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赞歌《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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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张艺谋
编剧: 莫言 / 陈剑雨 / 朱伟
主演: 姜文 / 巩俐 / 滕汝骏 / 钱明 / 陈志刚 / 更多...
类型: 剧情 / 爱情 / 历史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日语
上映日期: 1988-10-10(中国大陆) / 2018-10-12(中国大陆重映) / 1988-02(柏林电影节)
片长: 91分钟
又名: Red Sorghum / Sorgo rojo
IMDb链接: tt0093206
评析
    伴着低沉的男声，一段独属于这块的土地的悲歌缓缓升起。十八里坡上，满是高粱，象征着勃勃生机，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在夕阳的斜照射下，大战后的十八坡伴着一抹血色残阳。但也是这抹残阳，染红了整个坡，高粱在成了红色海洋的一者。它们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击仍将继续。
   《红高粱》中，由迎亲引出了奶奶，为了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迎亲路上窜出一个劫道的，轿夫结果了劫道人。后来，他成了爷爷。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迫乡亲们，残害义士，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终于，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奶奶死了，伙计们也死了。只留下爷爷和爹，整部影片有爷爷奶奶，相遇、相爱、相互扶持的情感过程构成。通过他们对世俗的抵抗，最终相守，再到最终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表达了作者对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段不畏世俗可歌可泣的爱情的歌颂，对那种独属于这片土地无拘无束的野性的赞颂，更表达对中华儿女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品质的称颂。全片其实就是作者对原始生命力，无可名状的崇拜。
奶奶和爷爷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人物，是与高粱一样，充满生机、敢于反抗的代表。奶奶被贪财的外曾祖父卖给了麻风病人，她是个不屈服的女人，但作为女儿，她顺从了父亲的压制。而在轿子中，她偷偷藏了把剪刀，为的是不让麻风病人沾她的身子，在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她就拿起剪刀向病怏怏的丈夫丢去。她也是个希望追求到属于自己幸福的女人，在轿子里她偷偷地看轿夫，爷爷威武的身躯吸引了她的目光。这其实是一种性的暗示，是符合大自然最原始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也为高粱地里的野合提供铺垫。但最重要的，是奶奶的明大义。当看到罗汉大哥的凄惨情形后，她带着孩子与伙计们祭拜他，激励爷爷与伙计们为他报仇。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更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反抗。这是当时农村女性有较大区别的形象，她的大义凛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爷爷是个充满责任感的人，劫匪强劫奶奶时，他是第一个冲过去解救她的，是作为轿夫保护新娘应尽的责任。从那，奶奶不禁被他的身躯、外表吸引，也深深地被他的内心所打动。他是一个勇猛的人，知道心爱的女人别土匪抢走，他勇闯虎穴，巧妙地接近土匪头子，在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为了他的女人，他似乎可以把性命置之度外，不顾及后果。最终连土匪头子也被他的汉子性格所震撼。真正让奶奶深陷情网，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是爷爷独有的野性。从土匪那回来后，他大闹酿酒厂，先是撒尿，再是将蒸炉里的高粱用力地全挑出来。这都展现了他男性的阳刚，繁衍所必备的健壮。最终，奶奶被他征服，但他再去抱她时，她没有反抗，也不顾伙计的看法，一心随了他。这一次，是超越欲望的灵魂上的结合。当大战日本人后，看到奶奶的离世，爷爷一动不动，夕阳将他映照在红色只下，从他的眼中，能读出悲凉与仇恨，但更多的是对奶奶深沉的爱。
影片中最令我影像深刻的戏，说来好笑，但确实是那场，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第一次野合的戏。奶奶看清蒙面人是爷爷，就不动了，她似乎从爷爷镇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她在此时就已经屈服了。她在那时，就已经鼓足勇气将年轻的身体给予爷爷，无论有没哟结果，她都希望将自己奉献给喜爱的男人，即使这中野合为世俗所不容。爷爷焦急地把高粱扯去，铺在地上。这象征着最原始的繁殖即将开始。接着奶奶痴迷地后倾倒在地，同时还流下了多种感情交织而成的泪水。爷爷跪在那伏倒的高粱空地上，奶奶呈红色“大”字状展开 ，这仿佛是一种肃穆的交配仪式！太阳下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时达到了艺术美的至高点。这已不是简单的交欢场面，而是导演通过委婉的衬托，将人性中至真至纯的一面，用华彩乐章达到神圣化的境地！表达作者对根植每个人心中的野性的呼唤。
影片对细节的拿捏很到位，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也结合了主题。罗汉大哥离去时，突然改口，从前叫奶奶为“掌柜的”，但在那一刻却叫“九儿”，这点明了罗汉大哥对奶奶独特的喜爱。也表明罗汉将真正地离开奶奶，投身于另一件事情。为下文，罗汉加入红军积极抗日，最终被敌人捉获，凄惨而死做了铺垫。当罗汉被施以剥皮时，整个场面肃静起来，奶奶捂住了爹的眼睛。细微的一个动作，表现了母亲独有的敏感，但奶奶的眼睛却仍然盯着罗汉大哥，她要看清日本鬼子丑恶的面貌，唤起自身属于高粱地的血液，激起对日本卑劣行径的反抗，又为后来奶奶祭拜罗汉大哥，呼吁男人们去炸日本人的车，做了很好的铺垫。通过这一个个细节，整部电影如珍珠般串联起来，突显了高粱地上，人们不屈的精神。
作者在创作整部影片时，还是保留了较强的个人风格和主观意识。多用固定镜头，表现任务变化的过程。促使观众沉下心来观看。影片在表现奶奶时，多处运用近景，当爹在酿酒缸里窜来窜去时，不停地喊“娘”，奶奶露出了幸福、温馨的微笑，随即她看到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光打在他身上，勾勒出罗汉大哥瘦弱的身形，在金黄的光边，环绕在他身边，却预示着狂风暴雨的到来。奶奶赶忙去追，爷爷满脸的怅然疑惑，逆光从他背后射来，将他显得更加忧愁，他好象看到了些什么，似乎危机正在逼近，就如同光一样压在他身上。继而引出日本人摧毁的到来。
陕北的民歌、歌谣，始终贯穿在影片中，成了不可缺少的情节推进器。当伙计们第一次在奶奶面前酿酒时，唱起了《酒神曲》：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曲调高昂，充满激情，有一种张扬，显现了高粱酒的醇烈。而当第二次唱起这支曲时，是在祭罗汉大哥的时候，此时的歌曲就变得凄哀悲凉，又透出一种反抗、执着，表明男人们将要为他报仇而放手一搏。爷爷也有两次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第一次是在交合之后，还带有一丝男人征服女人后所含有的胜利的喜悦，一种肆无忌惮。而第二次是在奶奶被打死后，爷爷面无表情的歌唱，仿佛是在送爱妻魂归西天。是一种情到深处的肝肠寸断。
影片的故事情节设置巧妙，环环相扣，但是在前面爷爷奶奶相遇的叙述上过多，导致后来日本侵略的情节加入时，显得有些突然，头重脚轻，爱国的情感就无法充分的表现出来，也不能通过层层铺垫，渲染出高粱地上乃至全中国人民，所共有的坚韧执着、坚强不屈的精神。如果能多做些铺垫，将能有效地卒章显志。
在血色残阳下，整片高粱地都成了血红色，那是日食所代表的悲哀，那是被鲜血映红的高粱，那是爷爷、爹痛失爱妻、母亲的伤痛，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礼赞。高粱被践踏了，但还有许多高粱在疯长着，那是华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是爷爷身上带有的狂野。爷爷的狂野是原始的、野兽般的狂放，不仅是男人生命中最真最核心的特点，还是中华儿女，能抵住侵略，奋起发抗的基础。作者通过这部影片，呼唤人类天然的本性，刺激人们对勃勃生机的追求。



