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7-08-14(中国大陆) / 2015-10-05(釜山电影节) / 2016-06-25(莫斯科电影节)
片长: 99分钟(公映版) / 112分钟
又名: Twenty Two / 22
IMDb链接: tt3843282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里，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当日本年轻女孩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曾经的「慰安妇」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这和我以为的不一样。想象中老人应该是情绪激动，或者愤怒或者难受，甚至只是看着照片落寞地长久说不出话来。但都没有，老人只是笑了。
——这一点都不艺术。
其实相比于郭柯导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够艺术。
《三十二》虽然名义上是说的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韦绍兰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怀上了日军的孩子，《三十二》讲述的便是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当罗善学讲述着由于自己的身份带来的一生悲惨事情时，观众们被感染了，在弹幕里他们留下了「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的话。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讲清楚了，打光、配乐、镜头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为之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没有了艺术加工。
不够艺术了，那么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
当你看到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事情后，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呢？无论如何，你所觉得的都只是一种建构，是带着你固有观念进行的建构，但也许真实情况你是想不到的。
韦绍兰拿着很少的低保，观众都会担心她这么多怎么维持生活时，她说的是：「会用就够了。」
当我们以为韦绍兰会绝望、会感慨人生对她不公时，她说的是：「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里面的画面，《二十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特点。真实。
我们想要看到的，和这一切真实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吗？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我们脑海中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忘记了，她们自己才是历史的见证人。
于是在《二十二》里，尽管通过琐碎的剪辑我们也许无法记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么特点，哪些话具体是哪个老人说的，但有些话我们一定会记得，因为活到现在的老人们，大都是说着同样的话。
「他们（采访的记者）每次问我的那些问题，我都不跟他们说真话。」
「自从十七岁之后，我就再没有提过这些事了，没有、没有，我想把它们带走。」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就过去了。」
……
她们生活得并不好，年纪也大了，几乎都在乡村，每次有人来村子里采访、送东西时，村里人都会指指点点，但她们还是活着。我们也不必去赞颂她们在坚强地活着。坚强地活着是因为心里苦却咬咬牙，但她们也许并不需要很坚强才能活下去。
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里，吃的东西也不好，但她养了好几只野猫。据她女儿说，这些猫本来都是流浪猫，但她看见了就不忍心了，于是有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猫先吃。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影片里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在影片里，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哟，艾嗨艾嗨哟，艾嗨哟，多么美丽哟，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她们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乐。不要去开上帝视角看别人、要求别人。
