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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保德》:命運的兩種版本與尼采的「永恆輪迴」

导演萧雅全
编剧萧雅全
主演黄仲昆 / 庄凯勋 / 傅孟柏 / 王秀峰 / 吕雪凤 / 更多...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台湾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闽南语
上映日期: 2018-01-29(鹿特丹电影节) / 2018-08-17(台湾)
片长: 115分钟
又名: Father to Son
IMDb链接: tt7955554



*本文已授權關鍵評論網(台灣)發表
范保德不止一次思考他的命運。
如果這是一道數學題,把一支鉛筆丟進鉛筆盒又拿出來,對於鉛筆與鉛筆盒來說什麼也沒有變;如果這是一道化學題,把辣椒丟進熱油裡再撈出來,辣椒變了,油也變了。
前一種命運是殘酷的,因為這意味人活著並不會改變什麼;後一種命運則是比較讓人安心的。如果人在人世上走過一遭,最後人變了,世界也變了,那麼人也就不是白活一世。在命運的關口,范保德可以選擇像父親一樣棄家而走,甚至在臨走之前,他還悄悄對范大齊說了自己父親摔門離去前說過的話:「總要有人顧家,我也顧過。」出了家門,跟著回來找他的父親走了一段,范保德停下了,他說:「夠了,再走下去我就和你一樣了。」父親再一次頭也不回地走了,范保德留下,當了一輩子的五金行老闆。
范保德選擇了一個化學題的答案,想當然地以為他也選擇了一個化學的問題。他沒有選擇像父親一樣,「飄來飄去,飄來飄去」,似乎他留下的決定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變了他自己。但是他沒有想到,在他選擇留下的那一刻,他的命運卻還有應一個版本。
蕭雅全不是第一次用電影來思考命運了。2000年,蕭雅全拍了他的第一部長片《命帶追逐》。當舖老闆的兒子東青騎機車,在該選擇右轉的時候選擇了左轉,結果人仰車翻,東青摔爛了手掌的掌紋。護士告訴他,他的命運從此沒有限制了。十八年前的蕭雅全還年輕,他思考怎麼反抗命運;十八年後,蕭雅全開始懷疑,命運真的可以反抗嗎?
范保德在五金行呆了一輩子,唯一的樂趣就是當「發明家」。年過半百,身染沈痾。范保德帶著兒子范大齊去東京,與日本的廠商商量發明專利。日本方面的主管覺得范保德的發明很像中醫的經絡圖,於是問他是不是懂中醫。範保德直接用日語告訴他:
我不懂中醫,我感興趣的是循環。能量是不變的,一切都在循環。
也許他也在冥冥中感覺到命運只有輪迴,無從反抗。
十九世紀末的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有一天在森林中散步,忽然受到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 of Ephesu)的啟發,提出了「永恆輪迴」(Eternal return)的觀念。他假設,如果宇宙間的能量不變,而時間是無限延長的,那麼有限的力在無限的時間中運作,必定會重複出現。這個學說實際上並不新奇,因為在古希臘,這樣的「教條」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尼采的這個觀念卻給他的很多評論者帶來了困擾。
尼采曾經提出「上帝已死」的著名命題。在他看來,這不是簡單的個人信仰的喪失,而是上帝及其後所有想要取代上帝位置的最高價值的自我貶黜。人類不再能夠借助於超驗的存在保證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只能由自己來創造。他高喊出「超克人」的口號,認為人必須超越自身,以便配得上落在他肩上的創造意義與價值的重任。對於一個主張人可以而且必須超越自己的存在的哲學家來說,沒有什麼比永恆輪迴的宿命論更與他格格不入了。
