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吕新雨的博客】
周浩做完《棉花》了
吕新雨
最近一次见周浩，是刚过去的去年春上，在复旦附近著名小资场域“夏朵”，听他大谈如何贴身拍摄耿彦波，曾经的大同市长，一个有争议的官场人物。听得我呀，恨不得心里长出脚来，马上从蝌蚪变成青蛙。但是，分手前也没忘问一声：《棉花》怎样了？盖因从最初听他谈起这部片子算起，时间着实不短了，现在才知道，前后居然八年。八年了，别提它了。分手后，我的学生领导演去复旦北区男生宿舍住了一宿，这样可以省一天的宿费。
从粗粝的《厚街》，到《高三》、《龙哥》，以及《差馆》，周浩给人的印象是一身短打的黑衣独行侠，摄影机是贴身藏着的武器，落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在《厚街》和《高三》里，摄影机走的是手术刀的路线，创口不大，但深入社会腹部，切割翻检中，让不为人知的世界在伤口下敞开，都是吃功夫、下力气的苦活儿，周浩是拿生命喂养摄影机，一点取巧的花样都木有。到了《龙哥》，摄影机沦为匕首，社会肌体被大块切割，生猛海腥，也最有争议，导演豁出去拎着脑袋走江湖，这一点当时无人能拼。《差馆》里，改邪归正，周浩成了居家男人，天天去公安分局上下班，摄影机安静了，成了厨房里的餐刀，日常生活依其纹理、按照肥瘦，被一片片削下来，摆在盘里，是为刺身，几乎没有佐料，但辛辣异常。
《棉花》会怎样？熬了八年的老汤，怎么着也得是川味火锅，不是红汤，也得整个老白汤。但，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广式温火煲，所有的料最终都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体中。我疑心那个法国剪辑师，还在汤里兑了些法国奶油。
和周浩以前的片子不一样，我得接受这个现实。孤单英雄般的侠客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温情的老男人，蹲守在镜头后面，像蹲守在屋前晒太阳的闲汉，陪着他的拍摄对象唠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光彩照人的三张脸，在新疆种棉花的内地回族汉子的女儿，逆光下线条硬朗而可心，微笑着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从爸爸手里抱起小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观众会爱上这个对着摄影机说“我要读书”的小女孩；一个是河南私企棉纺厂的车间女工头，应该是私企，如错了，周浩告诉我；她认真地说：做管理工作，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大意如此。一口河南腔，铿锵顿挫。最让我心有戚戚焉，是那位河南村子里的俊俏媳妇，居然已经是三个小不点的妈，三个娃围坐在小矮桌端着饭碗扒饭，那媳妇望着他们的眼神，又痛又爱。丈夫不出去打工，因为舍不得家，现在媳妇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适龄已婚妇女”劳务输出大队，赴新疆当季节摘棉工。临走收拾好家，喂好猪，坐上丈夫的摩托车，又跳下来：蹒跚着从家门口出来的儿子正要去上学，媳妇从口袋里摸出一点钱，塞给小儿子，再走。
火车站上，适龄已婚妇女们从门里、车窗上以各种方式塞满了车厢。火车徐徐开动，男性干部们留在了外面，摄影机上了火车，我知道周浩会这样干。满车的媳妇们，互相关照、依偎在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和行李架上。这里，男性的摄影机是个异类，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够见证这些已婚妇女们的勇敢与豪迈。当媳妇们起哄着要其中一位大婶唱一段，她唱了起来：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种地夜晚来纺线，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你若不相信哪就往身上看，
穿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
这样，在咔……咔的火车声里，当镜头从一张张神色各异的“适龄已婚妇女”的脸上掠过，我差一点泪如雨下。
整个《棉花》里，可以看到绿色的小苗苗出土了，压在塑料薄膜里，爸爸带着孩子们蹲在地把它们一棵棵颤巍巍地拨拉出来；可以看到爸爸背着布兜兜趟在绿油油的棉株丛中逐个打尖，但是，很奇怪，没有棉花白了的特写镜头，影片并不赋予棉花以具体的美学形象。片子有人说，它拍的是产业链，从新疆的棉花种植，河南的纺织厂，到广东的牛仔裤生产车间，资本主义全球化席卷了、改变着中国。这一点，产业链最低层的人最有切肤之感，摘一段种棉花的爸爸语录：
发达国家欺负那些小国家，和我们这些事一样。弱肉强食，这很正常。有钱人会欺负穷人，剥削你的劳动力。你不干没办法生存，这就是一种剥削。总感觉毛泽东还可以，邓小平不是个东西。邓来自资本主义家庭，他和老毛的出身就是不一样。虽然这样发展快，但对于我们这样没本事的人，没有留下一条路。我们这样人没办法活，空间越来越小。
