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个神秘世界的探访

更新图书信息或封面

作者: 项飙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出版年: 2018-3
页数: 560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
ISBN: 9787807681885

 上周周一，在看某公众号的一周书单的时候看到了一本有趣的书，叫做《跨越边界的社区》，作者项飚是199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现在在牛津大学任职研究员。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长达数年，全面深入的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的各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居然是项飚的硕士生论文，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从上周一下单到今天在地铁上和在地铁站躲雨的时间里，看完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看完的，看完脑中闪现一遍，这本书着实惊艳到了我。

整个书读下来有两个最为直观的印象最为深刻，其一是市场的灵活程度实在是无可比拟的，在浙江村最初形成的时候，少量温州人抓住需求，开拓了市场。特别是文中最早提到的连襟二人下去去看街上流行的款式，卖得好的版型，晚上回去就连夜赶制，然后第二天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包括整个后来的发展壮大，市场的灵敏度令人惊讶。其二是温州人真是会做生意。市场的灵敏必须辅以好的执行者才能实现，而温州人无疑是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他们嗅觉灵敏，对于市场上的需求能够及时感知，对于一步步的商机很快就能抓住，则搁在后面的发展历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主动争取，胆大心细。不知道是地域特色还是文化使然，不同于一些地方靠山吃山或者等着吃政府救济和政策倾斜，温州人从来没有等着喂食过，而是永远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在56年温州就开始实施包产到户，而在大跃进搞公社之后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以后，温州人也完全不在乎中央的指令，依然我行我素，自家种自家的田，只在工作组下来检查的时候联合起来装作统一上工的样子。而在文革后期，更是趁着全国大串联满中国的跑，这个时候大多以做木工为主，在大西北赚的盆满钵满。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嗅到了服装业的巨大商机，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商场进不去就想办法，搞引厂进店，再搞联营，总之要达到目标。而更重要的，除了聪敏，主动，他们还异常努力。初来北京，有的衣服不会做，就从商场买回来拆掉打样板，试到做得出来；商场经理不让进，就连续一两个月跑别人办公室，端茶倒水，买烟买酒请东来顺。因此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阅读，甚至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生意圣经，比任何成功学的书都要有用的多。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我很不能接受的结果，在80年代末，一个温州的在北京包柜台的年轻人一个月的流水有10万，而到了91年，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平均开支是7-10万，我一遍遍的确认文中是不是年份搞错了或者是单位搞错了，我印象中80末90初的时候万元户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一年往往收入几十万上百万，而我爸爸那个时候拿着78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这实在是让人生气呀！
而本书最吸引的我的部分是浙江村的发展过程，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惊叹，因为这个过程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社会形成的过程。第一阶段，开拓市场，最初的一批人来到浙江村白天要去各大商场看流行的款式晚上回来连夜做了以后再让别人代销，制作和销售都要抓。而到了第二阶段，渐渐有一批人发现包柜台是一个无本的生意，他们通过社交上的禀赋迅速的在改开的初始不停试探政策边界，公关商场经理，包到了商场的柜台，制作和销售因此分开，服装行业内的分工开始形成，有专门做领子这样的作坊，各个部门开始专门化。而此时，北京的服装业流行趋势已经由浙江村主导，浙江村已经无需追随流向趋势，而是创造流行。第三个阶段则开始出现了原料的生意，开始有人在浙江村里专门贩卖布料、皮草等原料，甚至连买纽扣的一年也能赚10万，这着实让人读到的时候大为光火，倘若我爸当年能下个海，真是闭着眼睛都能挣钱啊，想想我也错过了这么多成为富二代的机会。再往后便是服务业的产生，围绕着服装业生产者开始出现了餐饮、住宿、医院、学校，有趣的是1991年浙江村的幼儿园的卖点便已经是“电脑教学”了，这实在让人大为吃惊。。再到后来，当人们手上有了闲钱，金融业便应运而生，融资性质的5万会到后来的抬会就变成了彻底的庞氏骗局，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何其相似。因此当我们发现再到后来浙江村内开始发展房地产和租赁行业的时候便一点都不奇怪了，这是多么的自然和顺理成章啊。这样一个社会的缩影是这样一个社区最为让我感到奇妙的地方。
而作者更为关注的在于浙江村内社会关系的发展和社群的迁移，这也是极为有趣的部分。但这一部分作者的处理还是稍显稚嫩。比较有论文的感觉，正如作者在序言内提出的，他前期研究的时候采取的方法是将实践发生的事情网自己所学的理论当中靠，但这是一个很生硬的过程。而书中作者也是在描述完浙江村内的现实状况后生硬的转到国内外不同的理论学说上进行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依然提出的颇有建设性的系、关系丛、锁住等理论。包括集中到最后作者的落脚点，跨越边界的社区。浙江村的存在不仅与外界联系，还积极的改变着外界的环境；不仅将流入地和流出地联结在一起而且还形成了辐射全国乃至国际的经营网络；最后从原有高度统一的社会中分离出来，达到了“体制之外”的效果。这都是这个社区不寻常的地方。
同时，对于作者的研究过程，我也是钦佩不已。从92年读大学进入浙江村，到98年完稿。作者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深入浙江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材料，做出了出色的研究，用作者的话说，便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试图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这是现在大学生所不具备的耐心做学问的品质，相较于现在应付考试与考证、找工作赚大钱的大学生，这样扎扎实实做研究实在值得学习。
最后，用作者项飚在牛津大学网站上写给博士申请者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Curiosity is not enough; you need to have some concerns and , even better, a bit of anger.
                                                                 于2017年夏至

