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万玛才旦
主演: 索朗旺姆 / 金巴 / 杨秀措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藏语
上映日期: 2020-11-20(中国大陆) / 2019-08-30(威尼斯电影节)
片长: 102分钟
又名: དབུགས་ལྒང་། / Balloon / 羊飼いと風船
IMDb链接: tt10703752
“这个时代，《气球》这样一部电影的存在，真的是不合时宜吗？我不知道“。在做客播客节目《不合时宜》后，万玛才旦写下了这段话。
时间回到一年前的威尼斯电影节，《气球》首映式还没有开始，影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放映结束后，观众更是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便是各大媒体平台上如潮的好评。
恐怕当时的主创也没有想到，一则藏族女性惨死前夫手下的新闻会让2020年上映的《气球》与现实生活产生强烈共振，而一个藏族少年的走红又会激起人们对藏区热烈的讨论。
遗憾的是，这一切关于藏人和藏区的关注和讨论，并没有导向大众对《气球》的高度关注。上映后，《气球》的排片在1－3%间徘徊。抛开那些票房以亿为单位的商业片去看，即使是2016年上映的《冈仁波齐》也曾在上映9天时就达到过3000万票房的佳绩。
似乎对于观众而言，宗教朝圣远比日常生活更吸引眼球。展现的生活越是“不同”，影片就越受欢迎。如果这样的假说成立，那么阻碍《气球》被内地观众接受的，正是它的平淡和真实——那个《冈仁波齐》中所呈现的，才是更符合大众想象的藏区和藏人。
和影片主人公卓嘎一样，《气球》似乎也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某种困境。
这是继《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后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万玛才旦作品，影片延续了万玛才旦一贯的“祛魅”风格，讲述了一个普通藏族女性所经历的一场意外怀孕，以及这场怀孕为整个家庭所带来的道德僵局。
和万玛才旦过去的作品相比，《气球》在对女性角色的处理上做出了显著的突破。《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都是以男性角色为叙事中心而铺设的，无论是诱导牧羊人偷盗的理发小妹，又或是说话挑逗的茶馆老板娘，比起“女人”，她们更像是“男人世界中的女人”。
然而在《气球》中，导演将叙事的重心放在了两位女主角——卓嘎与尼姑妹妹身上。而这两个角色正是由《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中扮演理发小妹的杨秀措和老板娘索朗旺姆出演的。在《气球》中，她们不再是诱惑的化身，也不再是男人们旅途中歇脚的驿站，而是作为“自然人”的女人。
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与觉醒是女性主义电影的普遍特质，因此《气球》上映后便被许多人归入了“女性电影”范畴。导演似乎是在创作方向上做出了调整和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突兀，女性主义并非导演所刻意强调的。
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几乎是万玛才旦导演创作的母题，《静静的玛尼石》里贪恋影视剧的小和尚，《老狗》中为了救狗而杀狗的老人，《塔洛》中为了离开牧场偷盗的牧羊人......几乎每一个角色都在传统的价值观和现代的生活之间做出取舍。
如果说在过去，万玛才旦的创作是在破除社会主流对于藏民族的刻板印象，为萨伊德所言“无法为自己发声之人”发声。那么在《气球》中，他所做的则是将这种破除和发声带入更深的程度。少数群体之于社会主流，正犹如女性之于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流描述想象中的少数，亦如男权社会刻画想象中的女性。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海湖畔。这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牧民家庭，达杰和卓嘎夫妻两人在照顾老人之余抚养着三个孩子，尽管物质并不丰富，但家庭生活仍称得上和睦美满。
父亲去世后，上师告诉达杰他的灵魂将转世回到这个家庭，此时卓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达杰认为，父亲的灵魂已经到了卓嘎腹中，于是请求她生下这个孩子。然而不堪生育重负的卓嘎却下定决心去医院做流产手术，一场矛盾随即爆发。
