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活字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副标题: 梁启超（1873—1898）
出版年: 2019-5
页数: 416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57835
“在历史书写中，他（梁启超）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中写道。这是2019年春末夏初的北京，距离梁启超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十年。
九十年是漫长的，许多风流人物都在这九十年中被人遗忘，然而梁启超却不在他们之中。这不仅因为他曾参与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同样也是因为他的前半生曾孜孜于新思想文化的播植和生发，后半生又贡献于旧传统的蜕变——无论是《变法通议》，还是《新民说》、《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足迹。梁启超生于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卒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生更是贯穿了晚清到民初的政治、文化史，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遗憾的是，梁启超虽如此重要，却没有留下一部足够有分量的自述。他曾写下过一篇《三十自述》，但是还未及再来一部《六十自述》便匆忙离开了人世。胡适为此感慨“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想不到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随着梁启超的去世，激进的革命观念也席卷了全国。由于梁启超生前不但参与戊戌变法与清末立宪，同样也强烈反对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主张，因此在革命史观的映照下，梁启超既代表了启蒙进步，同样也代表某种政治妥协与文化保守，从此在新的历史书写中变得面目模糊。
在改革开放之前，除却学术性研究，关于梁启超本人的传记最重要的大概只有其弟子吴其昌的《梁启超传》（1943），虽然丁文江等人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本身即有为梁启超传记写作预备材料的用意，然而这一意图无论在丁文江身前抑或身后始终保持着“长编”状态，真正的历史传记写作犹未完成。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寻求富强与人的启蒙重新成为未来中国的议题，文化热与学术热的先后兴起让梁启超再度成为思想文化界的话题中心。他留下的文章、报道与著作被重新编辑出版、研究与讨论，成为寻找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资源。关于他个人的传记，1990年代以来陆续有蒋广学、陈其泰、李喜所、孟祥才等人写下的各种《梁启超评传》，21世纪以来，更有报人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不过坦白的说，某些评传与其说是在写梁启超，毋宁说是分析梁启超的思想。高明者取梁启超生命中的若干碎片，缀珠成链，拙劣者不过是将梁任公的年谱长编进行缩写。
要写出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的确十分不易。写作者要想抵达梁任公思想深处，首先需要耐心细致地写出他的生命史；其次，由于梁启超一直处在中国政治、文化界的中心，周边人际关系复杂，敌友时而转换，时而新人加入、老人退场，各种势力此消彼长，因此要写出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也需要宏观视野，塑造一个时代的群像；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忘了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他还是报人、政客和学者。不同的身份影响了他表达方式、写作特征与思想倾向，因此要想写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写作者需要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跨越时空的局限与梁启超对话。
“将梁启超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展现那个年代里的细节与情绪，几代人的焦灼、渴望、勇气、怯懦。”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传（1873—1898）》（以下简称《青年变革者》）中，许知远这样写道。而在我看来，这正是许知远这本书与前人作品最不一样的品质。
一 一代人正在到来
在许多的采访中，许知远不止一次的提及希望这部《青年变革者》可以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传记写作方式。什么是新的传记写作方式？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岛田虔次在《近代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曾经认为人终究是社会的人，实践终究是社会的实践，为此他提倡应当先“把思想家当成一个人”来研究。或许这可以被视为新传记写作的一个标准。而在许知远的这部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叙事还是视野，他都为书写梁启超这个“人”和他的时代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
例如在叙事上，为了能够再现梁启超所处的生活场面与时代背景，许就引用了丰富的史料和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其中不但有本国人的记载，更多有外国传教士、记者、外交公使及其家属对当时中国的记述。由于梁启超早年史料的匮乏，许甚至用了不少笔墨刻画茶坑村的环境、广州城内街巷、书院的生活与科举的场景，激活人们对1870年代广东社会的想象。毫无疑问，这些细节让梁启超的成长轨迹变得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不过，比及对历史情景的刻画，《青年变革者》更加精彩之处在于对人物群像的塑造与时代氛围的烘托。梁启超早年行迹广泛，接触人群错综复杂。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许知远成功地塑造起一代又一代的人物，他们个性鲜明、来自不同的地域，身上有不同时代的烙印痕迹。
