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长》是怎么获得拍摄许可的....？
转型下的山西省大同市发展前景黯淡，城建落后，污染严重，经济转型面临瓶颈，大同市长耿彦波急切的想改变这一切。然而流水的将军，铁打的兵，耿市长任期降尽，为了能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文化大同”城市转型的规划，耿彦波马不停蹄的奔波在城市拆迁与建设的第一线：与拆迁户沟通，监督工程建设，向下属部门施压。他为他治下的城市彻夜失眠，他在离任那天泪流满面，他为大同这座城市殚精竭力。然而集权式的权利运作，个人意志与城市命运，市民们对于青天大老爷的期许，似乎也在以矛盾的姿态诉说着不同的话语。
影片在中国目前的文化环境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它由国人创作，目前却只能在国外播映，它极具记录价值，但是因为其本身的敏感性，在国内却无人敢认领。目前此纪录片由BBC发行播映，虽然是国内的纪录片，但是由于影片中有不少山西大同方言的对白，所以看起来略感吃力，很多段落只能对着英文字幕看了。
最早认识周浩导演源于其十年前的纪录片作品《高三》，由于该片选择拍摄的高中是安叔的母校，自然便让安叔产生了对这个导演的长期关注，在《高三》之后，周浩导演一直在从事纪录片制作，有《龙哥》（关于一位社会底层吸毒者的纪录片）、《书记》（固原县委书记的跟拍记录片）等著名纪录片作品问世，导演周浩原是出身于南方系的一位记者，后转型纪录片创作，他的纪录片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从下往上，周浩聚焦过底层人物的生活境况，最近几年也拍出了《书记》、《中国市长》这样聚焦于政府官员的纪录片，由于角度拿捏的精准，这两部关于政府官员的纪录片在目前中国中下层的市县政治体系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两部纪录片涉及了地区招商引资、拆迁建设、政绩工程、城市转型等等中国时下热门社会问题，这些政治环境下引发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人已见怪不怪，但是我们却很少有机会能从一个地方决策者的细部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周浩的《中国市长》便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目前中国的经济境况和市县政治生态。
从《书记》到《中国市长》，周浩在领导队伍中取材已经愈发如鱼得水，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记录之下塑造出影片的层次感，作为纪录片难能可贵。此外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制作出如此敏感的纪录片也确实需要胆识，《中国市长》捕捉的是大同市长耿彦波（现任太原市市长）在进行大同城市改造中的大量影像片段，影像中有不少市长卸下身份的人性姿态，展现了一位中国官员的侧影。本片聚焦的并不是事件，而是市长耿彦波这个人，并从人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市县政治的很多细节，在经济环境、政治生态、社会阶层等多方面，通过人性的细部描来构建这部写实的现实画作。
总而言之影片中的大同是目前复杂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中国市长》则是对时下中国社会的一次有野心有想法的记录，关于市长耿彦波在这个时代横截面中扮演的角色，最终也只能由历史来评价了，在这样一个细节丰富的时代横截面里，有太多需要去反思和揣摩的地方。
第五十二届金马奖落幕，媒体对影帝影后的报道不断却有共识般的屏蔽了最佳纪录片的获奖作品《大同》本来我也应该屏蔽的但是很不巧我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这部纪录片的链接刷满了我的朋友圈于是在一个失眠的晚上手贱了一把。
一小时二十三分钟的纪录片没有尿点怀着审视自家孩子的矛盾情感看完。说实话惭愧不已，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需要异乡人来告诉你你的家乡你的市长怎么怎么样，而你自己向别人介绍时还仅仅停留在我们大同有煤，有云冈石窟，还有刀削面的自豪感里。我生长在大同，家所在的小区靠近马路。那条马路本地人都叫死人路，原因就是这是一条只有往返两道的路并且还没有自行车道，由于靠近郊区拉煤的斯太尔，红岩大卡车经常走这里弄得路况十分不好。自行车和汽车抢道，汽车和卡车争路事故自然多发。在老耿之前每一任市长上任有一把火必然烧到这里，扩道，铺路，种树种草焕然一新。然后过上两个月树死了草枯了马路裂了恢复原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人们看到这条路政府又开始修了就知道又换市长了。后来老耿来了我们家那栋楼被红油漆写上了大大的“拆”字笔法刚劲有力，一气呵成可见其决心。正好我上高中远离市区，一家人高高兴兴的签了字，拿了补助搬到我高中附近去住。在学校时老耿余威时常波及到这里，什么耿市长上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我一条腿折了，我另一条腿就是留给大同人民的。”什么有在大同势力非常硬的人威胁老耿：“你要拆我的楼，我杀你全家！”结果老耿拆楼的时候开车把他拉到现场说：“你杀吧。”更有甚者说老耿视察工地直接把一家商场负责人叫下来说：“你们家楼挡路了，给我往后闪十米！”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毕竟身处郊区，市区的拆迁风暴刮不到这里，市区人民的水深火热也感受不到。最多也就是星期天返校的时候听他们讲市区被拆的七零八落，马路被挖的自行车都过不去，来一趟学校比去一次北京还难。顿时觉得老妈无比明智，人间地狱的大同自己却找了一个桃花源得以免于叨扰。
