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李仁港
编剧: 阿来 / 尚英 / 李仁港
主演: 吴京 / 章子怡 / 井柏然 / 张译 / 胡歌 / 更多...
类型: 剧情 / 冒险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藏语
上映日期: 2019-09-30(中国大陆)
片长: 125分钟
又名: The Climbers
攀登者真是难看啊!好久没看这种会让人忍不住玩手机的电影了，真的是太多槽点了诶。
第一，作为一部电影的基本条件，口型却一直对不上，玄幻！
第二，整部电影动不动就用恢宏的音乐强行渲染观众的情绪，透支观众的感情，结果作为观众的我只有冷漠脸。
第三，剧情上我是搞不懂徐缨为啥子一定要自己亲自上北坳，留一条命不好吗？她又不是当初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缺了她就不行，就不能让其他气象人员观测了吗?
第四，把攀登珠峰的写实片拍成了武打片，那动作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吗？哦不对，是武打爱情片，请问黑牡丹在电影里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跟井柏然谈恋爱吗？请问章子怡的徐缨为什么在明知身体不行的情况下，强行带着队员登峰，让别人为你的爱情买单？看到这些些添乱的人就来气，归根结底还是导演对这些人的刻画，估计在他眼里，女性都是这种只会为了男人罔顾其他的生物吧。
第五，人物刻画，所有角色都显的平面化，张译的转变太过生硬，吴京的主角光环太重，总指挥的党员形象有点糟心，等等。
第六，唯一的优点就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可以的，最让我满意的是张译和吴京，井柏然虽说不出戏，但说台词总感觉在朗读课文。
全片最让我感动的竟然是片尾里的真实影影像资料中那一张张质朴的笑脸！可以说感动的是历史的厚重感，却没有半分为电影动容。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真的让我很失望很失望！
第一次写影评，原谅我的小学鸡水平，实在是太失望导致睡不着觉，来抒发下，大家多多担待。
以阵容看，《攀登者》毫无疑问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期最为强大的存在，霸气外露、气宇轩昂、满载期待。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
如果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你付出牺牲，你会同意吗？如果要牺牲的是你的朋友、家人乃至于爱人呢？你还会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吗？
在《攀登者》里，我直面了这种牺牲。
更多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以为牺牲缅怀、纪念，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歌颂牺牲本身。就像我们可以纪念因为苦难而逝去的人，却不能赞美苦难本身。
1960年的第一次登顶，攀登者方五洲为了救摄像师曲松林，丢掉了摄影设备，也失去了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人登上珠峰的证据。然后攀登者一行三人，随着登山队的解散，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方五洲成了锅炉工，杰布回家放羊，曲松林回到训练营，抬头就看到当年登顶的山峰。十五年在电影里很短，在现实中却很长，我无法想象他们的那种煎熬。尤其在那个被不断怀疑的时代。攀登者们在1960年的成绩不被国际登山界承认，也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状态的缩影，但即便如此，也总有值得相信的人，用他们的牺牲，为我们换回公信力。
事实上，李仁港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登山队员们如同殉道者一般的情感，但并非一成不变。
一开始，曲松林更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伟大事业的胜利。所以，被救上来的他，多年以来对方五洲耿耿于怀，为什么当年选择救他，而不是救能够保留证据的摄影机。
在这段剧情，张译完整而贴切地演绎出了曲松林的心态变化。从一开始为了实现理想的冲动，到后来因为“人命关天”的转变，真实得戳心。
我无法去判断这是否契合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我认为，这种诠释是对的。在那些实现“伟大光荣正确”之前，我们先要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这种对人本身的重视就是小格局，那么我真的很畏惧，那种个人被埋没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叙事方式。
方五洲当年的行为，则解释了关于牺牲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一定要做出牺牲，可以自我牺牲，但不能牺牲别人。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相当于放出了封印在瓶中的魔鬼。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受到内心的折磨。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时候，王小波说过，青年为了救一根电线杆而被卷入洪流中。在那些“让别人牺牲”的人鼓动下，很多人做出了本不应该的选择。
当为之牺牲的事物越来越荒谬，牺牲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荒谬。
《攀登者》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冷静而克制，当一个人在选择牺牲自己之前，我们能够看到他层层递进的情绪，能够看到他所有行为的意义。
换言之，李仁港没有用牺牲作为噱头，来刻意地煽情、催泪，而是真正让我们去思考牺牲背后是什么。
所以，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考量，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观影效果，至少让观众的眼泪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再是没有事实支撑的空洞感触。
在《攀登者》里，我直面了这种牺牲。
更多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以为牺牲缅怀、纪念，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歌颂牺牲本身。就像我们可以纪念因为苦难而逝去的人，却不能赞美苦难本身。
1960年的第一次登顶，攀登者方五洲为了救摄像师曲松林，丢掉了摄影设备，也失去了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人登上珠峰的证据。然后攀登者一行三人，随着登山队的解散，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方五洲成了锅炉工，杰布回家放羊，曲松林回到训练营，抬头就看到当年登顶的山峰。十五年在电影里很短，在现实中却很长，我无法想象他们的那种煎熬。尤其在那个被不断怀疑的时代。攀登者们在1960年的成绩不被国际登山界承认，也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状态的缩影，但即便如此，也总有值得相信的人，用他们的牺牲，为我们换回公信力。
事实上，李仁港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登山队员们如同殉道者一般的情感，但并非一成不变。