“上师说的话难道就永远对吗？” 在卓嘎说出这句话后，丈夫达杰给了平日恩爱的妻子一一记响亮的巴掌。流产手术还没做，卓嘎便被达杰和儿子从医院架了出来。这个温和顺从的女人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她人生中的那个巨大黑洞——她并不掌控自己的身体。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做个尼姑”，在影片的结局，万念俱灰的卓嘎对来家中化缘的妹妹说道，尽管再此之前正是卓嘎一再阻拦妹妹出家。
在接受采访时，万玛才旦导演将卓嘎的转变描述为“懵懂的觉醒”和“不彻底的反抗”。她的愤怒和绝望并不能导向那些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卓嘎身处的困境，这同时也是无数藏族女性的困境。
“许多藏族女性需要隐忍地过一生”，导演本人曾在一场活动中说道。这种“隐忍”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是极为多样的。当赞美藏族女性时，人们更多是地赞美白度母式的女性。和《格萨尔王》中叛逆张扬的阿达娜姆相比，温柔善良的“背水姑娘”显然更符合人们对藏族女性的期待。
如果说卓嘎的角色体现了藏族女性整体的困境，那么尼姑妹妹背后则是女性僧侣群体。
在藏区，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也有可能削发为僧，把家庭留给妻子，了断红尘而去。而一个已经出家的男人，也有可能还俗成家，再度投入红尘。然而这样的情况在女性身上并不多见。
就像电视剧中演的那样，女人出家往往需要有一段“过去”，而这段过去也总是某个男人有关。在《气球》中，卓嘎的妹妹便是通过成为尼姑从而试图消除藏文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消除那个“有情”的过去。
偶遇藏文老师，又从他手中接过那本讲述两人过去的小说，这一切都在这个本应该清心寡欲的尼姑心里激起了涟漪。当姐姐卓嘎把小说扔进火炉时，她不惜烧伤自己也要火中取书。“也许当年真的是一场误会”，妹妹数次提到，她并不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已经了断一切过往，但她也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姐姐曾经阻拦妹妹出家，如今也会阻拦妹妹还俗。那个一头长发笑容灿烂的少女，只能出现在别人的梦境中。
过宗教的生活也好，循世俗的规矩也罢，姐妹俩中没有一人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她们组成一体两面的女性画像，或正或反都是困境。
卓嘎和妹妹各自代表着两个群体的困境，因此都是令人同情的。而全片唯一一个带着些许“反派”色彩的角色达杰，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
爷爷代表的是传统的过去，孩子们代表的是那个轻盈的未来。而达杰身为家庭的第二代成员，既生活在传统的，藏人的“里世界”，又需要深入那个孩子们将前往的“表世界”。在生活中，他需要应对的问题明显要比自己的父亲复杂得多。他骑摩托，用手机，用卖羊的钱送孩子上学，用医院里领来的避孕套。
像父亲那样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然而这种传统性却深刻地影响着达杰，他的身体积极融入“现代”，但他的精神却留在过去。在卓嘎和妹妹离开家去寺庙之前，大儿子问道“妈妈，你不会也出家做尼姑不回来了吧“。或失去父亲，或失去妻子，达杰就此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和焦虑之中。
从表面上看，《气球》所表现的是卓嘎所经历的道德困境，但实际上，作为“加害者”的丈夫达杰本身过得也并不快乐。有观众认为，爷爷的灵魂实际上转世到了母羊腹中，作为小羊羔重新回到了家庭，而达杰将其卖出便意味着亲手杀死了重生的父亲，影片末尾也才出现了那只破裂飞走的气球。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一心想让父亲回到家庭的达杰，无疑将滑入更黑暗的道德深渊。
从爷爷到孩子们，从卓嘎到尼姑妹妹再到达杰，每个家庭成员背后都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这些群体共同组成了整个藏人社会，而这种群体性也深刻地体现在“害臊”这个影片中不断被提到的词中，它的背后是一种在藏族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耻感文化。
耻感无处不在。去医院检查时，卓嘎坚决不愿意让男医生看诊，哪怕和女医生聊天时也要到无人处低声细语，这是身为已婚女性的耻感；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爷爷拒绝看关于试管婴儿的新闻，坚持让孩子们关上电视，这是身为长辈的耻感；当避孕套意外出现在邻居家中时，女儿羞涩尴尬到跑出家门绝尘而去，这是身为单身女性的耻感；带着泄气的避孕套赶到羊澡堂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达杰“不害臊”，这是邻居大叔身为父亲的耻感......