在纪录片里还有着这样一个情节，终于老人开始主动说起了自己的事，说着当时的经历、说着逃回家后丈夫的安慰、说着父母的难过。
然而到最后，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这么说：「我说完了，不说了，我说得不舒服。」
是啊，谁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生气都会痛哭，更何况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
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都是老人们的笑容和笑声。
我愕然，然后我莞尔。
导演也许就没想赚你眼泪。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会天生对这个题材敏感，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涉及到这个题材，只要看到悲惨的情状，你的泪腺都会遏制不住。但导演不想这么做。
因为对老人们来说，陷入过去并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一哭了事然后继续做其它事情，但老人们的生活是她们自己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在度过的，她们必须找到活下去、并且是开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后，引用的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的一句话。
1982年的秋天，当张双兵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时，他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当他上去帮忙后，老人笑了，然后和张双兵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通过聊天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当时的张双兵想的是，多记录下这段历史，于是他经常在聊天时把话题引向那段经历。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这么说：「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直到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后，兴奋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帮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老人想了很久，终于开口，据张双兵回忆，老人讲了很多次，断断续续的，本来开开心心的老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以泪洗面，然后讲不下去。
这之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后悔了。
在《二十二》电影的最后，引用的就是张双兵后悔时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她们如果太较真，那么在遭受苦难的第一天就会「死去」。所以真实人生中，她们永远有着温馨、有着希望、有着美好、有着歌声。
较真的不该是她们，我们也不该逼着她们表现出较真。——但较真的应该是我们。
截至今天，中国大陆只剩下了八名「慰安妇」。
（在几日前撰文时，这个数字还是「九」，然而08月12日传来消息，当日21点，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黄有良阿婆含恨去世，终年90岁。）
写得很琐碎，就像纪录片那样琐碎。但我们不必从中去提炼出什么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愤慨也不必强调说什么要铭记历史，我们只需要去陪着她们，看看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不必从她们身上去提取意义，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电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谁都清楚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陈歌辛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诞生背景，你会被感动到的。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终于把《二十二》看了。很多个月前出品方之一就曾经找过我，说要不要做做这个电影的活动。我说众筹我参加了，做活动就算了，慰安妇的话题太沉重，不想大家在暑假看得不开心，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愿去看。
谈及对票房的期望，我说对这样题材的还是纪录片真的没什么期望可言，顶多1、200万吧，众筹就当做善事了。
