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林品君 / 柯贞年
主演: 陈姸霏 / 刘子铨 / 刘冠廷 / 杨贵媚 / 太保 / 更多...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20-10-15(中国台湾) / 2021-02-03(中国台湾网络) / 2020-06-25(台北电影节)
片长: 108分钟
又名: The Silent Forest
IMDb链接: tt12396992
将性侵之事，称作只是在玩，听来是何等的毛骨悚然，而在这变态扭曲三观形成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惨痛的故事...或许比想象中更加恐怖。这就是《无声》讲述的故事。
原本青春洋溢的学生校园，没有因为听觉与语言障碍而少了属于青年时光的欢乐，但却因为无声而频频受到侵害。地方警察的不作为，学校老师的沉默，背后靠山的强大，害怕权势放之任之，造就了学生们心理扭曲，从老师行为折射到学生处事，已经大过校园霸凌犯罪。行驶中校车之上的侵犯，赤裸裸展现出那病态的“校园”社会。 错的不该是孩子，而是这个杂乱社会，如《无声》声嘶力竭的呼喊求救，却没人能听得到。第57届金马奖该片获得了8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新演员、最佳音效奖。
有人说这是台湾版《熔炉》，而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对于这样的题材，能够提名并获奖着实让人羡慕。
无声
豆瓣：7.7
聋哑人张诚转学第一天就不太顺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殴打老人进了警察局。
但因为他聋哑人的原因，表达不清楚而一直被误会。
警察以为他殴打老人，但实际上，这个老人是在火车上偷他钱包的小偷。
在这个都是听人（听得到的人）的环境里，一个聋哑人变得格格不入。
幸亏聋哑学校的老师王大军赶来，但问题也是敷衍解决，警察没有耐心倾听聋哑人的解释，聋哑人也畏惧别人的歧视。
这次转学张诚是从以前正常人的学校，转来聋哑学校，在这里他体会到了以前不曾有的归属感，而这种感觉是在听人世界不曾有的相惜。
他喜欢上一个叫姚贝贝的女孩，她天真、烂漫关键是她和自己一样也是聋哑人。
她教他憋气，带他蹭免费无线，请他喝饮料。
可有天在校车上，张诚到处找贝贝寻不见，他发现了后排被校服挡着，掀开校服张诚看见贝贝正在被一群男生性侵犯。
即使贝贝奋力挣扎，呼喊他们也无动于衷。更匪夷所思的是，隔天贝贝还依旧和他们打球。
张诚找到贝贝问为什么，贝贝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只是在玩，他们平常人都很好。”
台湾的影视剧近来一直在试图展露人性的多面和复杂。
无论是《阳光普照》里一直待人和善没有阴暗的大哥，还是一辈子老实本分的父亲，好人和坏人并不是绝对的。
学习成绩优秀生命中没有一丝阴暗的大儿子需要结束生命和自己和解，而老实本分的父亲可以为了至亲杀人。
前一秒是好人，下一秒可能就是坏人。
有时候恶的背后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阳光普照》中的菜头因为仗义入狱，出狱后对兄弟耿耿于怀总是找他麻烦，但其实菜头家境贫寒，只有一个年迈的奶奶，却在入狱后因为赔偿受害者，住进养老院。
而该片中教唆学弟以这种顽劣方式游戏的学长小光，前期作恶多端邪魅的笑，被学校抓到老师审问时并不慌张，他说这一切只因为好玩。
但实际上小光从小四到国二，一直被老师猥亵。
他把别人对他的恶意，他同样施加给别人，这种恶不断重复上演，压抑时间久了，内心就变得扭曲，结果就是小光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一方面他痛恨这个老师，另一方面他还会想念他。
小光陷入了自我矛盾中。
有时候这种大恶是恶，而有些小恶同样是恶。
纵容孩子们玩这种游戏的女校长，发现问题只会敷衍处理，安装几个摄像头，重新装修洗手间，她明明知道学校发生猥亵行为却不勇敢地站出来果决处理，只是劝退了猥亵的老师，时间久了其他老师也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受委屈也就独自忍下来。
她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们好，经营学校不简单，却连聋哑学校最基本的手语都不会，到底是崇尚权利还是真心付出？