在广东，是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曹泰和麦仲华、麦孟华兄弟，除康之外，其他人“年龄相仿、个性不同，是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体”，“都能体会到被康先生当头棒喝的震惊感，成为最初也最忠诚的追随者”；在北京，是经十年打压之后复出的清流势力，“李鸿藻与翁同龢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后来是张之洞），文廷式、陈炽、沈增植则属于较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曾反对变革，但又是新变革的支持者，他们属于中层官员，但是缺少实际的国家治理经验，只有模糊的改革观念；在上海，郑观应、容闳、马建忠“是最先接触外部世界的一群中国人”，“他们普遍被视作中国社会的异端”，曾积极地支持李鸿章的近代化事业，如今正因洋务运动的失败“倍感孤立与苦楚”；在长沙，王先谦、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谭嗣同老中青三代正逐渐形成一个有变革意识的士绅群体，他们富于变革精神，希望与陈宝箴、江标等官员一道，将湖南率先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省份。
一代人正在到来。广州、北京、上海、长沙，不同区域士人群体间的共识与分歧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场域。梁启超游走在他们之间，是这些不同见解的纽带。而随着梁启超的成长，这些群体有新人加入，也有旧友悄然退场。“一龙（陈千秋）与一象（曹泰）都已离去，万木草堂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当梁启超来到上海时，黄遵宪、汪康年这些曾经看过世界、充满野心的士人正期待他的加入，而当梁启超离开上海时，他与汪康年之间的裂痕正不断扩大，为《时务报》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在梁启超的余生中，这种敌友间的反复还会再度上演，而他后半生最大的对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在第一卷的结尾还尚未登场。许知远以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喜剧，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
二 这是他的时代，而他正是青年变革者
在写作《青年变革者》时，许知远不仅处理梁启超的生命史，同样，他也在描绘一幅关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画卷。
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中叶以降，渡海而来的西方从沿海渗透入中国腹地，对大清帝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朝贡体系在甲午战争之后荡然无存，中国被迫从对“天下”的想象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新时代，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新的威胁激发了新的变革，而从进京赶考开始，梁启超的生命史开始与帝国的政治变革相互交织。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枢权力短暂地转移到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人士手中，尽管他们对于变革只有模糊的概念，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促使他们最初格外支持康梁强学会与《中外纪闻》事业——尽管这个改革俱乐部后来因为沮丧、焦虑与愤怒最终分崩离析。
当梁启超到达上海开始为《时务报》撰稿时，那种关于变革的观念在《变法通议》系列文章中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图景。梁启超提醒读者：“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又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的文字将传统的经世观念转化为改革话语，《时务报》为求变的官员、绅商和学子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平台，促成“变革”共识进一步扩大；最终湖南的地方官员也感到这种变革迫在眉睫，邀请梁启超参与湖南的社会实验。《时务报》上的文章与长沙的改革经验为梁启超开启了新的道路，当康有为日益获得光绪帝的青睐时，作为“康党”一员的梁启超自然也被委以重任，负责译书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起草工作，促成中国学风的转变。
1898年，改革因过于激进惨遭镇压，梁启超踏上了流亡之旅。不过他对“变革”的探索却并未止步。过往的“变革”言论与改革实践将促使他反思，中国如何去“变”，中国将“变”向何方。如果说在第一卷中的梁启超是“青年变革者”，那么到了第二卷，梁启超将更多地承担“变革青年者”的角色，继续在“变革”中寻找现代中国。
第二种是世界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欧洲掌握了霸权，世界版图被重新塑造，轮船、铁路、电报与铅字印刷让世界连为一体，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遍全球，让进化论成了新的神话。尽管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变化却漫长而隐晦。许多现代事物与观念只能停留在通商口岸和租界，之外则是恒久的四书五经与三纲五常。在日本颁布《学制》开启现代义务教育的二十年后，中国人依然通过死记硬背的科举考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旧有的知识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
正是梁启超和他的《时务报》将新思想观念和新精神从口岸扩散到全国。他讨论民权与君权、议会、妇女解放、变法的逻辑，甚至大胆地给人开列西学书单。尽管研究不深，时常遭受批评（日后他也反思说：“随即所见，随即发表，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知‘习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得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但他们创造出了政论杂志的新模式”，“与这种政治言辞同样重要的是对西方知识与理念的介绍”。《时务报》的火热，令更多士人起而效仿，接着，《知新报》、《经世报》、《蜀学报》、《农学报》、《东亚报》一系列的报纸放肆地批评时政、传播变革观念与西方思想，催生出一批学会和读者群体。尽管这些报纸寿命短暂，但它们却在缓慢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公共舆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这些中国人自办报刊的时代。