一开始，曲松林更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伟大事业的胜利。所以，被救上来的他，多年以来对方五洲耿耿于怀，为什么当年选择救他，而不是救能够保留证据的摄影机。
在这段剧情，张译完整而贴切地演绎出了曲松林的心态变化。从一开始为了实现理想的冲动，到后来因为“人命关天”的转变，真实得戳心。
我无法去判断这是否契合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我认为，这种诠释是对的。在那些实现“伟大光荣正确”之前，我们先要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这种对人本身的重视就是小格局，那么我真的很畏惧，那种个人被埋没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叙事方式。
方五洲当年的行为，则解释了关于牺牲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一定要做出牺牲，可以自我牺牲，但不能牺牲别人。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相当于放出了封印在瓶中的魔鬼。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受到内心的折磨。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时候，王小波说过，青年为了救一根电线杆而被卷入洪流中。在那些“让别人牺牲”的人鼓动下，很多人做出了本不应该的选择。
当为之牺牲的事物越来越荒谬，牺牲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荒谬。
《攀登者》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冷静而克制，当一个人在选择牺牲自己之前，我们能够看到他层层递进的情绪，能够看到他所有行为的意义。
换言之，李仁港没有用牺牲作为噱头，来刻意地煽情、催泪，而是真正让我们去思考牺牲背后是什么。
所以，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考量，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观影效果，至少让观众的眼泪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再是没有事实支撑的空洞感触。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诗句，1965年完成，1967年发表在诗刊上。1975年5月27日后的几个月，因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反复引用它，使它成了传诵最多、影响最广的名句。
这次登顶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
找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
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经济状况、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甚至登山队员们补充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在装备、后勤、组织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登顶成功堪称是一个奇迹。正因如此，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地标，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感谢《攀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理应牢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作品，《攀登者》对具体史料会有取舍和剪裁，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愿本文能对理解本片有所帮助。
为什么苏联教授写信质疑首次登顶
在《攀登者》中，主角方五洲（吴京饰）作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却遭苏联教授写信质疑，这成为压在他心头15年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少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教授要写这样的信？
一般认为，珠峰北坡难度的攀登难度大于南坡，人类从南坡登顶珠峰后，几十年来，多次试图从北坡登顶，均告失败。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表示愿组织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人一起攀登珠峰。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的团结峰（海拔6773米）和十月峰（海拔6780米），中国派出4名队员，与苏联运动员成功登顶，此后，中苏联合登山队又先后登顶了几座高峰。这大概就是《攀登者》中，方五洲等人赴苏“学习”的经过。
为此，我国成立了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60年5月登顶。
然而，中方很快发现，苏联想独享首登成功的荣誉，遭中方拒绝后，态度开始冷淡。当时我国尚不具备航测珠峰的能力，便向苏联购买两架新型飞机，但苏联反复拖延，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借口，称苏联登山队已解散，暂无法与中国登山队合作，登顶时间应推迟。
反复沟通无效后，中国登山队只能靠自己。
1960年，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航测、没有线路规划，甚至在冲刺阶段没有氧气、没有食物的前提下，完成了登顶壮举。
在《攀登者》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为突破第二台阶，曲松林（张译饰）光脚攀登的细节，这段其实特别有当年攀登者英雄屈银华身上的影子，他为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戏称自己成了“小脚老太太”。
苏联教授刻意挑刺，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成为《攀登者》中重要的故事线之一。并艺术地处理成方五洲为救队友曲松林，不得不抛弃摄像机，曲松林因此对方五洲充满怨言，也为曲松林后来冲动决策提供了心理基础。
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对历史事实有所改动：其实，中国登山队当时带了摄像机，但登顶时正赶上夜晚，无法拍摄。下山时，在海拔8700米处又拍了两个镜头，但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这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
中国登山队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五星红旗包裹的毛主席像），后来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未发现这些物证，因此国外舆论一度不承认这次登顶。
但中国登山队在第二次登顶时，找到了当年的物证，如今，国际上已承认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登顶时，为测量珠峰高度，中国登山队在顶峰中心点竖立了觇标，过去登顶需360度环绕拍摄，才能得到国际承认，现在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被承认。