高二快结束时全市举行结业考试，地点在市区。第二天，同学老爸接他去考点，我就厚颜无耻的蹭了一发顺风车，车上同学和我显摆这是耿市长的专车，我说不是吧！四成新的低配吉普，车外边划痕多的可怕。车里边又脏又简陋，座套都看不出底色了。他老爸说：“耿市长上任以后，其他当官的都骑自行车上班了。这也是他腿脚不利索才配的。”下了车他老爸从后备箱里取出几瓶矿泉水给我们：“拿上吧！耿市长的矿泉水，车上也就有矿泉水。”去考场的路上同学和我说我爸可忙呢，每天晚上最早十点回家，早上五点多就走了。我当时奥了一声。
高三的时候我们家的安置房建好了，老妈高高兴兴的去选房，领钥匙，装修。我在郊区简陋的月租房里煎熬了两年以后，怀着忐忑激动地心情坐上了回家的公交。当公交驶进那条原来的死人路时，我怀疑是不是坐错车了，八道的马路中间是隔离带种满了生机勃勃的树木，并且设立了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吧唧吧唧嘴：“恩，不错！”
高考异常失败，在家躺了两个月就去太原上了全山西省最好的......三本。上了半年寒假回家和朋友逛一逛城墙，转一转新修的庙宇。过年前三天的时候突然传来耿市长要调任太原的事情，第二天街上就出现了好多人拉着长长的红布，人们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到市政府去留市长。我没有去觉得去了也没用。
就在看完这个纪录片，我才想起来了。想起小时候我去上学过马路时母亲担心的眼神，想起住进新房时从心头荡漾起的幸福感。想起在大同城楼上和朋友享受着微风俯瞰城市，想起某个早上看见耿市长扶着城墙向前疾走，拖着一条伤腿。想起每次回家都会看见那个自从他走了以后再没有修好的城墙一角。在纪录片里，我看到了因为拆迁无家可归的人们。有人怀疑耿市长的大拆大建能不能解决嘴基本的民生需求。我想说的是，市长走后。路还是原来的路，城还是原来的城。人们如今所享受的便利，所旅游的景点还是老耿留下的。他对大同的功过外人无需道也，每一个大同人自己知道。
今天向朋友推荐了这部纪录片，朋友说被和谐了，不能看了。我觉得有必要吗？你们对自己的官员就这么没有自信？和谐就和谐吧，我只是好怀念那个高瘦的身影和那条留给大同人民的腿。
或许我这五星给的不只是这部电影，而是耿市长本人。
作为一个太原人，许多年来在城市建设这件事上，我是感到可耻的。截止到2012年，全国的省会城市中只有两个还没有高架。一座城市是太原，另一座是拉萨。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不疼不痒的道路改造。一条路，铺电缆挖一次，埋了。铺水管挖一次，埋了。铺供暖挖开，再埋了。哪天排水不通畅，再挖开。。。虽然是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但出门和别人说“我家是山西的省会。”别人能想到山西耳熟能详的，只有大同。一座千年古城，邀请外地朋友来，都没有全国闻名的景点。晋祠勉强能撑起台面，但也是托耿拆拆几年前修晋祠宾馆的福。所以，耿拆拆来了，太原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我们能感受到的不同，是整个城市的氛围。这座已经有些麻木的城市忽然在一夜间焕发了生机。因为领导班子的执行力空前，改造进程推进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就如电影里所看到的耿拆拆，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问题。有人说这样亲力亲为的人做不了好领导，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生活在中国，我们真的缺乏会讲话会指挥会开会的领导么？我们多得是。但也正因为说空话的人多了，干实事的人少了，政府的执行力和效率才如此低下。耿拆拆是一个凭一己之力带领整个团队向前冲的领导。好比一个运动健将硬拉着几个肥胖中年人参加团体长跑比赛一样。他很累，很辛苦，但他做到了。
有人不赞同他在大同修建古城墙保护文化的做法。认为新的城墙修起来与保存下来的旧城墙无法相提并论。还对耿用罗马举例嗤之以鼻。我举双手赞同新的城墙无法与旧的城墙相比。可愚昧的我们怎么能跟罗马人相比。人家几千年前的断壁残垣保存至今。而我们呢？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推翻前人再立新标？古建筑没有保存下来没办法怪我们的祖先，至少用新建的仿古建筑来保留一点文化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再说了，再新的东西总有一天也会旧的啊。