花了两天时间通读，很久没这样酣畅淋漓地享受一部作品了。说几点感想。 1. 印象最深的还是关于空间的反思。 原著中通过对“浙江村”日常行为的观察，提出“浙江村”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边界的“非国家空间”，体现的是上世纪末有实无名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而此种新空间的存在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保证。ZJC人正是在这种”新社会空间“中practice everyday resistance, 上演逃避统治的艺术。如果能够进一步探讨此种空间是何种统治逻辑的体现，那一定更有意思。 2.还是空间：序二对于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阐释是作者十多年后的反思，这种自我反省真是颇具智慧。作者提出在95年政府大清理后，ZJC逐步走上正规化的过程。此过程实际上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空间”还原为以地为主体“物理空间”，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这种正规化的确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哎，我国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被不断压缩，人的主体性被不断消解的过程，看看如今成了什么样子，真是可悲可叹。 3. 作者提出“系”和“关系丛”的概念，将关系立体化地视作是一个不断被塑造和编织的过程，将“关系”置于社会的总体结构和制度中考量。 4.作者在序言中说，“先从中国的事实中最朴素地发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来；然后再那这个理解去看非中国的社会，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研究的正道呢。 最后不得不说，作者在20年前写就这样一部作品，堪称伟大。

 

野蛮生长

1995年11月21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的浙江人聚居区被强行拆除。12月21日，聚居地之一的马村，人去村空，存在了数年的浙江村，暂时告一段落。

浙江村处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来京的浙江人（主要是温州人）自发组成的聚集区。浙江人在这里租房办作坊，主要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从八十年代初，几个温州农民单枪匹马到北京闯天下，到九十年代中，形成横跨好几个行政村的规模，浙江村的发展史是野蛮的。说它野蛮是因为，它的发展过程几乎都是自发的、游走在法律和政策的边缘，甚至根本就是完全违法的。

起初在街边摆摊自然不用说，城管来了就得跑。去正规国营商店租柜台更是困难重重。“哪有什么百分百合法，严格说这都是非法出租。”（p.111）租柜台要先由商店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地处繁华地区的还要由地区管委会批准。流程复杂也还是其次，正式的出租还要求承租人具有个体工商户的资质。可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温州人在北京成为“个体工商户”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温州人总是擅长从制度的缝隙中撕开裂缝。他们通过“引厂进店”的方法进入国有商场。“引厂进店”简而言之就是商场把场地租给工厂，搞厂家直销。温州人迅速从老家的工厂借来营业执照的副本，再加上和商场领导搞好关系，终于逐渐站稳脚跟打进正规商场。围绕着服装贸易这个主线，相关配套的服务产业也逐渐兴起。温州人自发办起来自己的菜市场、幼儿园和诊所。不用说，这些也都没有正式的手续。菜场是临时搭建的，从温州老家来的赤脚医生也没有异地行医的资质。

温州人几乎从无到有自发建成了一个小城市，一个城中之城。甚至有了自己的“政府”。洛克政府论下篇里面讲到，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可以为了补救自然状态中不合适的情况而做出裁判，但是当裁判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公正就会产生。于是设置一个权威成为必需。这便是政府产生的一个来源（商务版p54-55）。在浙江村里，“大人物”起到了类似政府的裁判作用。大人物凭借生意做得大，关系网铺得开，甚至和帮派有联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吃他个面子”。然而大人物不只一个，大人物之间还有冲突，大人物具有了某些政府的特征，但毕竟没有行政强制力背书，浙江村随着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无可避免地越来越乱。

“过去蒙面抢劫已经不得了了，现在直接大摇大摆进来还报上姓名”，持刀捅了人在浙江村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甚至出现了拿着手枪一言不合就开枪的事情（p304-310）。据说北京某个副市长有天坐车路过浙江村，说要管管了，于是轰轰烈烈的大清理提上了日程。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意识到浙江村所在地并不是真正蛮荒的无政府的，这里距天安门直线距离仅八公里，受丰台区大红门街道管辖。在大清理中，北京相关政府终于显现出极强的行动力。从11月21到11月27短短几天，拆除违章建筑909间，占总数89%（p378）。