牧区并不如外界所想的那样“狂野”而没有规矩。当维护个人尊严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时，人们就会十分注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句“不适宜”的话，一个“不适宜”的动作就如同一个“不适宜”的避孕套一样，会令所有知耻的人都感到害臊起来。
很难说卓嘎极力阻碍妹妹阅读藏文老师写的小说是否也有背后的耻感在作祟——一个尼姑，怎么能看情爱小说呢？毕竟，被外人看到了该多害臊...
耻感像一张网，隐形地存在于这个家庭中。它能够困住卓嘎和妹妹，同样也能困住达杰和藏文老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和没有做到的事，正如那些说出和做到的一样，深刻地塑造着每个人的处境。
一切矛盾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由来已久且注定爆发的。而卓嘎作为各种矛盾的交叉点，遭遇了最为深刻的痛苦，也正是因为所有人中她最知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名叫端智嘉的藏族年轻诗人横空出世，他的诗歌和散文凭借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和自由感风靡藏区，如同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用自己的天才影响了包括万玛才旦在内的几代藏文写作者。而在这场母语创作热潮中，中学藏文老师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影片中的老师正是这场现代藏语文学运动的缩影，他在教书之余进行大量的个人创作，学生们便是自己的忠实读者，这样的现象至今普遍存在于藏区。几乎每个中学的藏文教研组里都有几个出版过自己作品的老师，这样的双重身份是十分有趣的：他们既是讲台上教授藏语言文学的老师，同时也是藏语文学本身的创作者。
影片中的藏文老师看似“高人一等”，有掌握世俗生活叙事权的嫌疑，但他写的书被卓嘎扔进了火炉，成为一堆无法识别的烂纸，遑论被自己曾经的恋人阅读。
为了解除“误会”，藏文老师来到家中希望能和尼姑妹妹见面。面对卓嘎的指责和刁难，眼镜竟尴尬滑落，然而除了伸手扶一扶之外，他做不了任何别的事。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熟悉万玛才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少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负面情绪的人。从奇爱博士发布的那条微博中，我们才得以窥到导演的“另一面”。原来，性情温和至此的万导也会有着急的时候。
这一切又让我想到了那个叫端智嘉的年轻人。作为奠定了藏语现代文学基础的人之一，端智嘉的影响力和他所做出的贡献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就如同外国人谈论中国文学时只知道李白杜甫一样，外界对藏文文学的了解仍然停留在仓央嘉措阶段，而那些一直坚持用藏文书写与表达的当代作家却鲜为人知。
影片中的藏文老师书写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但卓嘎并不领情，尼姑妹妹也终于是无法阅读那部小说。而藏族人口中有条件为《气球》贡献票房的人和整体相比也不占多数。端智嘉、藏文老师和万玛才旦以及像他这样至今在用藏文创作的人，身处的似乎是同样的困境。
从影片到现实，这种“两难”似乎已经溢出了荧幕，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它无论性别，也无论身份。或许，这就是所谓时代的困境。
本文首发于看理想公众号，2020年12月11日，于拉萨家中。
前几天与友人吃饭，闲谈间聊到万玛才旦的新作《气球》。朋友对本片的评价是，“挺好，但又没那么好”。话虽然有点儿绕，但理大致是那么个理。
《气球》的“好”，显而易见。
从海报上那个女主肚子上鲜红的突起，到影片首尾呼应的一假一真、一白一红那两只气球，都不难发现被用作片名的气球，是全片最核心的一个意向。
气球，是孩子手里的玩具，也是大人偷偷藏起的避孕套，是难以启齿的性的符号与象征，更是生殖的隐喻与联想。就是这么一个在当代都市中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品，却在宗教文化深厚且地处偏远的藏地，引发了一连串的冲突。
这种冲突，首先体现在大人们的言行不一上面。
每当提及这个白色的“气球”，无论男女，都是一副羞于启齿的态度。事实上，大人们都选择对它避而不谈，始终都拒绝直接说出那个词，仿佛说了那个词就是在谈论性交，而被人看见自己藏起的那个东西，就是被人窥见了自己做爱。
讽刺的是，大人们越是对它讳莫如深，把它硬说成气球，孩子们就越是信以为真，想要偷来玩。最终在第二次用偷来的“气球”换了邻居家孩子的一个口哨后，意外地酿成了灾祸，导致了邻居妻子的出走。
更加讽刺的则在于，与口头上对性讳莫如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人们对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殖的沉迷与热衷。这种沉迷与热衷，相当直观地体现在男主每天的欲求不满上，也体现在一家人对于借种生羊这件事的心满意足上，最终还体现在对于女主肚子里将要降生的那个“转世婴儿”的执着上。