能够让这样的农民话语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出现，在今天的独立导演中很罕见。
影片不同空间的并置与推进，这种形式也会使人想起贾樟柯的《无用》、杜海滨的《伞》。但是，不同在于，周浩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野心，整个片子还是单机手持的手工活儿本色，片子有贴身拍摄的亲情感。棉花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异在的资本力量，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不得不因此而改变。但是片子落脚的并不是这个改变有多快，而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抵御。片子结束在种棉花的一家人，爸爸妈妈们围着女儿、儿子用小石籽在作业本上下棋，每个人都笑容温暖，逆光中，音乐慢慢扬起，——一个很保守主义的处理，很保守的美学。最后的镜头回到干燥坚硬的土地上，低角度拍摄挥动铁锹的父亲们的双腿，在他们的脚下，西北的风卷起尘沙飘洒在广阔的田垄上，字幕升了上来。
以一种保守和后退的方式，周浩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代中国一种典型的社会基质胶着状态。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撞击和切割既有的社会肌体，那种彼此扭结在一起肉搏过程中的胶着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肉模糊的存在，从毛孔、从七窍，散发着热气，与外界的石头、水泥混合成为一体，成为当代雕塑。摄影机是雕刻刀，握在新好男人周浩手中。在作为商品的“棉花”所代表的市场经济的宰制下，我们还拥有生命的温度。是的，我们还拥有亲情、友情、传统、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基于其上的政治批评能力，我们并非一无所有，——影片站在了这一边。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周浩的《棉花》看成是妇女儿童片，这个视角与我有关，更与一个社会最温情的存在与意义有关。如果这个社会还活着，还需要活着，退守就是一种纪录的力量。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晚上
周浩做完《棉花》了
吕新雨
最近一次见周浩，是刚过去的去年春上，在复旦附近著名小资场域“夏朵”，听他大谈如何贴身拍摄耿彦波，曾经的大同市长，一个有争议的官场人物。听得我呀，恨不得心里长出脚来，马上从蝌蚪变成青蛙。但是，分手前也没忘问一声：《棉花》怎样了？盖因从最初听他谈起这部片子算起，时间着实不短了，现在才知道，前后居然八年。八年了，别提它了。分手后，我的学生领导演去复旦北区男生宿舍住了一宿，这样可以省一天的宿费。
从粗粝的《厚街》，到《高三》、《龙哥》，以及《差馆》，周浩给人的印象是一身短打的黑衣独行侠，摄影机是贴身藏着的武器，落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在《厚街》和《高三》里，摄影机走的是手术刀的路线，创口不大，但深入社会腹部，切割翻检中，让不为人知的世界在伤口下敞开，都是吃功夫、下力气的苦活儿，周浩是拿生命喂养摄影机，一点取巧的花样都木有。到了《龙哥》，摄影机沦为匕首，社会肌体被大块切割，生猛海腥，也最有争议，导演豁出去拎着脑袋走江湖，这一点当时无人能拼。《差馆》里，改邪归正，周浩成了居家男人，天天去公安分局上下班，摄影机安静了，成了厨房里的餐刀，日常生活依其纹理、按照肥瘦，被一片片削下来，摆在盘里，是为刺身，几乎没有佐料，但辛辣异常。
《棉花》会怎样？熬了八年的老汤，怎么着也得是川味火锅，不是红汤，也得整个老白汤。但，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广式温火煲，所有的料最终都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体中。我疑心那个法国剪辑师，还在汤里兑了些法国奶油。