梁启超的贡献不仅在于新兴媒体的出现，同样也是新文体的发明者。许知远写道，“梁启超面对的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在《青年变革者》中，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梁启超表达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表达方式的变革将在20世纪头十年获得更加激进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梁启超的新文体宣告了白话文时代的到来。他是中国第一代报人，是19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下新媒体技术和新表达方式的“青年变革者”。
这是他的时代，而他正是青年变革者。
三 历史的想象力
所有的历史写作都需要想象力。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只是无限过去中的一小部碎片，需要史家将它们缀连在一起方能形成有意义的叙事。如何建立起事实之间的联系，不仅需要写作者有价值判断，还需要一定的合理想象。这种想象来自于写作者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同样也源自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质疑，以此邀请历史与当下对话。
在《青年变革者》中，许知远运用了许多合理的、富有感情的想象，这些细节的处理使得梁启超的个性更加鲜活。书中有不少细节描写虽然只有一点史料，但细细想来不仅合乎情理，而且饶有趣味。如在描写梁启超初次从事新闻写作时，许知远写道，“这些短文开启了梁启超另一种生涯，作为一名专栏作家就各式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他几乎变成了一台知识处理机，学习与写作几乎同时发生。这些写作的水平其实无法恭维，他自己也承认‘其言之肤浅无用’。他日后抱怨说，‘旧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由今思之，只有汗颜’，但这份甜蜜的抱怨注定伴他一生。”作者的语气饱含自嘲，但也不乏自我肯定。
再如书中第十三章定国是诏，当康有为与梁启超日益得到皇帝的青睐，进而负责更重要的改革事业时，《时务报》内部却矛盾重重。“猜忌与怨恨不断滋长，汪大燮把康有为身边的人统统视作康党，提醒汪康年连夏曾佑都不要信任”；而梁启超则计划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收入自己旗下。双方的矛盾最终以汪康年另办《昌言报》的形式爆发出来。梁启超立刻撰写《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回应，许知远写道，“这或许是梁启超一年来最动情的文字，把他从北京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暂时解脱出来，回到那个曾经甜蜜但如今苦涩的回忆之中。他追溯与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潚、邹凌翰无人共同创办的历史，而如今‘四人之名，岂可剔去’。”相信许多创业者都有过内部不和乃至最后同伴分道扬镳的苦涩回忆，云聚云散本来就是人生常态，然而这里却写得格外传情，远非简单的史实叙述。
许知远对历史的合理想象得益于早年担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的经历，正是媒体经验让他对人物与时代的把握更加敏感、细致。在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中，只有具有相关经验的人才能够把历史写好。古罗马史家波里比乌斯曾指出，“除非从事实际政治军事活动的人们从事写作，或者历史学家深信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对编纂历史最为重要，否则历史是绝对写不好的。”（波里比乌斯，《历史》）他所强调的正是相似的工作经历与生活体验对于能否写好历史的重要性。相似的经历往往容易带来共情，进而能够更好地与历史展开对话。倘若按照他的标准，曾经也做过主笔、兴办过报刊的许知远或许正是写作梁启超传记的合适人选。
经历只是表象，共情源自共鸣。传主与传记作者间的共鸣不止出现在那些办报经历上，事实上在一些充满了戏剧性的场景下也获得了非常充分的发挥。如梁启超与谭嗣同、吴樵相识时，许知远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一定是激动人心、混乱不堪的争辩。这群年轻人试图摆脱旧传统、拥抱新知识，苦苦追求另一个意义系统。他们缺乏训练，很多时刻只能依靠臆想。‘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儿又发生一个’，梁启超日后回忆道，‘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朝，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在这段描写里，读者或许不难感到梁启超、谭嗣同充满活力的青春，他们是如此的年轻，洋溢着放肆与反叛的精神，即便后来有人早逝、有人牺牲、有人日渐衰老、却谁都无法忘却那些美好的时光。这是他们的时代，而他们正是近代中国的青年变革者。
结语：一个“人”和他的时代
这是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它的纵轴是梁启超的生命史，横轴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在梁启超生命的许多节点，他不停地热情地拥抱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变革者，结识更多的变革者，激发更多可能。在《青年变革者》中，许知远用坚实的史料勾勒梁启超的成长轨迹、以充满共情与共鸣的想象补足史料缺失之情感，以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描绘世代的演变、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过渡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的确是十分努力的尝试。就写出一个“人”和他的时代这一标准而言，作者至少是努力在中国确立一种新的传记书写范式。在这种范式里，梁启超不再是空洞的象征，不会根据后人自以为是的逻辑生活，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在这一部优秀的历史传记中我们将看到，历史潮流与浪潮里的个体如何相互影响，梁启超不断向现代人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去经历他们的生活，重新确认我们社会今天的境况。