结果没想到被打脸了。我被打得挺开心的，单日票房破纪录片的票房纪录，猫眼专业版预估最终票房会达到2亿，这对于这样一部纪录片电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
首先要说的是，它不是我想象中那种痛苦得把伤口撕开给人看的电影，不是那种充满着控诉、不堪给观众极大刺激的纪录片。相反，它踏实、平静、不温不火，甚至有点冰冷，克制得让我都觉得导演有点过了——整体甚至都没有纪录片常用来提情绪的配乐，直到结尾才出现音乐。
如今真的有很多年轻人不直到什么是“慰安妇”。微博搜索慰安妇，第二条就是“慰安妇是什么”，这说明当代网民对历史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这部电影出现在电影院里，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当下这批主力观影群在16岁-25岁的观众，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屈辱历史。
《二十二》本身并没有用什么史料堆积去描述当年那些禽兽不如的往事，其实整部电影就是对22个现存慰安妇的访谈，描述她们如今的生活状态。拍的是她们的起居生活，她们的爱好，她们的家人，她们如何做饭，如何吃饭。
就是这么简单。大多数慰安妇都不愿意提及当年的屈辱岁月，纪录片的导演也没有强迫她们卖惨，不愿说甚至不愿出镜都可以，那就把她们居住的山村拍一拍，让大家记得，这些人时至今日依然是战争的受害者。
看完之后我确实还是心堵。不是因为当年日军的暴行，而是电影里采访的那位维权义工的话：没想到32年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他当年太天真，以为让这些慰安妇站出来揭露真相就可以了，如今很后悔。
是啊，第二次加害这些慰安妇的，恰恰就是她们身边的人，是中国人自己。有的慰安妇本来平静生活着，被曝光之后就被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仿佛她们是肮脏的、恶心的，给村子丢脸的人，全然忘记她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更有甚者，我早前看过一个案例，一个慰安妇被日本忍轮奸后怀孕，被放回村子里后，胎儿已大，无法打胎，村子里的那些长老们硬说这是外面的污种，给妇女服下各种毒药，结果胎儿最终如愿以偿的死了，而妇女也一起被毒死了。结果村子里就说她是「烈妇」，敲锣打鼓送殡，好不热闹。
这种血淋淋吃人的恐怖道德观念，时至今日依然存在。那些女性受害者在网上控诉，评论里都免不了有着各种“荡妇羞辱”，从最简单的“你要不是穿得骚他怎么会摸你”到“一个人去旅游肯定是自己不正经想艳遇被强奸也活该”……种种令人发指的低劣言论依然充斥在我们周围。
这个世界在某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
更让人添堵的是，这22个慰安妇过得如此艰难，政府有想过帮助她们吗？有的还生活在电灯都用不起的贫困茅草屋当中。为什么要让这些受害者那么艰难的生活在中国呢？22个人，真的就那么不容易救助么？真的就找得出种种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这些事么？
而如今，22个人只剩下9个了。
最欣慰的是，这部电影的票房这么高，如果按照片方所说，是会用来救助慰安妇的。
2亿票房，分成给片方怎么都有5、6000万了。这些钱哪怕十分之一给还存活的慰安妇，都足以让安享晚年。所以希望片方一定要做好这件事，一定，要让票房的奇迹，切实转化成为这些老人在人世间最后的幸福。
希望。
二十二，是时至2014年，中国仅存的慰安妇数量。曾经日军侵华时，二十万的慰安妇，如今几乎归于尘土。她们苍老，虚弱。或忘记了过去，或忍气吞声，或带着憎恨过完了一生。她说，她不能逃，被逼着睡，逃就被打死，不睡嘴上就被套上刑具，到处是被强奸的哭喊。她说，她假意同意嫁给日本人，其实背地偷了敌人的子弹出来，组织抗日行动，最后他死了也弄残了自己。她说，她谁也没说，丈夫没嫌弃自己，也不告诉子女，怕被曝光后，村里的人指指点点……纪录片的过程中，不断有老人去世，有的2016，有的2017。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记录，如今还剩几人？我们，是带着同情心的消费者，我们感谢导演记录了这群老人的故事，提醒我们战争曾经这样残忍。然而也心寒的是，这群老人述说了如此屈辱的过去，她们的生活却被打乱，乡亲们的指指点点，陌生访客的叨扰，以及她们依然在破败的屋子里，苟延残喘地活着。我憎恨侵华战争，可也不得不厌恶群众腐朽的风气，谈性色变，被轮奸了就是脏了，我们不感恩那些老人的勇敢，只是同情地说着可怜，落泪，却很少有人接受她们，让她们带着偏见，残疾死去。在海南慰安妇志愿者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她说，她以为这些老奶奶都是憎恨日本人的，没想到有一位在看到日本军官的照片时还能开玩笑地说原来日本人老了就没有胡子了。这一刻我看到了这些奶奶们的伟大，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偏见的愚蠢。那些叫嚣着爱国，日本狗的人和在中国努力挽救帮助的日本人，孰轻孰重。最后在银屏上看到了众筹所有人的名字，也包括我的。感恩，希望更多人去影院观看支持，思考和重生。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编者按：纪录片《二十二》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慰安妇”受害者。