和周浩以前的片子不一样，我得接受这个现实。孤单英雄般的侠客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温情的老男人，蹲守在镜头后面，像蹲守在屋前晒太阳的闲汉，陪着他的拍摄对象唠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光彩照人的三张脸，在新疆种棉花的内地回族汉子的女儿，逆光下线条硬朗而可心，微笑着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从爸爸手里抱起小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观众会爱上这个对着摄影机说“我要读书”的小女孩；一个是河南私企棉纺厂的车间女工头，应该是私企，如错了，周浩告诉我；她认真地说：做管理工作，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大意如此。一口河南腔，铿锵顿挫。最让我心有戚戚焉，是那位河南村子里的俊俏媳妇，居然已经是三个小不点的妈，三个娃围坐在小矮桌端着饭碗扒饭，那媳妇望着他们的眼神，又痛又爱。丈夫不出去打工，因为舍不得家，现在媳妇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适龄已婚妇女”劳务输出大队，赴新疆当季节摘棉工。临走收拾好家，喂好猪，坐上丈夫的摩托车，又跳下来：蹒跚着从家门口出来的儿子正要去上学，媳妇从口袋里摸出一点钱，塞给小儿子，再走。
火车站上，适龄已婚妇女们从门里、车窗上以各种方式塞满了车厢。火车徐徐开动，男性干部们留在了外面，摄影机上了火车，我知道周浩会这样干。满车的媳妇们，互相关照、依偎在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和行李架上。这里，男性的摄影机是个异类，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够见证这些已婚妇女们的勇敢与豪迈。当媳妇们起哄着要其中一位大婶唱一段，她唱了起来：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种地夜晚来纺线，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你若不相信哪就往身上看，
穿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
这样，在咔……咔的火车声里，当镜头从一张张神色各异的“适龄已婚妇女”的脸上掠过，我差一点泪如雨下。
整个《棉花》里，可以看到绿色的小苗苗出土了，压在塑料薄膜里，爸爸带着孩子们蹲在地把它们一棵棵颤巍巍地拨拉出来；可以看到爸爸背着布兜兜趟在绿油油的棉株丛中逐个打尖，但是，很奇怪，没有棉花白了的特写镜头，影片并不赋予棉花以具体的美学形象。片子有人说，它拍的是产业链，从新疆的棉花种植，河南的纺织厂，到广东的牛仔裤生产车间，资本主义全球化席卷了、改变着中国。这一点，产业链最低层的人最有切肤之感，摘一段种棉花的爸爸语录：
发达国家欺负那些小国家，和我们这些事一样。弱肉强食，这很正常。有钱人会欺负穷人，剥削你的劳动力。你不干没办法生存，这就是一种剥削。总感觉毛泽东还可以，邓小平不是个东西。邓来自资本主义家庭，他和老毛的出身就是不一样。虽然这样发展快，但对于我们这样没本事的人，没有留下一条路。我们这样人没办法活，空间越来越小。
能够让这样的农民话语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出现，在今天的独立导演中很罕见。
影片不同空间的并置与推进，这种形式也会使人想起贾樟柯的《无用》、杜海滨的《伞》。但是，不同在于，周浩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野心，整个片子还是单机手持的手工活儿本色，片子有贴身拍摄的亲情感。棉花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异在的资本力量，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不得不因此而改变。但是片子落脚的并不是这个改变有多快，而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抵御。片子结束在种棉花的一家人，爸爸妈妈们围着女儿、儿子用小石籽在作业本上下棋，每个人都笑容温暖，逆光中，音乐慢慢扬起，——一个很保守主义的处理，很保守的美学。最后的镜头回到干燥坚硬的土地上，低角度拍摄挥动铁锹的父亲们的双腿，在他们的脚下，西北的风卷起尘沙飘洒在广阔的田垄上，字幕升了上来。
以一种保守和后退的方式，周浩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代中国一种典型的社会基质胶着状态。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撞击和切割既有的社会肌体，那种彼此扭结在一起肉搏过程中的胶着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肉模糊的存在，从毛孔、从七窍，散发着热气，与外界的石头、水泥混合成为一体，成为当代雕塑。摄影机是雕刻刀，握在新好男人周浩手中。在作为商品的“棉花”所代表的市场经济的宰制下，我们还拥有生命的温度。是的，我们还拥有亲情、友情、传统、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基于其上的政治批评能力，我们并非一无所有，——影片站在了这一边。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周浩的《棉花》看成是妇女儿童片，这个视角与我有关，更与一个社会最温情的存在与意义有关。如果这个社会还活着，还需要活着，退守就是一种纪录的力量。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晚上
