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抬高一公分《窃听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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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编剧: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主演: 乌尔里希·穆埃 / 马蒂娜·格德克 / 塞巴斯蒂安·科赫 / 乌尔里希·图库尔 / 托马斯·蒂梅 / 更多...
类型: 剧情 / 悬疑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语言: 德语
上映日期: 2006-03-23(德国)
片长: 137分钟
又名: 窃听者(港) / 他人的生活 / 别人的生活 / 别样人生 / The Lives of Others
IMDb链接: tt0405094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或写人或叙事，都带着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无论是残酷的二战，还是荒谬的冷战时期，在批判和否定之余，更多了一层人性化的考量。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ＨＧＷ　ＸＸ／７）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ＨＧＷ　ＸＸ／７”，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是啊！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

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