片中坚强的老奶奶们打动了很多人，也让更多观众消除了对“慰安妇”的污名，谴责战争带来的暴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二战时受暴的底层妇女，晚年依然困窘地生活在最底层。如今，她们需要的不只是“深情凝望”，而是更加妥善的照料。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2017年的这一天，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上映。数字二十二指的是拍摄时我国仅存的慰安妇数量（可能会有未经统计的其他慰安妇）。在此之前，同一个导演郭柯还拍摄过另一部纪录片《三十二》，同样关注慰安妇议题。导演称，经过时间打磨，他学会抛弃刻意的痕迹，选择对慰安妇们进行真实记录和“深情凝视”，强调片子的非商业性和人性关怀，博得不少叫好之声。
然而，从《三十二》里展现苦难的韦绍兰老人到《二十二》里克服苦难的慰安妇群体，见证的正是媒体中慰安妇形象从民族主义化、国家伤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费化的历史。慰安妇们一直被观看，却一直在失语，她们面目模糊的群像承载着太多不属于自身的情感和期待，最终将真实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观看慰安妇：一种民族主义视角
悲情形象的慰安妇在媒体中并不陌生，一般来说，慰安妇都是作为民族受害的证据被展现，因此她们的苦痛尤其值得被渲染和突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慰安妇的媒体形象要么是柔弱的受害人，要么是愤怒的维权者。常见的报道有：慰安妇诉说伤痛经历；慰安妇前往日本上诉，状告残忍战争罪行以及慰安妇去世，活证据消失等等。在报道内容中，为了突出日军罪行的可恶和民族苦难的深厚，慰安妇们必须一遍又一遍述说当年遭遇的性暴力。
在一些报道和资料中，出于“揭露罪行”的缘由，她们的遭遇被详尽地描绘，包括当年行为的发生过程，身体上受到的损害和伤痛，看到的周围场景等等，都附上本人的名字和照片一一罗列。慰安妇们被视为民族主义话语中的重要标志和民族压迫的象征，远胜于被视为需要保护和关爱的性暴力受害者个体。
2012年，纪录片《三十二》拍摄完毕，这部历时八天就拍完的短片充满着奇观化的摆拍和对当年日军罪行的追问。摄制组把已经有新居的慰安妇韦绍兰老人安排在破旧的老屋拍摄，颤颤巍巍挑水做饭，强调她生活的困苦。采访中，韦绍兰说起一些惨烈的往事，包括如何被掳走，如何被迫害，如何逃离。她的一切悲剧都似乎都源自于战争中的罪恶，苦难的回忆配合着她孤寂却硬挺的身影，在静默的村落里达到了高峰。后来，韦绍兰老人的部分拍摄内容也被剪切到了电影《二十二》里。
《二十二》中记录慰安妇虽然多从个体的感情经验化出发，但依旧不可避免地落入民族主义视角的窠臼。在拍摄上，片子将老人们的悲剧完全归结于日本的战争罪行，且有塑造哀伤氛围以及催动观众感受苦难的努力，例如慰安妇哭泣时镜头拉近给予特写，配合滂沱大雨和露水滴落落的煽情空镜；还有展现慰安妇希望中日和平的愿景等等。在宣传上，片方也一再强调爱国就应该铭记历史，慰安妇在消失，离世的慰安妇还没有等到日本道歉等话题，依旧是将其放在家国历史的话语框架内。
与之对应，观众评论中也有大量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感想，例如有微博网友发言称呼“希望大家拿出支持《战狼2》的热情支持这部纪录片，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二十二》的豆瓣评分界面上也网友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不被日本政府承认的话题”。
被凝视和观赏的慰安妇们去除了私人性，幻变成统计数字，国家损失和“落后挨打”的证据象征，进入国人对于民族压迫的集体记忆，也成为追求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动力。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成为测试日本对待中国野心的试纸，也成为测试国力是否足够强盛的探测器，时刻映射着中国尚未完全走出被压迫的近代史的焦虑。慰安妇个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本人的意愿和情绪，都统统被人忽视并遗忘了。
慰安妇的“去政治化”和煽情化
宣传期间接受采访时，《二十二》导演郭柯强调自己拍摄慰安妇过程中的“去政治化”：“她们是那么朴素而寻常，‘慰安妇’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她们的，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我拍的不是慰安妇，是人”。似乎对民族主义化的慰安妇形象有所反思，希望将慰安妇还原为普通老人。但这些宣言背后，却又是以铭记历史之名进行的全国多地慰安妇生活纪录，电影中对老人慰安妇身份的关注以及宣传采访里不断被提及慰安妇标签。宣言和行为形成了自我矛盾——本来，导演选择拍摄的就是慰安妇，不是一群普通老人。谈论慰安妇，又想要用“去政治化”的方式重构其面貌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政治的。