张诚为了贝贝，无数次站出来反抗，和老师据理力争，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贝贝，但实际上，当小光提出让他性侵一个男生就不会再对贝贝动手，即使在威逼利诱下，张诚确实做了，他也成为了加害者。
他痛恨别人对贝贝的加害，自己却以同样的恶加害别人。
校园性侵成风东窗事发，涉嫌性侵一百多起，调查的老师找到一个个被害者，这么久以来孩子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告诉别人，被问到才说：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
隐忍的被害，是不是也是一种恶。
同样的聋哑人认为听人的世界对待自己不友善，贝贝和张诚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坐错了位置，又解释不清，不能说出口，又听不见。
周围的人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却只能黯然离席。
他们觉得听人对自己不尊重很可怕，但同时他们又做到没有排他吗？
他们抱着小团体取暖，可聋哑人也存在着“跟他们一起欺负我就好了”这样的群体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是异类，另一方面他们也接受不了自己群体中的异类。
纵容的恶，排他的恶，抛弃的恶，隐忍的恶，继而弱小变得更弱小，卑微变得更卑微...
我们以为的无足轻重，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小恶被人故意地伪装起来。
久而久之别人对待你的小恶重复，你同样施加给别人，还伪装成我都为你好的善意。
就像导演柯貞年说：拍摄过程期间是学习放下自以为是的成见，就算自己认为善意，有时却是一种伤害。
那些躲避在阴暗角落里正在滋生的小恶，是否也该被看清，因为这些小恶，实际上也是“恶”。
而该片似乎并没有给我们绝对的结果，非要解决一个问题，善意或者恶意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前言
在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帷幕被正式拉开之前，荣获8项提名的台湾电影《无声》就已赢得了本土及海外观众的满堂喝彩，在台湾10月15日上映两周便累计超过3000万票房与10万名观众。自其前些年大受好评的电视剧《天黑请闭眼》之后，80后的台湾青年导演柯贞年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中，继续将其擅长的悬疑/恐怖的叙事风格对焦一则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欺凌事件与性犯罪的故事。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阴冷严峻与和煦轻快的镜头交错之间，是对“学校”的空间定义、教育断层以及家人与教师的身份缺失进行的一次深度探讨与反思，又或是试图去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害”“施暴”与“旁观”三种常见的角色类型之间的道德清算。
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讲述转学生张诚来到新的聋哑学校，对天真烂漫的姚贝贝心生情愫。某日在开往返回宿舍的校车上，张诚突然发现车子后排被校服遮挡着，因好奇走上前掀起校服，目睹了校服背后的数名学生以游戏的名义对贝贝进行的性侵犯。自此，上百起潜藏于宁静校园之中的“无声”罪行被公之于众，审判的序幕即刻被沉重地拉起。
影片处处彰显的对现实社会的揣摩，看似参杂了当局政治转型的复杂且必要的诉求，然而在FILMeX电影节的映后QA中我们了解到，导演看重的是对事件“参与者们”的动机剖析，她关乎且更倾向于强调成长的彷徨与阵痛，与近年真实事件改编的各种商业类型片中的某种社会责难的强烈目的性大相径庭。
「听人」缺席的校园空间