生在这个时代，耿彦波已经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他的鸿鹄之志。也许他不会被载入史册，但太原人民不会忘了他。
这一回，周浩又拿了金马奖。上一回是棉花，这一次是大同市长耿彦波，现任太原市。
周浩早年是一名摄影记者，曾就任贵州日报、新华社分社、南方日报，在以后的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他用他敏锐的双眼和敏感的嗅觉，记录下了一幕又一幕真实的画面。从2001年开始纪录片创作拍摄，纵观他纪录片的创作历程，“底层影像”和“单人雕刻”可算是撑起他影像世界的两大支柱方式。 “高三”（2005）和“棉花”（2013），更有针对性的关注固定人群，记录一个群体的准确的真实生活和生存状况。“龙哥”（2008）和“书记”（2009）则以个人为中心跟踪拍摄，通过展现个人的生活来勾勒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风貌。周浩可以说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物，上到拍市长书记，下到拍毒贩棉花工人。周浩用自己的摄影机完成了中国大地上从高层到底层的深度猎奇，其纪录片作品堪称“21世纪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次的“大同”，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纪录片们所追求共同的特质。而曾在新华社、南方日报担任过记者的周浩也将这一切玩的游刃有余。可能全片最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是那条狗了。——丧家之犬，这条狗既可以代表这些老城区的人民，它游荡在沸腾的愤怒的人群之间、吼叫在拆迁整个过程之中、静坐在废弃瓦砾之上静看城市更替。耸立的新房由于阴雨的缘故远远的飘起，既昭示着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艰辛，也像海市蜃楼般的预示着某种虚幻。也可以说它就像耿彦波一样，整日奔走在工程前线，看似匆忙可对整个大同建设的行程来说并不快，也预示了耿彦波最后在大同的结局。除此之外，周浩始终站在事件发生之外，从不刻意去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试图把问题归结于某种极端政 治概念。他用强而有力的事实来把这一切摆在人们面前，并不去做判断。
“大同”以跟踪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为主要拍摄对象，向人们展示了神秘的市长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整部片子的视角基本在两类人之间切换，一个是市长本人，另一个则是基层的民众。双方的矛盾焦点基本围绕在“拆房”，“补偿”这样的安置住房问题上面，这个是贯穿整部片子的主线，另外有一些副线包括“文化产业发展”，“市长家庭”等等。耿彦波市长对这座以煤矿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大力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和改善环境污染，这项成本极高的计划，也导致50万市民的拆迁搬动，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地方住的。
主线方面，周浩选取了几个典型问题的拆迁户，有哭天喊地激烈反抗的民众、有获得利益感谢市长的群众、也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无果的妈妈。周浩选取了对拆迁不同态度以及做法的人物进行记录，在这些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组重复出现的人物，可以代表大同人民对耿彦波改革方案作出说明：
1.理发的大妈：所代表的是众多老城区群众的态度，不反抗，默默接受这个城市的改变。影评刚开头，外面的世界正在匆匆忙忙的拆迁，而面对拆迁她似乎已经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在不忙不乱的在为老主顾刮胡子，嘴里还讲述着她的理发职业生涯。影片中间，大妈再次出现，默默地像平常关门那样，锁好了门，擦了桌子离开。
2、违法自建妇女YING：所代表的是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群众，没有知识，没有法律意识。YING一共出现了五次。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必须给自己的家庭找一个安置之处。可是她的房子没有手续，属于违法自建房，自然不能正常安置。从刚开始与主任的斥言纠缠、强理叫嚣、拒绝搬迁（我没钱，我买不起房，所以我要盖房）。→拆房已成既定的事实，无力回天之术，执法人员在门外，她只能做最后的抗争。（我就在房子里，让他来拆。）最后有关于YING的镜头：空镜头，YING的家已成了一堆破砖破瓦，即使顽强抗争也抵不过历史车轮的滚滚来袭。是的，这个城市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了。