更糟糕的是，由于导演宣扬一种看似人道的，“不用苦难吸引受众”的模式，大部分时候都在记被拍摄者的生活琐事。他既打着关注的旗号曝光被拍摄对象的个人生活，又用着几个还在幸存的慰安妇片段式的生活经历代表了庞大群体经历，并没有在表达慰安妇相关的深层社会问题上有所挖掘和建树。
军国主义和时代悲剧已是大众烂熟于心的部分，可战后慰安妇所面临的多重社会压迫却鲜有人关注和了解。在《二十二》中，被拍摄的老人要么有亲人照顾，要么有志愿者看护，生活环境也还算不错，但经济上的困窘可能才是慰安妇们生活的常态。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慰安妇研究中遇到的现状：“经济上, 她们没有收人, 生活窘迫, 很多人无儿无女, 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在我们调查的早期, 曾经听说有一个武汉受害者由于贫病交加, 孤身一人, 实在无法活下去, 就卧轨自杀了。”
生活困难之余，不少慰安妇还要以古稀之年经历漫长奔波。为了讨还公道，幸存者要不远万里，到日本东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还要面对诸多媒体的曝光，可谓是身心俱疲的双重磨难。对于慰安妇是否应该打官司，怎么打官司的问题，一个志愿者“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帮助慰安妇打官司，早知道今天这样我当初不应该打扰她们”的发言是《二十二》中仅有的相关描述。
此外，影片同样没有深入剖析和追问慰安妇遭遇的父权社会的压迫，没有反思“受害者耻感”文化是否合理。父权制下，异族入侵的男子对于该族女性的性侵略无疑是对男性最大的羞辱和打击，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对保护者无能的宣告。因此，战时这段不堪的历史，在战后让慰安妇们成为被排斥的村庄边缘人群，常常生活在羞耻和自我责备的压抑中，甚至有慰安妇面临被亲人抛弃，只好孤独终老的现状。
慰安妇的战后生存状态它是慰安妇们遭遇的压迫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这些社会各方多重压迫造成的慰安妇困境，《二十二》没有呈现和探讨。慰安妇的苦难被抽空成符号——泛指的“奸淫掳掠”、意味不明的“曾经”片面地概述她们的不幸。导演郭柯认为影片“和研究是相悖的”，应该关注的是生活细节和性格特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慰安妇们的经历被简化成情感经历：生活情趣配上诗意化剪辑的露水，苍穹空镜头和“远远的看她们一眼”的深情。
如果说对社会问题的回避只能证明影片的侧重点不同，《三十二》和《二十二》中大肆礼颂慰安妇的坚强乐观精神，则可能造成群体解读的误导和煽情。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歌颂了片中的慰安妇：“她们没有那么可怕，更没有那么的卑微。如果大家能见到她们，就会感受到，她们就跟我们自己的长辈一样，很慈祥，很爱我们。”然而，“可怕”、“哭泣”慰安妇的确是这个弱势群体的常态。
近年来，多名国内学者都探访研究过战争幸存者，并对探访到的慰安妇身心状况做出了一些描述。身体上, 她们普遍有慢性病, 如骨头酸痛、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疾病；精神上，很多慰安妇都患有精神疾病，有人甚至会时常半夜惊醒。一些没有明显精神疾病症状的慰安妇也常常感到羞愧和自我厌恶。再加上国内慰安妇心理辅助机构严重缺失，慰安妇们往往必须自己适应和忘怀伤痛，并且不时需要应对记者采访，摄制组拍摄和专家调研中的二次伤害，否则很难继续生活。在艰难无助的环境下，少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被迫完成的自我疏解在影片里被解读成了令人感动的“坚强”和“乐观”，慰安妇们苍老平淡的面容成了岁月静好的某种样本。
扁平片面的解读配合过度抒情的剪辑和情绪宣言，对慰安妇群体的煽情就此完成。“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韦绍兰老人吟唱的广西民歌歌词成为了励志生活的榜样。90后歌手重新演绎的《九重山》，换上了流行曲风和“世界真好”的宣言，迅速俘获了泪水充盈的观众。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韦绍兰奶奶唱完说道。可好的世界不该让她只能独自坚强。
从失语到发声
就这样，《二十二》和其他众多媒体内容一起，想要用具体的生命故事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但当这些人生故事被要么抽空为空洞的不幸，要么流俗于励志的鸡汤时，慰安妇们的“苦难”被彰显的同时，再次被隐匿了。铺天盖地的关注中，展现的并不是慰安妇，而是审视者的真容。
处于极度弱势的性暴力受害者很难说不，或者很难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于是，慰安妇群体常年处于一边被观看，一边失语的状态。而改变现状在需要更多的经济与心理援助，需要热点过去后，全社会共同的关心和努力。
作者：阿莫
编辑：默默然 小蛮妖
美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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