为什么非要赶在当年登顶
在《攀登者》中，中国登山队一度遭遇挫折，错过了登顶的窗口期，气象科研人员徐樱（章子怡饰）认为当年窗口期比往年多3天，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再度尝试，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这一情节，可能有观众会认为：人命关天，第二年再登顶不行吗？这是不是剧本中的一个BUG？
这就要还原历史背景。
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建，原计划在1976年攀登珠峰，但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计划在5月登顶，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为抢在日本人前面，中国登山队提前了登顶计划（原计划在1976年5月登顶）。
气象部门曾警告，4月会有大风，不适合登顶。中国登山队为了抢时间，以致第一次冲击失败。5月5日，再次冲顶时，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不幸牺牲。在抢救过程中，原计划冲顶的主力女队员桂桑、扎桑体力耗尽，已无法冲顶，不得不和另7名男队员下撤。
邬宗岳当年已40多岁，体重上升，被队友戏称为“邬胖子”。他扛着摄像机跟在突击队后面，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他未与其他队员编组，因此在掉队时未被及时发现。
邬宗岳牺牲延宕了中国登山队冲顶时间。5月16日，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比中国队早了11天。所以中国登山队选择当年登顶的方案。
潘多创造了历史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成员登上珠峰，其中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潘多当年已36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体重增加，上山前因又一次怀孕，刚做完人流手术，所以未被列入主力队员。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潘多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相对少。登山队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只安排她运输给养。同伴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较少。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虽然潘多登顶时间晚于田部井淳子，但她同样创造了历史。毕竟当时中国登山队仍没有详细的登顶线路图，运动员只能凭感觉前行。当时第二台阶依然难以突破，在此次登顶中，中国登山队架设了金属梯子，使后来登顶的难度大大降低。
登山对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1960年第一次登顶时，中国登山队被冻伤了50余人。1975年时，为确保登顶成功，大量后勤保障人员虽然也具备登顶实力，却甘愿付出牺牲。比如后来在武警总院妇产科工作的邢玲玲，负责将给养送到7900米营地，当时营地尚有20多名队员。晚年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遗憾：“就差一点，就上去了……”
《攀登者》中还记录了夏伯渝的故事，他在这次冲顶时被冻掉双腿，但晚年戴着假肢，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顶珠峰。
影片中包含的那些历史细节
在《攀登者》中，不少细节来自历史：
登山靴：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登山靴用鲸鱼皮制成，特别沉重，这就可以理解，片中登山者为何行进速度缓慢。此外，行进中，脚趾要经常挠一下鞋底，保持血液循环，否则很可能被冻伤，这也影响了行进速度。
编组：在《攀登者》中，登山者采取了编组行进的方式，彼此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般是4人一组。编组登山是当时苏联的标准操作，以对抗滑坠，但从结果看，编组反而加大了伤亡，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常用。
化石：在《攀登者》中，方五洲送给徐樱一块从珠峰上获得的海洋化石。珠峰所在地区原是海洋，即喜玛亚拉古海。1924年，首次发现了海洋化石。不过，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带回的9块岩石标本是奥陶纪灰岩。不过，据曾参与攀登珠峰的人介绍：“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营地，你可能会随手捡到一块海螺化石。”
第二台阶：在《攀登者》中，对第二台阶有较多刻画，从北坡登顶珠峰，最困难处在第二台阶，海拔在8600米左右。英国人曾7次尝试从北坡登顶，始终未能突破它，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架设了金属梯子后，北坡登顶难度大大下降，超过1500名登山者使用过“中国梯”（2007年，在此又修建了一个新的永久性金属梯，“中国梯”被收藏）。
珠峰高度：在《攀登者》中，多次提到重测珠峰高度，并展现了觇标的影像。1975年，中国登山队不辞劳苦，将5公斤重的觇标背上峰顶，正是为了重测珠峰高度。此前英国人曾以印度为海拔基准，为珠峰测量过身高，197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以渤海为海拔零度，测出权威数据，即8848.13米（2005年，又有新的测量数据），得到国际公认。测高背后，有维护主权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冲顶时，只有侯生福一人带了摄像机，而侯生福并非专业摄影师。幸好测量队有40倍望远镜，在一个观测点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像师拍下了冲顶瞬间。
珠峰的风：在《攀登者》中，较多展现了珠峰上狂风的威力。其实，受海拔影响，珠峰顶端70英里/小时的风力仅相当于海面40英里/小时的风力。当然，珠峰顶部的风确实很恐怖。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
在《攀登者》中，反复提出一个根本之问：人为什么要登山？
其实，老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有回答：“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 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其中绝大多数是业余选手。
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不论做什么，开路者总会承担最大的风险，后来者则容易得多，如果大家都等别人去冒险，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无法进步。
不否认，在物质保障、科学决策、关注个体价值等方面，已经今非昔比。作为后人，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疏忽与不足，他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也应反躬自问，是否还保持着他们同样的勇气？是否还有他们那样的奉献精神？