3、小产权房的持有者：所代表的是大同知识分子对于拆迁的态度与做法。这位妈妈一共出现了五次。她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财产，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意识淡薄的人情社会，实现真正法治未免还为时过早。当她与市长据理力争的时候，市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回答她的问题。毕竟在城市建设面前，个人的问题对市长来说显得太小太小。
4、跪求市长的老奶奶：外地户口。先要了一套房，得到之后立马想要第二套。看上去是弱势群体的老实人，此时此刻却成了要挟政府贪婪无比的人。
从这些人的亲口述说中可以发现，他们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也有不同的选项，但是都是对于“补偿”的不满意，认为自己应得得更多，才拒绝搬迁。从片子中看，政策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穷凶恶极，反倒是拍出了一些人的贪婪。当然也有不完美之处。例如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利益的妈妈，若其陈述的国务院条例是确凿的话，市政府确实没有完完全全按照法律程序来执行。说明这点不足并不是想去丑化什么，而是去敦促社会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从而谋求改进。
副线方面记录的主要是大同在文化产业发展。本片主要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投入是否能得到与其匹配的回报”。文化产业发展了，旧城墙拆了，修了新古城，环境变好了。对于一个城市的人民来说是好事，但是如此大费周折，负债累累真的值得吗？就像片中知识分子妈妈所说的，大同建了几座古城墙就是文化名城了吗？这个问题，导演也没有随意评论，一切喧嚣自然留给各位看官慢慢评判。
接下来说市长，说政治。“大同”展现的是中国的一种特有的政治状态。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不由市民决定，而是由市长个人决定。文物拆除不由文物专家指导，而是市长个人意愿。片中，耿彦波去某个现场看石刻石碑的残片，连连叫好。可谁又能知道哪些残片是耿强拆了真文物之后留下来残片装门面用的呢；城市下水道工程，不由水利专家正常规划设计施工，而是由市长一个电话随便指挥呢。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一场不用担心输赢的选举，一把不用自己举起的雨伞.....市长这个官职说大很大，手里掌握着大同市五十万居民的生死去留，掌握了大同市的发展方向。市长这个官职说小也很小，他需要面对的是施工队偷工减料，太细的下水管道、不作为的下级干部，投资借款的企业家，是整个大同城市建设的整个复杂的人际网，以及一只可以呼风唤雨任意妄为可又看不见的大手。
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同市长和市民无不经历着某种形式的“强拆”，至于这种“大拆大建”引发的阵痛，到底是城市发展加速度太快导致的超重，还是官员不作为遗留下来的矛盾，抑或是权力触及民众核心利益时引发的激烈反抗，周浩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或许，答案就藏在耿彦波每日的工作中，藏在耿彦波前往太原出任市长的眼泪里，藏在每一个据理力争的百姓的诉状上。
“大同”得了金马奖不是浪得虚名的。不仅是因为本片的立意突出，其剪辑、镜头语言、制作技巧也应该获得赞许和关注。举例说明镜头语言方面，片中有多个空镜头，这些镜头是有寓意的。前景破砖瓦砾，后景新建的楼房建筑，新事物的产生是旧事物所牺牲的代价而换来的。可旧事物再强大再顽固，也抵不了历史滚滚车轮袭来，最终旧事物还是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那条狗，最后它也无能为力，只能静坐在瓦砾之上静看城市变迁了。举例说明其剪辑方面，影片中间偏后，大同暴雨，城市积水尺深，人过没膝，车过熄火。而另一边几个檐下躲雨的老人拿着谱子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此处剪辑颇具讽刺性意味，影像和声音的交织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趣味，同时能又展示出大同人的精神状态也带出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一个简单的转场发挥出了三种截而不同又互相关联的作用，真是妙不可言。
影片中文名“大同”，暗示着影片故事结束在大同，可英文名“中国市长”则相反。耿彦波到了太原还在发光发热，耿彦波开始了他的新计划。城建继续开挂、25万人口搬迁、晋阳古城修建，太原也像大同一样，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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