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失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他不只杀了自己女儿，为了帮全村拿到救济粮，他还在表彰大会上批判自己女儿是小偷，将自己的杀女行为合法化，甚至把这行为变成一个荣誉。
这彻底击垮了他的精神，他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于是他疯了，疯了就能忘记这件事。但大脑不可能真的把这件事删除，痛苦只是从他的意识离开，进入潜意识。按弗洛伊德的理论，这股强大的力量不可能凭空消失，必须找到代替物，所以这股力量被投射到了保卫花生地这件事情上。
他疯狂地保卫花生地，是遗忘杀女这件事所造成的后果。而他不断地巩固保护花生地这一信念，以至于将后果变为本因。他只记得要保卫花生地，而忘记了原因。
从另一方面来说，保卫花生地这一行为的合法化，他杀女的行为也就变成理所应当了，他也不必太过自责，因为他在执行一件神圣的事，为此有所牺牲是必要的。所以他在表彰大会上最后声嘶力竭的批判，正是为了证明行为的合法化。
在最后他被众人围住送去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喊出：“支书，保护花生地。”这时候他依然把保卫花生地作为本因。但当他坐上精神病院的车时，知道保护花生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的幻想被打破了，他终于想起了背后真正的本因——他的女儿，于是他想起了他女儿的名字。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
《村戏》浑身是戏。一开始，就是大量的仰拍镜头，光的运用，像极了戏剧的舞台，让集体主义下的普通人一个个清晰地凸显出来，就像片中花生壳爆裂时发生的巨响，花生油汩汩如泉涌淌，暗示了整部作品面上冲突的由头，也宣示了作品切入的重心。
剧中的人物奎生、支书、小芬、老鹤、树满，恰似生旦净末丑戏中的行当。作品整个由一个民间晋剧团担纲，电影圈的素人，却秒杀绝大部分的“持证演员”。一个个就像长在自家庄稼地里，精气神儿十足，绝了。
剧情的递进由人物心理推着走，仿佛每一步都踩着锣鼓点，一部分听得见，大部分听不见，敲在看客的心头，处处奇峰突起却又分寸刚好，即便闪插着十年倒叙也不生硬，自在写意。关键的桥段又像是戏曲里的经典折子戏，起承转合一气呵成，散了场依然“回甘”绵长，看时一个味，看完了一个味，过几天回味又一个味。
作品从村子这个“戏窝子”奉上级要求恢复停了多年的传统老戏开始，就和奎疯子占据的“九亩半”良田怎么分纠缠在一起，加上村支书几次强调：要圆满，圆满就是政治任务。于是，过年戏、争地戏、政治戏交织在一起，再没有分开过，内里是心理戏，骨子里是人性戏。
戏中最大一出“戏”的主角无疑是奎疯子。奎生疯之前最后的一点理智大概就是趴在女儿的棺材盖上对女儿说不要回来投胎，而片尾时，奎生时隔十年终于能清晰开口，说出：“彩云（女儿名），回来。”时，意味着人性的失而复得。
但这样的结果更像是创作者给看客的悲悯，就如片中总是给人们带来光亮和希望的小芬这个角色，并不是所有人的“戏”里都有这样的“旦”角，甚至连支书这样扮演“稳定阀门”的“末”角也未必存在。
奎生被送进精神病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大戏彻底落幕，不管当初如何轰轰烈烈万众一心。而每一个时代的主演，这样的结局还不算最糟——我们随便都能看得到。人间的戏永不落幕，这不，电影最后分田到户了，新的戏码已经开锣。那么，走向复苏的奎生，算是出戏还是入戏？
作品整体黑白的基调，本身像是大写的答案：万泉河水清又清（影片主题曲）那般的理想纯白并非圆满，只有墨色勾勒间或红绿“杂色”才构成世界。只要有人性，戏就永恒，每一个戏中人只是按剧本朝前走，谁也没有回头和选择的余地。
所以《村戏》也不是戏。所有涉及的年代无关紧要、把历史统统抹光无关紧要、在一个个新的时代谁当主演无关紧要，滤去各种惊心动魄的戏码，悄没声地把人间剧本铺摊开来，而导演就是那个暗处的打光人，照亮剧本，照见了你我。
导演郑大圣。印象里一直的青年导演，今年2018算了算竟然整五十。看完这部改编自一部小说集（而不是某一篇）的电影，与其说惊叹其编剧能力，莫如说震撼于创作的视野格局、思考锐度；更意外在芳华当道的当下我们还能看到这样诚挚纯粹、思想隽永的电影。疯了吧？
所以如果你认为剧本的结局总是会变好的话，那么“疯了”就是对当下最好的寓言。
作为2017年度最佳华语片之一，《村戏》豆瓣8.2分，网友不禁表示“确实年度最佳”“今年华语最佳”“今年目前华语最佳”。
尽管电影至今没有公映，幸运的是3月17日和3月18日，《村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了点映，目前票房已经达到39万，我才有机会观看这部佳作。
希望不久之后，这部佳作能正式公映吧。
电影的背景发生在上世纪后期，有2条时间线。
一条现代线是1980年代，一条回忆线是1970年代。
1970年代，人民公社盛行，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而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可以自我管理、生产、分配、经营，超产归自己。
农民发生了无地到有地（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有”，因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的转变，人们的贪念、欲望、私心也就暴露无遗。
《村戏》的现代线发生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实行，人们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电影的第一个主题：分地。
村里即将开始分地，然而“奎疯子”王奎生却霸占“九亩半”十年之久了，不让人靠近一步。
九亩半地又好，离水渠又近，种啥打啥，因此人人都想要。
以前王奎生再怎么霸占，大家也无动于衷，毕竟大家知道土地是属于集体的；现在要分地了，村民纷纷打起了如意算盘。
明面上，大家都想得到九亩半，想把王奎生赶走；暗地里，也有许多村民偷王奎生在九亩半里种的花生。
面对村民偷花生，王奎生是零容忍，急得他满街乱转，甚至要开枪打人。
电影的第二个主题是：爱情。
自从十年前王奎生疯了，他的儿子树满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变。
树满从小就白白净净的，也被大家叫做“白小”；自从王奎生疯了以后，大家就对树满改称为“疯小”。
树满喜欢小芬，小芬也喜欢树满，然而小芬的父亲老鹤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就是树满有个疯子父亲，次要原因是树满不会种地。
当然，如果树满没有发疯，老鹤是否会同意树满和小芬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发生在这里，村子的形象已经有了基本雏形：