新疆的棉农，河南远赴新疆的采棉工，广东棉纺工厂的制衣工，成衣卖场的销售者和采购者，共同串成了片中的一条棉花产业链。本片经过拍摄，剪辑，搁置，梳理，再剪辑，反反复复，历时八年，最终成片，定名为《棉花》。棉花在这里不是隐喻，不是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是所有人赖以谋生的劳动产品。双膝跪在地上播种棉花籽的农民父子，父亲耐心地给孩子传授种植的经验；远赴他乡日夜劳作的摘棉花女工，为生计愁苦却又对生活充满信心；告别故土多年在制衣工厂加班做活的男人，对故乡的农事怀念万分；卖场里扭动着身姿展示着新衣的姑娘们，艳俗的妆容却并未令远道而来的外商止步，后者毫不犹豫地签下大批订单，迫不及待地催促新单…这些素不相识的群体，各自扎根土地，前往土地，离开土地，从土地获益（或微薄，或丰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被同一条生产链拴在了一起。有人仅仅为了改善眼前的生活，有人野心勃勃地扩大商业帝国。细想有些出乎意料，但真实情况却也如此：社会主义中国大西北土地埋下的一粒种子，经过无数人的双手，最后可能装点了资本主义世界某条大街的一扇橱窗…
《棉花》这个题目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正是这种简单却具有一种宽泛性，成为导演把握素材和寻找核心思想的一个考验。实际上，这部耗时多年完成的影片，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内容和信息，层次丰富。在躬耕于棉花田的农人身上，我们总是体会到有点苦涩的温情，那是人性良善的一束微光，支撑着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活下去。这些场景也是全片最从容最舒缓的一部分。当镜头来到河南滑县一位摘棉工的家庭后，焦虑感渗透出来，年轻的农妇为生计忧心忡忡。这份焦虑感在挤满女工开往新疆的火车上，达到顶点，并且一直蔓延开来，无论是挥汗如雨的棉花地，加班加点的服装车间，还是催促订单的商场，这些人造风景形成的空间仿佛都被这种在当下中国占主导情绪的焦虑感吞噬。多摘几棵棉花，多熨烫几件衣服，多卖几条仔裤…在极为简陋甚至低劣的生存环境里，所有人都在卯足劲儿活着。这股上了发条的驱动力，令人在巨大的麻木中，可以忍受无休止的枯燥与重复。个体具体的幸福需求，被压缩到最低。
多年的记者生涯，令周浩具备了一种能快速融入新环境的能力。无论是《厚街》里鸡犬不宁的出租屋，《差馆》里正常上班的派出所，还是《棉花》里更衣的女工宿舍，这些不那么方便让外人进入的场景，都清楚地坦露于他的镜头前。但是，与另一位更善于潜入拍摄对象生活的导演徐童不同的是，周浩虽然走进了被拍者中间，却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也就是说，他在缩短物理距离的同时，又主动地拉开了心灵的距离。在这方面对比来看，徐的作品是带有温度的，连续“揭短”的镜头永远埋伏着下一场冲突，拍摄者主观迸发的情感在镜头前时常无法把持；而周则带着淡淡的漠然冷静，仿佛时刻在告诫自己要克制收敛，将主观的“我”压缩到最小，直至隐形。正因为如此一贯而来的客观，造成了作品本身无立场或立场模糊的状态，成为观众指摘的一处软肋。它在人物命运的挖掘和社会问题的批判上，走得还不够深远，缺乏尖锐性和力度。比如产业工人权益，女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中国农业经济长期以来的单薄落后，土地资源的被破坏等等，这些透露出来的问题，在片中也都只是点到为止。导演对此的解释是：只是观察记录，不做评判。于是选择后退而不是向前一步。希冀观众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所拍摄的一切。这点在他之前的作品《厚街》和《差馆》中就体现出来。导演对每个群体的情感分配，是非常平均的。情感偏颇只在观者心中。
倘若抛开一切的社会成因，进入到拍摄者和被拍者的关系中，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也许，在此用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来描述二者，会更为恰当，前者是日常的观察者，后者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对他们而言，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类的生活轨迹大抵如此。从这点上讲，周浩和他跟拍的那些将生命消耗在繁复劳动中的人们一样，也是一名手工劳动者。他们在建立好拍摄关系后，于各自的作业中，冷暖自知，互不相干却又甘苦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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