这层观念与行动的冲突，也导致了女主怀孕后的道德冲突。
从法律和科学的视角出发，女主都不想也不应该生下这第四个超生的孩子，后者的到来，无疑将严重地加剧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继而影响每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令女主更加痛苦。
但站在宗教的角度来看，女主无论如何都应该生下这个孩子，不仅是因为在藏传佛教里本来就拒绝流产（一种杀生），而且这个孩子还是上师口中刚刚去世的爷爷的转世。倘若拒绝这样一次巨大的赐福，无疑会招致难以想象的恶果。
到这里，作为一部藏语电影的《气球》，极其大胆地把质疑的矛头对准了在藏地普遍信仰的宗教。世俗生活与信仰的冲突，就这样因为一个被偷走的“气球”而无限放大。如果你还记得九年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一次别离》，应该还对阿斯哈·法哈蒂刻画的与之相似的道德冲突印象深刻。在世俗和信仰的拉扯下，主人公同样和女主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气球》里的另一只“气球”，是在故事支线里出现的那本书。这本书，是老师送给尼姑（女主的妹妹）的一份礼物，上面写的是两位当事人多年前的往事。虽然老师和尼姑都不曾明说，但是我们在几个人物闪烁的言辞间并不难猜测这段令人不愿提及的往事，多半是负心的男人让女孩怀上了身孕，致使后者身败名裂，只能遁入佛门以求慰藉。在这本名为《气球》的书里，其实也有另一次“气球”引发的困境，这两次困境的背后，关系的则是两个女人切身的幸福。
在宗教的叩问之外，《气球》也多了一层藏语电影里并不多见的女性关怀。这或许也是万玛才旦能够走出藏区，甚至面向国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依然在致力于描写自己藏地的人与事，但其视野和态度，却无疑越来越普世。
但《气球》终究未能更进一步。在提出了这个纠结的道德困境之后，它并未像《一次别离》那般，用一个更加具象的事件去剖析和呈现这种两难将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纠葛与困扰，因此也就未能让藏地之外不具信仰的广大观众设身处地般地去斟酌和思量其中的曲折是非。
如果说《一次别离》是对世俗与宗教冲突的深层探讨，《气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锐利的设问。前者的重点放在了问题提出之后更加复杂错乱的撕扯与碰撞，而后者的目标似乎仅仅是提出问题本身。法哈蒂让一次谎言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主人公和我们的胸口，郁结得喘不上气。万玛才旦的选择是，让那个鲜艳的气球轻巧地升空，然后飞走。
在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也许是，从一开始，《气球》就太过明显地把所有的寓意都集中在了气球的身上，首尾的呼应和种种隐喻的指向，都有一种过于精巧的设计感。片中出现了大量看似与故事无关的一闪而过的细节，例如长子背上的黑痣，电视里的试管婴儿，烧书、取数与还书等等，其实都有各自明确的指向。这些细节显然是想要引起观众的注意，而非忽略。
这种或明或暗的设计感，使得所有的人物和整个故事，到头来依然是在为气球这个鲜明的意向及其所寄寓的主题服务。
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气球》看上去像是一块从泥土里生长的石头，当我们都以为这块石头将要在泥泞当中翻滚深陷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它像气球一样飘向了天空。
这也正是《气球》“没那么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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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专门跳过《气球》一篇。不为别的，想等等电影。
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赶紧补上小说。成片在结构上，气球的出现，徘徊和结局，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是哪两个，不妨猜猜（书很容易买到）。
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字清浅凝练，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从小说到改编剧本，再到定剪成片，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对于万玛才旦，从作家转行当导演，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有人说，电影学院这几十年，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