作为辅助价值观还未成熟并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在未来庞杂的社会体系中得以生存之前，“学校空间”原本应是一个值得被托付与信赖的庇护所。影片中的聋哑学生是「聋人」，负责传达他们意思的教导员被称为「听人」。因此，比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更为复杂的是，这所校园的教育者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还需要为学生去传达「意思」。重新审视电影《无声》中的校园空间，我们所看到的「听人」是对校车后排“不可言说的游戏”漠视，是斥责被侵犯后贝贝执着于事件的态度，又或是处理涉事教师的校长为难的情绪，他们早已将「听人」的职责抛诸脑后，将校园空间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下的犯罪现场。
作为教育者与调停人身份的教导员去责备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种沟通的失职与置身事外的懦弱。影片中杨贵媚饰演的校长对质问她的男教员大声呵道：“我经营一个学校有多么辛苦你知道吗。”校长的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设施的代言人，还应该是一个是传递学生“本意”的发声人，是监督校内教师职责的调停人，但她却以资本家的姿态训斥教员，苦诉自己为经营学校而付出的代价。因此，当刘冠廷饰演的男教员痛心问道“校长，你会手语吗？”实质上也是对其是否意识到「听人」职责的一种发难。
凑佳苗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告白》中同样也触及到校园欺凌事件。桥本爱饰演的美月被热血教师“维特”用带有贬义意味的外号称呼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师生信赖关系的建立失败，“维特”在自认为与学生拉近距离的同时，其实是反将美月推向了孤立的深渊，拒绝倾听学生的声音，实际无异于班上其他的欺凌者，是一种“同谋”。再回到《无声》，影片中的涉事老师对小光的性侵犯确实是校园内上百起无法饶恕的侵犯事件的开端，但坐在校车内的陪同教员的漠视与放任却显得更为可怖，他们的身份混乱与「听人」职责的缺失遮蔽了校园暴力与性犯罪的上演，是触发校园惨案愈演愈烈的帮凶。
无法承载的精神扭曲
影片中对于角色的处理是中性的。首先，上文中提到的校长不论是其对于事件发生后的不作为，还是处理过程中惺惺作态的模样令人心生厌恶，但她并非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阿诚作为一个捅破事件窗户纸的“正面”角色，当小光承诺如果愿意侵犯班上的一个学生，他就不会再找贝贝的麻烦，否则他将继续欺负她。在小光的威逼之下，阿诚侵犯了班上的另一个学生，而此举也致使故事结尾上演了一出悲剧循环（影片以被阿诚侵犯的学生试图侵犯别的学生作为故事结尾）。贝贝在经历无数次的侵犯之后，却还是选择“无声”地笑着与班上的同学相处。
作为本片中较为复杂的核心人物，学生小光既是校内施暴的主谋，也是长年来被教师侵犯的「受害者」。影片前半段集中描述了小光指使其他人侵犯贝贝以及班上其他人，我们在面对暴力理所应当倍感愤怒，然后，当接收到来自影片赋予小光角色复杂性的拷问——假如所谓的欺凌者也是弱势的一员，那么出自对原罪的控诉是不是已不能满足我们对事态发展的考量。小光长年受到教师的性侵犯，尽管事件的败露促使校长调走涉事的教师，但身心还未健全的小光必定早已百孔千疮，无法承载痛苦的他与男教员在天台吐露，自己多年后再次见到侵犯自己的涉事教师反而很开心，顶着悲痛狰狞的面孔，他询问教员自己是否是变态，这与房思琪式的痛苦填补如出一辙，令人错愕的心声也成了精神扭曲的最好佐证。
类型片的社会责难是必须的吗？
韩国电影中对于此类折射社会黑暗面类型片的技法是相当纯熟的。比如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性暴力事件的《熔炉》也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施暴者们的恶毒与嚣张气焰在影片中被描写得入木三分，我们为法庭上因证据不足而无法为受困的孩子正名的场景悲痛欲绝，同理心更是延伸至现实，实现了法治进程的某种影响与刺激，致使多年后能够成功通过了相关的“熔炉法案”。《7号房的礼物》中，朴信惠饰演的女儿摇摆于作为辩护律师的理性与身为人女的感性之间，在法庭上为逝去的父亲讨回公道的身影与观众取得了某种默契的情感共振。