那么为什么在乱象丛生的时候，不好好管理，而是非要赶走浙江人？留下他们，大红门的北京土著能收更多房租，其他北京人也能继续买到物美价廉的衣服。如马村的北京村民说，“把人赶走了我们上哪吃饭啊“（p380）。一方面，留下浙江人管理好了，他们赚钱也和当地政府没多大关系，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虽然工商等部门在和浙江村合作中得到一些利益，然而公安等部门则只是增加了责任。更重要的是，满足北京市民穿衣需求这种隐形的政绩，怎么比得上几天拆了上千间房这样的数字耀眼呢？能够量化的拆迁进度，比不能量化的人民生活体验更能显示政府的高效和强有力。

告别野蛮：浙江村的自治和正规化

大清理前，浙江村自治的尝试是成立爱心服务小组。爱心服务小组由北大爱心社帮助建立，起初是为了改善浙江村脏乱差的形象。爱心小组组织义务的清扫，提供免费的开水，到后来发展到给军人和学生提供折扣。爱心小组也帮助浙江村的商户解决一些纠纷。商场的保安，因为一家温州商户抽烟就把人打了，爱心小组打算向工商公安等部门反映。可是到了选代表去派出所协商的时候，大家都怂了。北大爱心社的同学费了很大劲劝也不成，一个商户说：“和公安斗斗得过？”（p352-355）事实证明还是这些老江湖识时务。后来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政府领导谈到了对爱心小组的看法：“搞什么爱心小组？这些人只是去公安局挂个号，他们居然还要参加管理？想干什么？”爱心小组随及偃旗息鼓，大清理开始后，就更没人提爱心小组这回事了。

爱心小组尝试的失败，背后是国家对社会组织根深蒂固的疑虑。任何来源于民间的社会组织，当提高了他们的自治权限，他们的权力也会随之增长。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和控制就会减弱。这样的自治可能会降低犯罪率，改善社会环境，但是长期以往，却会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变化。在依靠周期性运动的打压和进行结构性调整、重新分配政权和社会的权力之间，政府这一权力的既得者往往倾向前一种。

除了打压，政府也在浙江村尝试系统持久的正规化途径。正规化就是用新建的高档商场代替之前简陋的批发市场，用高层商品住宅，代替违建的平房大院。正规化带来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干净整洁的街道代替了原来浙江村的污水横流杂乱不堪。一眼望去全是高大的现代建筑，大红门地区也从九十年代的城乡结合部，一跃成为正儿八经的城市核心区。房价地价飙升到骇人的数字，掌握土地的政府也因此收获颇丰。

那么是谁改变了大红门呢？显然是当初并不受待见的浙江村人。他们把这么一块别无所长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辐射全国乃至海外的服装销售集散地。他们为这块土地赋予价值，他们却被赶走，土地的价值被政府攫取。正规化后的浙江村再无可能出现几个工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挑灯夜战赶皮夹克的景象了。

“攫取”在浙江村初期就已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农民进城打工做衣服，他们被允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无法享受任何城市的社会服务。在京谋生的温州人每年给丰台区缴纳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暂住费等近亿元（p372），但是依旧被排除在城市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之外。他们的剩余价值被榨取以助城市发展，但城市的便利与他们无缘。不过，初期的浙江村小作坊主们还可以联合起来办自己的幼儿园，但是正规化后，“低端制造业”和无牌无照的自办教育在城市已经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

正规化带来了更加规范透明的行政审批，行政权力也因此增强。边缘群体丧失上升空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富了，民弱了。

“野蛮”的文本：学术写作的一种可能

本书写于1997年至1998年，调查开始的时候，作者还是一个单纯的本科生（所以看看人家本科的时候在干嘛，而你又在干嘛）。还没读过太多理论著作的作者，写作过程中也免掉了很多“粘稠的术语，雕琢的论证”（序一p10）。事实的记叙多过理论的分析。更特别的一点是作者本人的嵌入。

过去的人类学著作中，作者超出被观察者而存在，作者和被研究的群体只是“工作关系”，后者只是一个被描写的客体，几场访谈后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本书中，项飙借自己也是温州人的身份，深入到了研究对象的生活中，他不是在浙江村搞调研，他就住在浙江村，他自己也成了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把自己卷入社区的过程披露出来，读者也就有了对调查过程检验和批判的权利。

本书的副标题是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部几乎完全的叙事性质的文本也是学术理论著作吗？理论似乎应该是一个模型。模型意味着有所简化有所侧重，是对事实的精简提炼。然而太精炼的理论也就容易出现偏离实际的缺陷，于是理论家不停地分类讨论打上补丁，简洁的理论逐渐沦为毫无意义的分类索引。赵鼎新引过列维施特劳斯的一句话“科学的解释不在于从复杂到简单，而在于以更合理的复杂取代不那么合理的复杂。”而项飙在后记中说，理论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文本，可以不包含明晰确凿的判断句式的命题，但同样能给人一个图景，帮助人们形成新的理解。细节也可以成为另一个形式的理论。

九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远没有正规化，学校里没啥考试压力，也不用申请什么基金填什么表，于是作者有了六年可以浸泡在浙江村的经历。在加上还没有被研究定式限制的年轻冲动，最终“野蛮生长”成这部500页的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