所谓强者，就是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人。人人向往富裕与安定的生活，但不应因此降低精神品质。遥望曾经岁月，我们常常被前辈们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撼——他们不为一己得失而失魂落魄，他们在不断寻找更高的山峰，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征服它。还有什么，能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更好地概括这种精神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他们能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表面看，《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但更深去体会，它其实回应着时代的问题：除了庸庸碌碌、每天重复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人能不能活得更豪迈一点？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诗句，1965年完成，1967年发表在诗刊上。1975年5月27日后的几个月，因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反复引用它，使它成了传诵最多、影响最广的名句。
这次登顶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
找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
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经济状况、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甚至登山队员们补充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在装备、后勤、组织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登顶成功堪称是一个奇迹。正因如此，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地标，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感谢《攀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理应牢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作品，《攀登者》对具体史料会有取舍和剪裁，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愿本文能对理解本片有所帮助。
为什么苏联教授写信质疑首次登顶
在《攀登者》中，主角方五洲（吴京饰）作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却遭苏联教授写信质疑，这成为压在他心头15年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少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教授要写这样的信？
一般认为，珠峰北坡难度的攀登难度大于南坡，人类从南坡登顶珠峰后，几十年来，多次试图从北坡登顶，均告失败。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表示愿组织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人一起攀登珠峰。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的团结峰（海拔6773米）和十月峰（海拔6780米），中国派出4名队员，与苏联运动员成功登顶，此后，中苏联合登山队又先后登顶了几座高峰。这大概就是《攀登者》中，方五洲等人赴苏“学习”的经过。
为此，我国成立了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60年5月登顶。
然而，中方很快发现，苏联想独享首登成功的荣誉，遭中方拒绝后，态度开始冷淡。当时我国尚不具备航测珠峰的能力，便向苏联购买两架新型飞机，但苏联反复拖延，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借口，称苏联登山队已解散，暂无法与中国登山队合作，登顶时间应推迟。
反复沟通无效后，中国登山队只能靠自己。
1960年，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航测、没有线路规划，甚至在冲刺阶段没有氧气、没有食物的前提下，完成了登顶壮举。
在《攀登者》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为突破第二台阶，曲松林（张译饰）光脚攀登的细节，这段其实特别有当年攀登者英雄屈银华身上的影子，他为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戏称自己成了“小脚老太太”。
苏联教授刻意挑刺，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成为《攀登者》中重要的故事线之一。并艺术地处理成方五洲为救队友曲松林，不得不抛弃摄像机，曲松林因此对方五洲充满怨言，也为曲松林后来冲动决策提供了心理基础。
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对历史事实有所改动：其实，中国登山队当时带了摄像机，但登顶时正赶上夜晚，无法拍摄。下山时，在海拔8700米处又拍了两个镜头，但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这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
中国登山队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五星红旗包裹的毛主席像），后来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未发现这些物证，因此国外舆论一度不承认这次登顶。
但中国登山队在第二次登顶时，找到了当年的物证，如今，国际上已承认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登顶时，为测量珠峰高度，中国登山队在顶峰中心点竖立了觇标，过去登顶需360度环绕拍摄，才能得到国际承认，现在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被承认。
为什么非要赶在当年登顶
在《攀登者》中，中国登山队一度遭遇挫折，错过了登顶的窗口期，气象科研人员徐樱（章子怡饰）认为当年窗口期比往年多3天，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再度尝试，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这一情节，可能有观众会认为：人命关天，第二年再登顶不行吗？这是不是剧本中的一个BUG？
这就要还原历史背景。
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建，原计划在1976年攀登珠峰，但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计划在5月登顶，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为抢在日本人前面，中国登山队提前了登顶计划（原计划在1976年5月登顶）。
气象部门曾警告，4月会有大风，不适合登顶。中国登山队为了抢时间，以致第一次冲击失败。5月5日，再次冲顶时，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不幸牺牲。在抢救过程中，原计划冲顶的主力女队员桂桑、扎桑体力耗尽，已无法冲顶，不得不和另7名男队员下撤。
