影片多次出现黄金花和主妇们一起的场景，无论是一起织毛衣聊天，还是一起K歌、跳舞，她们寻找的不仅仅是消磨时光的闲暇，更是在彼此身上找到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由此带给她们的宽慰和同行的力量。
被错置的假想敌
比较遗憾的是，在影片后半段，这些展现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画面常常只是作为点缀出现在复仇小三等戏剧化场景中间，后者似乎更是导演想要表达的重点，好像小三才是黄金花和她的家庭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达到展示效果，导演不惜安排两段冗长的从计划到实施到放弃的手刃小三的戏码，还把小三和黄金花面对面相遇、小三上门并且调戏她的儿子以及小三到冰激凌售卖车撒野等片段做了电视剧化的处理和展现。但即便到最后，小三“丹凤眼”的角色仍然是扁平的功能性角色，电影把她脸谱化地处理成勾引别人家老公的狐狸精形象，却又从不给我们展示她的人物动机，哪怕是她的生活片段，即作为护士上班的片段，也被当作她作为貌美的狐狸精勾引男人的例证。
可是小三真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吗？显然又不是。正如黄金花看到儿子的绘画后恍然大悟并放弃杀小三的念头一样，对自闭症等特殊人群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尝试走进他们的内心并体认他们的喜怒哀乐恐怕才是真正理解他们的路径。而对于父亲而言，离开家庭与其说是对妻子的背叛或对小三的喜欢，不如说是对于照顾儿子这份责任的逃避，或者对于无法帮助儿子、缺少来自儿子正面反馈后的沮丧与放弃。
结局当然是快乐的，母亲理解了儿子、父亲也回归了，可是对于这个特殊的家庭，问题真的解决了吗？不要忘了最后黄金花接受采访时平静说出的话，“白发人送黑发人，对我们来说是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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