从生之门，到死之海，《气球》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它升腾在火中，潜藏在水下，甚至飞上了天。还有人说，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日夜兼程，疾驰而行。
这种情，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特别演出的塔洛先生（演员西德尼玛），贡献了惊人的口水演出。不妨认为它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是人情逗趣。
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异常有趣的是，看完《气球》的观众，如果借着看到陈哲艺的《热带雨》，不免会觉得，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 开场交代完毕，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此前的作品，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荒野和路上，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保持距离。
找种羊配种的男主，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围坐吃饭，这一家子，有七口人。还有一大群羊。
万玛才旦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抽象的，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塔洛》关于活在文明化外，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气球》则有父子三代情，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就连阿尼身上，也浮现出独立的情感线索。
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气球》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用一气呵成并不为过。你会觉得，金巴扑入羊圈，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阿尼回学校、阿尼火中夺书，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尤其是烧书长镜头——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气球》，阿尼不假思考，直接探手，去火中取书的长镜头，直接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让人毫无防备。片中的长镜头，还有阿尼入学校，老父亲出殡，都会形成一段完整的真实时间，将你带入人物的心理情境。
这些长镜头是连续，且有感情的。你不难通过抓羊的运动，去联想高原之家的生存状况。还有那避而不见，试图忘却的往日恋曲。阿尼一直压低着头，让自己的脸，隐藏在红色僧帽的阴影下，只露出轮廓与线条。如此一番，观众的好奇心倒是上来了。日光底下的这两个人，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尼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气球》始终没有明说。但火中取书一段，令她旧伤未平，又添新伤。围绕那本书的几场戏（送书、烧书、探望），也就是阿尼一生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曾，也没有机会去翻开它。 演员方面，两位女演员，索朗旺姆和杨秀措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台词，不需要设置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就仿佛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她们的表现，已经在年度表演中属于佼佼者。很抱歉的说，大多数中国电影里的女演员，就连“形象”这一关都没有过。
索朗旺姆在《撞羊》中，是以暗情涌动的台词和撩人的表情特写取胜。这一次，她一直弓着身子，忙里忙外，又羞于开口说起避孕的事情。
杨秀措在出场之后，一直没有开口说台词。红教尼姑造型清奇。回想起来，依然不记得她模样，就像撞见一副红色的印象派画作。这是藏地电影中都罕见的角色，有红尘未了又无可奈何的意思。
《气球》包含了导演过去作品的影子，也指向一些经典名片。一眼可见的，是《红气球》和《蒙古精神》。对依然沉浸在《撞死了一只羊》灵魂出窍体验中的影迷，《气球》把“不在此时、不在此地”的超验，再往前推上一步走。超现实镜头，交织了过去与幻想，奔丧与送行，于我个人都有强烈的触动。
生不生孩子，是个眼下话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又催生出荒诞悲喜剧。好比电影里，不能生育产崽的老母羊，变成了一个累赘。再到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婚姻与孩子引发的麻烦，堪比阿斯哈·法哈蒂的家庭风暴。