尽管这种传记书写仍有些许瑕疵和遗憾，如在这一卷中，梁启超的展现颇有些被动——但这主要是早年关于他本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史料较为稀少所致，不对传主做史料之外的过度发挥，反倒彰显了作者的严谨之处——引文注释的体例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仍然无法否认这本传记的价值。至于腰封处所标榜的“转型力作”，大概也只是一种出版方的宣传噱头，毕竟，作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只有别人才知道他做的怎样。一部好的传记作品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还需要作者向已经过去的人们提出自己的关切，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1902年底，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在日本写下《三十自述》，开篇即引用了自己这首年初所作的口占。此时，四年前戊戌变法的失败经历仍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尽显壮志未酬的郁结：“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梁启超几乎是偶像一般的存在，他自幼便以“神童”闻名，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拜入康有为门下，22岁参与“公车上书”，23岁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名文，惊动海内，25岁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继续救国事业。复盘梁启超30岁前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凭借一支椽笔，声震整个舆论界，为开启民智鞠躬尽瘁，足以令今日中国青年汗颜。
2013年，37岁的许知远被印在书封上的一张梁启超照片击中。他当时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出于写作转型的需要和对现实问题的困惑，下决心深入历史迷雾，为梁启超重新立传，借以追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市面上关于他的传记读物也有近十种，那么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有何独到之处？
这本书是许知远计划的“梁启超三部曲”的首部，聚焦梁启超的青年时代，时间截止于戊戌变法。平心而论，作为资深媒体人，许知远的长项并不是考证某个关于梁启超生平活动的史实，而在于通过阅读史料激活对于历史的想象，并通过出色的叙事能力带领读者回望梁启超身处的那个充满变革希望的时代。
近几年，许知远因为主持谈话节目《十三邀》意外成为话题人物，在声名日隆的同时，也引来不少观众吐槽他自以为是。这次许知远的新书出版后，同样有读者批评他的主观描述过于强烈而导致传主梁启超成为配角。
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未免苛责，许知远固然延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文风，但从全书的近千条注释（尽管注释体例未及统一，略显粗糙随意）可以看出，他已经在努力赋予这本传记以史学的严谨和客观。何况梁启超本人当年开创的传记文学，如《达尔文略传》《边沁小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亦都与他自身关注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要对传主作出评论时，更不可能规避写作者自身的视角。
钱锺书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借魔鬼之口说：“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如此看来，在梁启超传上读到许知远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譬如，许知远是媒体人出身，自然会对梁启超这位中国报业先驱的活动投入更多感情。梁启超初次参与报纸编辑写作是1895年跟随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担任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后重名改为《中外纪闻》）主笔，这时他写的内容还无甚创新且篇幅短小。许知远对此论述道：“这些短文开启了梁启超另一种生涯，作为一名专栏作家就各式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他几乎变成了一台知识处理机，学习与写作几乎同时发生。这些写作的水平其实无法恭维，他自己也承认‘其言之肤浅无用’。他日后抱怨说，‘旧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由今思之，只有汗颜’，但这份甜蜜的抱怨注定伴他一生。”
熟悉许知远的读者一定能联想到当年他在《经济观察报》做主笔时的经历，因此这段话几乎就是许知远在借梁启超之壳总结自己，相似的从业经验使得历史的共情成为可能，而类似的叙述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容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从目前第一部来看，许知远在“主攻”梁启超的同时，还花了很多篇幅处理梁启超与周围人物的关系，试图描摹出一个时代的群像，比如和他办报活动紧密联系的汪康年、黄遵宪、陈炽、麦孟华等人。在写到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遇时，许知远的笔端又一次注满感情，“他与梁启超的偶遇随即演变成浓烈的友谊。对于康有为的共同仰慕、思想上的热烈探寻，将两人紧紧拉在一起，再加上夏曾佑、吴樵，他们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团体。……这群年轻人试图摆脱旧传统、拥抱新知识，苦苦追寻另一个意义系统。”
显然，这样的叙述是许知远通过想象完成的，在专业的历史学术著作中也不可能出现，但读来着实流畅动人。整本书中最具文学性的章节是引言“逃亡”，一气呵成地描述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入日本公使馆、乘船逃往日本的过程，许知远在叙事的语气、节奏、史料运用上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毋庸讳言，这本书虽然遵循学术传统，对所有引文添加了注释，但它事实上仍然是传记文学，价值在于公共而非学术。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学术积累，尤其是像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茅海建关于戊戌变法的扎实研究，许知远的书写将会变得比现在困难百倍。这是需要提醒普通读者的一点。
当然，假如有更多青年人通过许知远这本书，对近代中国产生兴趣，从而与广阔深邃的历史世界建立联系，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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