          《红高粱》的幕后故事


     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一）选角经过：巩俐对史可，还是巩俐合适
　　
杨凤良（《红高粱》剧组副导演）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二）参赛幕后：《孩子王》出，《红高粱》入
　
余玉熙（原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记者：张悦　来源：新京报）


（三）改编故事：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莫言（小说原作者，编剧）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根据山东《大众日报》采访整理　来源：新京报）


（四）《红高粱》：那片神奇的高粱地

　　1983年底，步出北京电影学院不久的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诞生。随后，他与陈凯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黄土地》，此后二人再度合作《大阅兵》，在中国电影界掀起一股冲击波。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其辉煌的导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间，张艺谋完成了从摄影、表演到导演的大跨步跃进，在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现实。《红高粱》的成功还使得“第五代”导演前期创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然而也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发展。
　　1987年，《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这对中国影坛的黄金搭档就是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电影道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宣告了合作的终止。此后，张艺谋独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这可能是张艺谋本人阐述关于《红高粱》的最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份采访张艺谋的口述资料，1993年收至罗雪莹著《向你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一书，以下内容选自本书。
　　关于高粱地：“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关于《红高粱》：“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大红”
《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颠轿”和“祭酒神”全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可具体到轿子怎么个颠法，高粱酒怎么个造法，不但莫言没有见过，就连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们无从考证当地的烧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风俗，但我们喝过山东的高粱酒，称得上悲壮暴烈。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同志讲，咱这部戏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杀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
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而面对恶势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由此延伸开去，不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发言吗？
　关于风格：“我看重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
一位西方导演曾经问我喜欢哪些外国导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斯皮尔伯格。”记者奇怪说“第五代导演多喜欢法斯宾德、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为什么你偏和他们不同？”其实，我既喜欢黑泽明的悲壮，也喜欢伯格曼的深沉，同时也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电影撒开了整，把全世界的观众弄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本事！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观众看一遍的电影，我特别看重的，是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轻人看了《红高粱》之后对我说，他们感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关于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关于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记者：张悦　来源：新京报   

　　有人这样说中西方对待感情的差异。谈到感情，西方人说：“给我一张床。”而中国人却说：“距离产生美。”中国人向来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羞于说爱，跟别提性了。建国后的17年里，我国对文艺创作中的情爱意识是持排斥态度的，所有的文艺资料都要歌颂党的领导，展现社会主义的崭新风貌。因此我们看不到《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和洪常青的感情；《战火中的青春》原本就应有感情，却被活生生挤掉；而《早春二月》却正因有小资情调受到严厉批判。此刻看那时的电影人物，无论是林道静、王成，还是李向阳、李侠，尽管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但是由于缺乏感情描述，使得他们过于脱离现实，形象干枯，因而只能是浪漫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在那17年里，虽然也有《柳堡的故事》、《五朵金花》、《李双双》这样略微“触及”感情的电影，可都难以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影子。中国的感情片几乎为空白。
　　这部电影对于中国电影艺术甚至对于改革开放十年来真正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展开，中国人的情爱意识最后开始觉醒，但是依旧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感情片逐渐开始盛行，比如《庐山恋》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中就有了十分纯洁完美的感情故事，这种感情不沾染性的成分，因此看上去依旧是80年代特有的“新时代感情”。到了1988年，《红高粱》中的一个镜头让中国人完成了划时代的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