《气球》不设太多距离，去拥抱一个人性、宗教与伦理的故事。我想，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例如金巴饰演的男主角色，有观众要问：他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坏丈夫。小儿子几次追问他，还没有从县城买气球回来么。他都敷衍而过，跟朋友喝着大酒。
如同“气球”，种羊也是一个引发生存压力的事物。这一家人所在的境地，显然是到了要考虑多一张嘴就会有麻烦的地步。对于享受衣食伸手张口的独生世界，似乎很难理解讨要一个气球，需要磨蹭那么久，倒过来还去强迫妻子这啊那的。
无论如何，他在道歉和带回红气球的那一刻，我都认为，眼前这个汉子是真实、矛盾且丰满有血肉的。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正如他训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不无关联。
只要带着愧疚，只要愿意认错，例如两位男性人物：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会犯错，能修正，带着忏悔，去做弥补。这才是人。
电影最后，两只气球的命运，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然而，气球身上，居然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一种说法是，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是明线。还有一种认为，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阿尼和远走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一个半开放的结局，我认为是《气球》的高明之处，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
这是万玛才旦从影十四年的大成之作。
作为全片的题眼所在，以“气球🎈”这个意象指代生命的孕育，实在是轻盈高明而富有想象，在此符号构建上建立的现实指涉更是精确有力。但除了符号本身，我认为色彩上的意指，是这部电影最耐人寻味之处。
如果说红色代表了生殖力（种羊被带回家时被披上红布，结尾处和海报上的红气球），那在这部电影里同样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死亡，则是以蓝色指代。在得知爷爷死讯的那个镜头里，大儿子看见老人的梦境里，蓝色都是绝对的主色调，在女主意图堕胎的那场戏里，蓝色的手术服同样传递着死亡的意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蓝色纵观全篇，那就是女主头上的那条蓝头巾。
《气球》在女性视角的描画上是很出彩的，女主在保守与自由、自我解放与干涉他人之间游离的形象矛盾又真实，超越藏族语境而具有了普世性的意义。同时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角色又承载着万玛才旦对于藏族信仰独有的思考，那就是关于转世的思辨式展现。
藏族文化中生与死之间的暧昧与混沌，不仅表现在电影里那些迷幻的梦境，还表现在“转世”这个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主角一家中，大儿子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其后女主的意外怀孕也被认为是刚去世爷爷的转世。新生的家族成员被认为是死去亲人的复归，死亡与新生同时压在了生育的女性身上，正如《气球》的海报上，女主戴着蓝色的头巾（死亡），同时又怀着红色的气球（生命）。
于是女性角色在这部电影里的困境，就不只是个人的困境，也不只是女性的困境，而是藏族信仰和文化的困境。来自过去的早已死亡的魂灵没有把当下让给新生的事物，而是通过“转世”一次又一次降灵到现世，于是新生处于死亡的桎梏之中，循环往复，不断轮回。
在我看来，这是《气球》区别于其他女性主义叙事的最特别之处。父权的压迫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来自亡者的压迫有着更加无法抵抗的无奈。而对于女主来说，逃脱这一切的唯一方式，则是离开尘世，如她的妹妹一样，逃进宗教。但讽刺的是，宗教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源头。
万玛才旦作为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导演，在展现了他对本民族深切思考的同时，尽量不做价值判断。他在影片中刻意置放的两个知识分子形象（老师和医生），都对女主一家的现实带着一种莫可奈何的无奈。但最后结尾处男主卖羊时的窘境（买主把红色的百元钞都拿走的那个镜头实在是妙），还有最后两个红气球的命运：一个破掉，一个飞走，或许已经是他隐晦的态度表达。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
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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