法國學者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希望能夠為尼采開脫。在《尼采與哲學》(1983)中,德勒茲無疑選擇了化學問題來詮釋「永恆輪迴」。在他看來,所謂永恆輪迴實際上是通過肯定偶然性來否定命運的必然性。如果命運是必然的,那麼就假設了有一個初始狀態和最終狀態,初始狀態必然會終結於最終狀態。但是這樣就沒有辦法解釋重複,即為什麼同樣的過程還要從頭再來一次,並且無限輪迴下去。因此,永恆輪迴必定是無限次地在肯定偶然性。如果每一次輪迴都是偶然的,那麼後一次永遠會與前一次有差異,正是無限的重複所造成的無限的差異使得「永恆輪迴」得以可能,而每一次差異的累積最終確立了生命的意義。
范保德也這樣想過。他曾屈從過命運,想像父親一樣,背叛一個女人,拋棄一個孩子,去追自己的夢想,過自己的人生。在此之前,電影的鏡頭一直暗示我們他和他父親命運的對稱。他們都覺得自己的命不該在小城沉寂;它們都曾想過離家出走;他們都在離開前對自己的兒子說了同樣一句話:「總要有人顧家,我也顧過」。但是在他踏出家門之後,有一個想法浮現出來。「如果存在偶然的話,那麼我並不一定要讓自己的人生變得和父親一樣,我可以選擇反抗自己的命運。」於是他留了下來,似乎命運已經在他重新踏入家門的那一刻扭轉,他與父親的鏡頭失去了平衡,不再對稱。但是他沒有想到,在他的生命中還有一個女人——郭毓琴。
年輕的范保德在旅社的櫃檯遇到了年輕的郭毓琴。櫃檯上的收音機放著羅大佑1983年寫的《未來的主人公》。「飄來飄去,飄來飄去」,好像在隱喻動盪的人生和動盪的時代。因為這首歌中的12次「飄來飄去」,笵保德與郭毓琴相戀了。但是,電影並沒有交代,為什麼最後與笵保德結婚的不是郭毓琴,而是莊素如。直到郭毓琴的侄子Newman的出現。在得知笵保德想要去日本尋找親生父親之後,郭毓琴打電話給遠在香港的Newman,問他要不要回台灣幫她競選里長。Newman答應了毓琴,回到了台灣。在他入海關的時候,笵保德和范大齊正好在機場出海關。Newman和笵保德擦肩而過。從這裡開始,電影就在建立Newman與笵保德之間的對稱關係。
年輕的Newman也來到了當年郭毓琴顧過的旅舍,遇到了年輕的Nico。因為認出了Nico正打算收集的阿富汗郵票,Newman與Nico漸漸熟識,似乎笵保德和郭毓琴之間的戀情就要重演。在夜店裡,Newman唯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遇到了笵保德。笵保德拜託Newman轉告范大齊一句話,隨後傷重離世。Newman臨走前踏入笵保德的五金店,在長方形的天井裡靜靜聽著從牆壁上滑落的水滴。笵保德生前,也喜歡站在狹窄的天井裡,著迷般地聽著水滴滑落的聲音。這一切都暗示著Newman與笵保德命運的相似性。
最為可能的答案是,Newman是笵保德和郭毓琴的兒子。這部電影最具張力的場景,是笵保德到旅店找阿寬詢問父親的地址時,見到了多年未見的郭毓琴。郭毓琴問他,「找到親生父親真的重要嗎?」笵保德沒有回答。很有可能,這個問題也是郭毓琴問自己的問題。Newman還有一個小名叫Van,只有毓琴這麼叫他。Van正是「范」的諧音。很有可能郭毓琴在沒有與笵保德結婚的情況下懷上了范的孩子。為了家庭的名譽,她沒有能夠告訴笵保德,而被迫將兒子送到香港的親戚家代為撫養。郭毓琴一直向隔街相望的笵保德苦苦守著這個秘密,讓不讓孩子見到親生父親成了折磨她半生的問題。當得知笵保德重病在身,並且動身尋父,毓琴知道不能再等了。她以助選的名義叫回Newman,可是卻在吃飯的時候不接事關選舉的電話,反而淡然地說:
選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回來了。
就這樣,笵保德的命運慢慢地就從他以為的化學題變成了數學題。儘管他選擇了留在嘉義,他仍然重蹈了他父親的命運,辜負了一個女人,拋棄了一個孩子。如同古希臘悲劇中,伊底帕斯遠走他鄉,依然無法逃脫「弑父娶母」的命運。在范大齊出生的時候,笵保德認為自己的人生發生了化學變化;但是當笵保德在彌留之際見到了素未謀面的Newman時,似乎人生從來都只是一種物理變化。一切都沒有變,如同一支鉛筆被扔進鉛筆盒又被拿出來,鉛筆沒有變,筆盒也沒有變。這是何等殘酷的命運啊!不論德勒茲如何為「永恆輪迴」辯護,我們終究不可能否認化學題有可能變為數學題。既然人生有可能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生活下去呢?如果一切終歸是徒勞,那麼為什麼還要在人世走這麼一遭呢?