而在影片《无声》中，执法部门与媒体视角的部分，从其收敛的叙事方式不难看出导演对于情绪表达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与拿捏。在映后QA中，柯导也提到了作品的原型故事其实早已在台湾本土形成一种声音并有了一定影响，洞察受害者或拥有受害与加害双重标签的边缘复杂人群的内心是她想要做的事，像这样避免过分地责难于社会的叙事方式倒是与2017年文晏执导的儿童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颇为相似。尽管比起《无声》中高强度叙事的起承转合，《嘉年华》减少戏剧冲突，隐去了侵犯的场面——观众清楚事件的发生，却也未曾目睹——这种将观众置身于暧昧的旁观者姿态的方式，也是一种更为冷静的影像视角与技法。
随着电影作品题材的多样化发展——出于影片自身带有的传递信息的符号功能，以及社会意义的情感考量——近年来难免会出现一些消费真人真事完成某种深刻的社会责难任务的影视作品。《无声》试图做到的，更偏向于提供给观众直面社会事件不断发生、可能再次发生的危机感，以及事件背后的思考空间，是与非的辨别不是在一部或是几部作品中能得到结论的，它更像是一种启发。
正如导演在某次采访中提及：“我不想激起愤怒，也不想带有强烈的控诉意味。我也不想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讲这个故事，善恶的分明是相对模糊的。
电影《无声》（2020）关注了一群聋哑少年的生活，只不过这群少年生活得实在有点不正常，在校车上公然强暴自己的同学，竟说“只是玩玩”。观看电影的过程中，真是让人义愤填膺，等看完后，又气不起来了，因为不知道这种事到底要怪谁，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我们是痛斥还是怜悯？我们可以说，那个小恶魔是那个大恶魔造就的，那造就大恶魔的又是谁？电影最后虽然展示了事件得到了很好地处理，但在校车上拿着校服站起来的那个小同学，又打算玩起他学长曾玩过的游戏，是不是表示一个潜在的小恶魔又在成长呢？既然这样，我们就要问一下了，这种现象到底是人性所致，还是社会造就的呢？虽然说，是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反过来又影响人，但对于这群聋哑少年，可能社会的问题要更大一点。
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他们不信任，或者说他们无法得到社会的信任。影片一开始男主追打小偷的戏，就为整个影片定了个基调，警察虽然同情不会说话的男主张诚，但明显偏向会说话的老小偷；老师王大军虽然息事宁人地化解了纠纷，然而这也是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在行事，那么，就这类事而言，社会的问题要大于人的问题。如果社会有良好的风气，即便不给聋哑人以特别照顾，只要给予同等对待，聋哑人也不至于在社会上落到如此弱势。影片另一处镜头似乎也表明了一点。当男主张诚和女主姚贝贝一起看电影，因为影院画错了票，导致另一对男女来要座，这本来是院方的错，但大家的态度并没有偏向弱势的一方，而女主则很知趣地起身让座，显然，她在这种社会中早已逆来顺受。
正因为社会的不信任，这群孩子遭受伤害后就不敢向社会、老师或家长求助，同时他们又不敢与自己的小群体决裂，这就导致伤害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代际流传之势。女主姚贝贝就是个典型。遭强暴了，还得继续跟施暴者一起玩，即便男主替她出头，将这事告发到老师那儿，她也不想出卖施暴同学，因为她知道学校根本就不会关注这样的事。虽然在王大军老师的鼓励下，她向学校揭发了这件事，但结果正如她预料的，接案老师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因为校长就是个只想维护学校的利益而不管学生死活的主。虽然姚贝贝表面上不揭发这事的原因是怕家长伤心、同学讨厌，但事实上，她真正的害怕的是，若离开了学校“就变成没用的人了”，相比在学校受到的伤害，她更害怕“被丢在外面的世界”。从姚贝贝的真实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了吧：人虽残忍，但社会更残暴。