邬宗岳当年已40多岁，体重上升，被队友戏称为“邬胖子”。他扛着摄像机跟在突击队后面，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他未与其他队员编组，因此在掉队时未被及时发现。
邬宗岳牺牲延宕了中国登山队冲顶时间。5月16日，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比中国队早了11天。所以中国登山队选择当年登顶的方案。
潘多创造了历史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成员登上珠峰，其中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潘多当年已36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体重增加，上山前因又一次怀孕，刚做完人流手术，所以未被列入主力队员。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潘多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相对少。登山队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只安排她运输给养。同伴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较少。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虽然潘多登顶时间晚于田部井淳子，但她同样创造了历史。毕竟当时中国登山队仍没有详细的登顶线路图，运动员只能凭感觉前行。当时第二台阶依然难以突破，在此次登顶中，中国登山队架设了金属梯子，使后来登顶的难度大大降低。
登山对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1960年第一次登顶时，中国登山队被冻伤了50余人。1975年时，为确保登顶成功，大量后勤保障人员虽然也具备登顶实力，却甘愿付出牺牲。比如后来在武警总院妇产科工作的邢玲玲，负责将给养送到7900米营地，当时营地尚有20多名队员。晚年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遗憾：“就差一点，就上去了……”
《攀登者》中还记录了夏伯渝的故事，他在这次冲顶时被冻掉双腿，但晚年戴着假肢，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顶珠峰。
影片中包含的那些历史细节
在《攀登者》中，不少细节来自历史：
登山靴：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登山靴用鲸鱼皮制成，特别沉重，这就可以理解，片中登山者为何行进速度缓慢。此外，行进中，脚趾要经常挠一下鞋底，保持血液循环，否则很可能被冻伤，这也影响了行进速度。
编组：在《攀登者》中，登山者采取了编组行进的方式，彼此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般是4人一组。编组登山是当时苏联的标准操作，以对抗滑坠，但从结果看，编组反而加大了伤亡，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常用。
化石：在《攀登者》中，方五洲送给徐樱一块从珠峰上获得的海洋化石。珠峰所在地区原是海洋，即喜玛亚拉古海。1924年，首次发现了海洋化石。不过，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带回的9块岩石标本是奥陶纪灰岩。不过，据曾参与攀登珠峰的人介绍：“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营地，你可能会随手捡到一块海螺化石。”
第二台阶：在《攀登者》中，对第二台阶有较多刻画，从北坡登顶珠峰，最困难处在第二台阶，海拔在8600米左右。英国人曾7次尝试从北坡登顶，始终未能突破它，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架设了金属梯子后，北坡登顶难度大大下降，超过1500名登山者使用过“中国梯”（2007年，在此又修建了一个新的永久性金属梯，“中国梯”被收藏）。
珠峰高度：在《攀登者》中，多次提到重测珠峰高度，并展现了觇标的影像。1975年，中国登山队不辞劳苦，将5公斤重的觇标背上峰顶，正是为了重测珠峰高度。此前英国人曾以印度为海拔基准，为珠峰测量过身高，197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以渤海为海拔零度，测出权威数据，即8848.13米（2005年，又有新的测量数据），得到国际公认。测高背后，有维护主权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冲顶时，只有侯生福一人带了摄像机，而侯生福并非专业摄影师。幸好测量队有40倍望远镜，在一个观测点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像师拍下了冲顶瞬间。
珠峰的风：在《攀登者》中，较多展现了珠峰上狂风的威力。其实，受海拔影响，珠峰顶端70英里/小时的风力仅相当于海面40英里/小时的风力。当然，珠峰顶部的风确实很恐怖。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
在《攀登者》中，反复提出一个根本之问：人为什么要登山？
其实，老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有回答：“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 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其中绝大多数是业余选手。
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不论做什么，开路者总会承担最大的风险，后来者则容易得多，如果大家都等别人去冒险，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无法进步。
不否认，在物质保障、科学决策、关注个体价值等方面，已经今非昔比。作为后人，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疏忽与不足，他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也应反躬自问，是否还保持着他们同样的勇气？是否还有他们那样的奉献精神？
所谓强者，就是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人。人人向往富裕与安定的生活，但不应因此降低精神品质。遥望曾经岁月，我们常常被前辈们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撼——他们不为一己得失而失魂落魄，他们在不断寻找更高的山峰，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征服它。还有什么，能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更好地概括这种精神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他们能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表面看，《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但更深去体会，它其实回应着时代的问题：除了庸庸碌碌、每天重复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人能不能活得更豪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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