另一位法國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無疑是站在數學題一邊的。布希亞接受了尼采的論斷,
永恆輪迴是虛無主義的極端形式。
在他看來,德勒茲所高揚的偶然性實際上並不排斥因果法則。只有在因果法則成立的前提之下,偶然性所造成的改變才是必然的。對於布希亞來說,束縛生命的與其說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不如說是不斷在生命之上強加意義與價值的努力。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就在於把意義和價值普遍化,「人生必須要有意義和價值」,這與其說是一句理性的論斷,不如說是在相信願意相信的。在布希亞看來,人的生命的潛能與創造性正在於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可言的命運形式之中,如同四季的變換,行星的運轉。不斷給生命賦予意義和價值的行為,既透支了意義和價值,也使得生命在資本的線性積累邏輯中消耗殆盡。
究竟是數學題還是化學題呢?蕭雅全並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也許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他。他曾經在一篇訪談中說:
我接受世界之壞,但不甘心她沒有變好。
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讀。「世界之壞」是說那數學題的命運,而「不甘心」則表明他仍然寄希望於化學題的可能;還有另一種解讀。「世界之壞」還是那數學題的命運,但「不甘心」則意味著他相信,即使命運傾斜於最壞的情況,在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的殘酷命運中,世界仍然有它變好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用無情保護深情」。

多數書寫《范保德》的文章,都會寫到「父親(男性)不擅表達情感」這件事。這是既定印象,卻不適合《范保德》這部電影。它應該是我看過的台灣電影裡,少數將男性、父親、兒子之間的情感,表現得那麼深情、不彆扭的故事了。它甚或超越了多數台灣電影裡關於男性之間的情感表達,比朋友還要親密。
范保德是個溫柔的男性,在時空交錯的情節來看,他既不是一個不言說的父親(但他沒有明說),也不是一個特別壓抑的男性(但仍有固執)。劇中幾個與范保德同齡的男性角色,也依循著范保德這個角色的設定,沒有太多被傳統男性角色給束縛的樣子,又或者用另一個角度看,蕭雅全拍出來的,都是大多數人沒有看見父親的樣貌。
他們彼此之間,有離開青春、成家立業後,從中年、邁入老年男性的共通語言;他們仍然會像青年一般打鬧、耍廢;他們也還擁有年輕時期的困惑,需要彼此擁有談心的時間;他們也收藏了彼此的曾經有的故事。這些在其他故事裡,都是輕描淡寫,完全形塑了「男孩成為了爸爸、變成了男人」回到一般認知的「男人就應該是那個樣子的!」
而范保德尋找父親這件事,更是很少被拿出來當作故事書寫、拍攝的。「父親」在男性的成長歷程,是一種追尋。如果父親夠好,便會想要踩著父親的樣板往前去;如果父親不夠好,那就會在某一個時機點,找出另一條路子,讓自己不再步上父親的後塵。(也就是蕭雅全在訪談裡說的那10%的可能。)前者是後來的范大齊,後者便是看著父親離去、選擇留下的范保德。
這個劇本寫得最好的部分,是范大齊和范保德的對話和互動。無論是無線電的呼叫、手機的語音傳來傳去,或是廁所那場「我不是怕你死」的對話,一直到在溫泉擦背那場,都不會讓人感覺這些情節和對話,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裡。你會願意相信,真的會有那麼一對父子,可以有那樣深切的情感,尤其是在飯店范大齊替范保德擦拭的那場,更是確認了這樣的父子情深。(不論是什麼樣的性別,多半我們表現出「關心」或「擔心」的時候,常常都是使用「責備」不是「陪伴」。)
這是一部打破「父子關係」的樣板電影,也算是還給父親全貌、提供展現男性情感表達的另一種可能性。有趣的是,選在那個威權慢慢被解開為范大齊的出生年代,那不僅僅代表著父子之間的化學變化,也代表這部電影將故(固)有的「父子關係」帶往另一個層次,作為另一種變化的可能。
至於那個范保德年輕時與郭毓琴之間,以及Newman沒有明說出來的故事,大概就隨著羅大佑〈未來的主人翁〉裡那重複飄來飄去,飄向不停流去的時間裡了。

如果说去年是内地影视行业的寒冬,那台湾电影怕是早就跟因纽特人拜了把子。
以18年为例,内地排名第十的《前任3》尚有16.46亿票房,可台湾本土电影的TOP1仅有2.4亿台币(约6000万人民币)。
杀姐知道,肯定有人会拿人口基数来说事。
可惜,人口不到台湾1/3的香港,还能靠黄子华的《栋笃特工》砍下近5000万港币(约4000万人民币)的票房。
要知道,台湾可是孕育出过侯孝贤、李安这样的电影宗师,能混到如今这步田地,实属不易。
但前两天,一部18年的台湾电影,却刷新了杀姐的认知——
《范保德》
这部电影曾在去年的金马奖上,荣获5项提名(但都被毒奶了),并在当年的台北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最佳音乐、最佳美术设计三项大奖。
但即便如此,它的豆瓣评分仅有6.9
而且这部片在内地的影响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一度有影迷困惑于:
这部片到底是不是《马大帅》的番外篇?