王奎生霸占九亩半十年了，导致小芬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都想得到九亩半，还偷他种的花生。
小芬、树满两情相悦，却遭到小芬父亲老鹤的反对。
然而，真相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电影将回忆线和现代线交叉叙事，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十年前的故事。
原来，王奎生之所以变疯，正是拜村民所赐。
原本女儿偷花生，是明明饥饿难忍，宁愿偷吃花生也不忍心动爸爸的饭菜，是一个遗憾，一个悲剧，令人惋惜，令人心痛，却被村民污名化、罪名化；
原本女儿的死，是王奎生医生挥之不去的过错，是王奎生十分后悔却又追悔莫及的意外，却被村民塑造为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正面形象，摇身一变成了“保护集体财产先进分子”。
惋惜和悲剧变成了错误和犯罪，悔恨和愧疚变成了正义和荣誉。
正是这两次反差，双重打击，逼疯了王奎生。
曾经，王奎生给村民做了巨大贡献；如今，王奎生却成为了村里的罪人。
人们亲手把他塑造成英雄，又亲手把他送下神坛。
与王奎生这样的疯子相比，村民太聪明了，聪明得可怕。他们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
十年前，村民为了得到救济粮，强迫王奎生做不情愿的事情，强迫他说不愿意说的话，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英雄；
十年后，村民为了分地，又说“凭什么让王奎生白吃十年口粮”，还要把王奎生赶走。
草菅人命，弃如敝履，实在让人心寒。
老鹤无疑是最老奸巨猾的，他和王奎生曾经亲如手足，如今他却对王奎生恨之入骨，对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成功将逐渐恢复意识的王奎生再次逼疯。
关于女儿，老鹤不喜欢树满，就私自为女儿决定终身大事，想让她和志刚在一起；
关于地，老鹤口口声声对支书说“我是村里最不想要九亩半的”，实际上也是想让志刚得到九亩半。毕竟，女婿的地，不就是他的地吗？
不管是关于女儿还是关于地，他都是为了自己。
老鹤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是城府极深，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伤害曾经的兄弟，甚至可以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实在是太狠毒。
这样一个人人为己的村子，小芬却出乎意料地出淤泥而不染，愿意站在王奎生这边。
人人都排挤、害怕、厌恶王奎生，唯有小芬一人天真无邪，始终试图去理解、包容、关爱王奎生。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十年前村民对王奎生的伤害，小芬尚且年幼，对此并不知情。
她不知道王奎生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却仍然试图理解他；
与之相反，亲眼见证、决定、参与了那件事的村民，却纷纷集体失忆，对王奎生进行着二次伤害。当初他们利用了王奎生，如今利用完了就想将之抛弃，王奎生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工具。
换言之，一个人是否能理解他人，不是取决于Ta是否了解对方的过去，而是取决于Ta是否善良。
如果说《大佛普拉斯》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
那么《村戏》就是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人性都是灰色的。
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面的，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像电影的色调是灰色的。
在电影的海报上有这么一句话：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的主旨。
尽管村民和老鹤如此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但他们并非十足的坏人。
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是处于上帝视角，可以清晰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清晰地知道谁得到了什么，谁受到了伤害。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往往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伤害了他人却不自知。
（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利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因为私心，伤害了王奎生；
王奎生解不开心结，最终疯了；
而小芳却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小芬那样的人，面对不同的三观、行为、性格、想法，少一点伤害和排挤，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面对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私、恶意、伤害、坏心的世界，王奎生忍痛告诉女儿：别再投胎回来了；
但是十年后他转变了观点，小芳的善良刷新了他的看法：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
因为与其选择逃避、狭隘、偏执、愤青，不如选择面对、包容、豁达、温柔；
因为只要像小芳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就可以所向无敌、坚不可摧；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倘若站在村民、老鹤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是，我仍然想像小芳那样“善良”一点。
正如《奇迹男孩》的台词：
如果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必选其一，我会选择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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