那个叫小光的同学，一直扮演着小恶魔的角色，带领大家玩着可怕的“游戏”，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也是因为社会的不友善。造就他的大恶魔便是那个翁姓的美术老师，他之所以能在学校中公然性侵小光，按校长的话，他有非常强硬的后台。小光就是在被恶魔的不断摧残中慢慢丧失了羞耻之心，养成了现在的小恶魔形象。他现在这个样子是大恶魔教唆的结果，还是一种报复之心的错误发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小光同样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才让大恶魔不断得逞的。他以前的自残，这次故意欺负姚贝贝，引来男主的殴打而住院，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大恶魔，他宁愿自残也不求助社会、学校和师长，同样也反映出了社会的残酷。
專訪入圍金馬8獎項《無聲》導演 柯貞年
看不到、聽不見、說不出，哪一種最令人膽戰心驚？以聾人世界為題材、金馬獎熱門片《無聲》導演細述自己首部長片，自癒癒人的心路歷程。 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這是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的話。這句話，也是7年級導演柯貞年最新作品所關注的核心。
《無聲》是她首部長片，這部以現實題材、聾人世界所改編的電影，被台北電影節選為開幕片，且一舉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原著劇本等8大獎項，備受關注。業界甚至有這樣說法：「去年有《返校》，今年有《無聲》。」顯見其突出。
對柯貞年來說，拍攝此題材，是一段「憤青」過渡到「文青」、自我解鎖的轉變過程。
「雖然談到性侵，且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發生在封閉環境（聽覺障礙）中的孩子，但真正想探討的是上下階級、男女⋯⋯不對等權力關係。」柯貞年從成名作、講訴校園霸凌劇集《天黑請閉眼》到噤語或者說不出話的《無聲》，彷彿校園、霸凌等字眼成了這位導演說故事的關鍵詞，但她的企圖是穿越衝突張力的表象，探討背後深層、非僅限於善惡對立二元所講述的複雜關係。
柯貞年從在南部接觸到的2位聾人朋友溯源。一位是從小就在啟聰學校上學，高中畢業就到工廠上班，21歲的他一天工作12小時。他在聽不見的世界裡用文字、手語溝通交流，在同溫層裡溝通沒有障礙，但一進入「一般」世界，溝通會有理解的落差，加上這個孩子個性內向，常吃悶虧，這一切都看在柯貞年眼中。
另一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是聽人（聽得見的人），3個孩子有聽力障礙，但不妨礙孩子學習，其中一個孩子還是高雄女中的高材生。因為母親從小用口語教他們，一個詞背了2、3百遍，聲音總會刻進骨子裡，所以與一般人溝通即使不透過手語也沒問題。
「我很心疼那位21歲年輕人，如果家境好一點，就有多一點時間練習口語。但轉念一想，我是不是也是站在另一個角度產生這樣的理解？」她從21歲聾人男孩身上學習到的是，儘管在社會價值中歸屬於「弱勢」，但他依然樂天知命，在柯貞年取材拍攝過程中熱心提供許多幫助。男孩是快樂的，不需要他人的同情眼光，但通常一般人會自以為「我是為你好」，而造成不對等的視角。
她說：「（拍攝過程期間是）學習放下自以為是的成見，就算自己認為善意，有時卻是一種傷害。」正如同電影對白中，女主角被欺負後卻對著男主角說：「沒關係，你跟他們一起欺負我就好了。」男主角自以為要保護女主角，成了加害者，然而，卻埋下加害者可能變成受害者的伏筆。惡，不斷循環重演！
「從田野調查到拍片，是段反省與改變的過程，更希望大家用更多同理心去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只看見存在的惡，而是惡背後的改變。」取代批判控訴，柯貞年用溫柔、理解觀看世界。
「我內心當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電影不一定要有一個批判結論，善惡也並非一定對立，答案要留給觀眾去思考。壞人會有無可奈何的揪心境況，好人也會做出一些錯的事，可能下一刻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所以你認為世界上有好壞嗎？世界上究竟什麼是比較好的？」柯貞年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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