实际情况,当然是没关系,影片讲的就是一个台湾偏远小镇的家庭故事。
一个父亲在60岁时查出得了癌症,他想在最后这段时间去日本寻找生父,但却渐渐回忆起许多尘封的往事......
作为一部颁奖季的热门,《范保德》在业内的呼声很高,但票房却不尽人意。
简言之,这是一部对观众,尤其是我们内地观众非常不友好的电影。
首先,它的叙事留白很多。
父亲的过去,临终前的遗言,以及与父亲同名的香港人。
一切都如影片提到的“所有你想听的,过去的故事,都隐藏在未来之中。”
过去跟现在,两条时间线来回交错。
虽说情节中前后对比的互文很多,但真正的信息量,全都隐藏在细枝末节的对话里。
其次,夹杂的湾湾方言不易理解。
因为大部分对话都是台湾方言,杀姐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字幕版。
点开一看……
全英文。
不过,好在词汇量不大,再仔细对对眼神,情节都能理清。
最后,这是一部风格杂糅的作者电影。
现在的故事含蓄写实,如侯孝贤。
过去的往事如梦似幻,像王家卫。
你可以说这种模仿是一种退步,但影片在叙事和美学上的尝试,前无古人。
《范保德》抛出的话题在于父子关系,但导演萧雅全带入了大量的主观意识。
难懂的方言,家庭的伤痕,寡言的父亲,情节和设定的细腻程度,就像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影片最常被提到的天井戏,也是源自萧雅全的生活感触。
作者化的电影,通常很难被大众接受。
可极致私人的东西,往往就是大家的共通情感。
————剧透分割线————
影片中的范保德,小时候被父亲抛弃,年轻时又让毓琴意外怀孕。
人到中年,他想放下一切像生父一样追寻梦想。
然而骨肉的羁绊,却让他选择一辈子窝在小小的五金铺里。
————剧透分割线————
人生在世,有时像一道化学题:
你的存在,改变了身边太多的人,大家并不会因为你的离开,瞬间恢复原样。
有时又像一道数学题:
东方的亲情,尤其是父子间的情感,沉重如山却羞于启齿,他只想悄悄离开,减轻你人生路途上的负重。
影片虽然拍的是亲情,但回避了冲突,完全舍弃煽情,甚至连亲人间的对话都极其理性。
当你还在怀疑,片中的子女到底是充话费送的,还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时。
那些故意隐藏起来的真相,却会分分钟击溃你的情感防线。
《范保德》所构建出的父子关系,极致含蓄又极具美感,但却又摆明了不考虑大多数观众的观感。
从这个角度看,导演萧雅全有点类似毕赣(作品可比毕赣多太多),但仅限于《路边野餐》时期的毕赣。
虽说台湾的本土电影,早已被好莱坞攻城略地,几乎在影市中丧失了话语权。
但资本的纷纷“退烧”,却大浪淘金,留下了真正有表达欲的创作者。
《大佛普拉斯》因为没钱做佛像,歪打正着的选择黑白;
《谁先爱上他的》导演为筹集资金,求拜亲友差点变卖房产;
如今的《范保德》又在低成本的大潮里,走写实路线脱颖而出。
台湾电影在票房上的萎靡,限制了拍摄成本,反倒打开了急功近利的枷锁,让更多的佳作纷纷涌现。
这是华语电影的悲哀,却是台湾影人的万幸。
放眼内地,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名导,不断地输出作品,质量反倒一部不如一部。
谈到票房,他们的回答始终如一:
“别人投了那么多钱,总不能让人家亏太多吧?!”
换言之,拍电影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还债。
看重票房,受资本裹挟,已经成为了内地电影的常态。
可如果专职于创作的电影人,丧失掉了探索精神;
整个圈子的从业者,全心专注于你争我夺的大盘数据。
我不知道,那些媒体们日夜标榜的票房成绩,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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