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雨还在下，晚上继续爬格子，用手指爬，希望这部电影，能带来更多的信念吧。
Yesterday once more，这是电影《别岁》的英文名，不免令人想到卡朋特乐队的经典歌曲。所不同的是，卡朋特是温情地回忆童年时光，而《别岁》则相当尖锐地介入到历史与现实中去。在电影的最后一幕，老知青周树达带着自闭症的孙子陈小康，驾驶着儿子陈乐留下的旧汽车，沿着茫茫长路，一路向北，赶回北京。此时，正值年二十九，交通广播里已弥漫着除夕的喜庆与热闹。
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周树达告别沉重的昨日，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导演向我们透露人物的最终去向。因劫持人质的陈乐被判了十年。周树达最终在狱中见到自己的儿子。自闭症少年进入北京某所特殊学校，完成小学学业后，顺利进入初中。
自闭症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应拜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所赐。一般来说，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会有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严重者甚至有智力障碍。电影中的陈小乐显然有语言和社交障碍，他在课程上会时不时地发出怪叫声，严重影响到课堂的教育秩序。学校与老师不得不想办法，为陈小康争取更合适的学校与教育机会。然而，悲剧就发生于此。陈乐误以为教导主任歧视陈小康，过激之下，选择持刀劫持人质，试图为儿子争取一个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
无疑，这是一个可避免的悲剧。若是陈乐能够掌握一些自闭症相关的知识，自然不会选择如此激烈的方式去争取并未被剥夺的权益。换言之，陈乐为孩子所作出的反抗举动，事实上是无效的。他的举动就像是举着长枪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充满了悲壮与反讽色彩。但与唐吉坷德不同的是，我们看着陈乐的所作所为，嘴角所泛起并非是微微的笑意，而是苦涩与悲痛。正是因为反抗的无效，才更凸显出历史的荒谬，才更凸显现实的绝望。
二
说实在的，《别岁》并不是一部旨在关注自闭症少年成长与教育的电影，导演有着更深邃的人文与历史的关怀。自周树达至陈乐，再至陈小康，爷孙父子三代人，呈现出逐渐失语的趋势。周树达表达无碍，陈乐说话磕磕碰碰，陈小康则一言不发，这样的情节设定，大概是有所指。
作为老知青的周树达，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他是陈乐、陈小康逐渐失语之悲剧的始作俑者。他曾经不顾一切地逃离历史，并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缺位，导致了儿子陈乐成为“牺牲品”。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因此，陈小康的自闭症便像是一个巨大的“疾病的隐喻”。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彻底理解陈乐的敏感、愤怒、不甘与过激。他不想让儿子陈小康成为牺牲品，成为无知者，成为犯罪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告别昨天的一切，都是在奋力挣脱历史与现实里的因果轮回。
这里所说的“因果轮回”，并不是指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历史与现实的漩涡。周树达爷孙父子三人，各自承担着“昨日、今天、明天”的指向。尽管周树达有着激扬而浪漫的青春，但那段知青岁月却是灰暗的、失落的。作为知青的他，在毛主席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号召之下，离开自己的熟悉的城市，走进农村。可以肯定的是，周树达下乡之前，肯定满怀雄心壮志。
然而，粗粝的现实逐渐消磨了他的斗志，以至于他不辞而别，逃离农村，逃避自己的责任。因此，周树达寻子觅孙的过程，不妨理解成他终于有勇气去正视自我。他不断地遇见旧友，慢慢接近被他抛弃的幽暗岁月。他努力接纳并纠正自己的过失。在周树达这条故事线上，导演放弃了丰富的颜色，选择单调的、灰暗的黑白。在这一刻，幽暗的历史与粗粝的现实纠缠在一起，进而造就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历史的错位的，现实是错位的，婚姻是错位的，爱情是错位的……《别岁》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
把陈乐身上所有的悲剧，都归罪到周树达的身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就像我们不能把周树达个人的逃避与不负责任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运动一样。诚然，大环境或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但就个体而言，大环境越是糟糕，越是要鼓起勇气去承担自我的责任与使命。这责任与使命，也许并不是国家或历史层面的，而是个体的、家庭的“小”责任，比如说照顾好孩子与妻子，让妻儿的生活不受颠沛流离之苦。因此，陈乐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就在于，尽管自己深陷现实的泥淖，他仍极尽所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就叙述层面来讲，《别岁》其实是粗粝的。导演的一些小技巧，指向与用心显然过于“昭然若揭”。比如说，陈乐与周树达接陈小康的场面，简直是“历史的重演”。王雅茹的职业身份的设定，大概不是为了揭示“底层人民抱团取暖”，而是为了增添故事的传奇性。或者，为了表示陈乐这个人物超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好坏，是否一定需要王雅茹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与功能呢？就王雅茹而言，她其实可以更出彩、更自信的。
不管怎样，我喜欢这部电影。导演以极大的野心与悲悯去理解父辈与自我，并努力地弥合历史与现实的错位。
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周树达告别沉重的昨日，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导演向我们透露人物的最终去向。因劫持人质的陈乐被判了十年。周树达最终在狱中见到自己的儿子。自闭症少年进入北京某所特殊学校，完成小学学业后，顺利进入初中。
自闭症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应拜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所赐。一般来说，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会有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严重者甚至有智力障碍。电影中的陈小乐显然有语言和社交障碍，他在课程上会时不时地发出怪叫声，严重影响到课堂的教育秩序。学校与老师不得不想办法，为陈小康争取更合适的学校与教育机会。然而，悲剧就发生于此。陈乐误以为教导主任歧视陈小康，过激之下，选择持刀劫持人质，试图为儿子争取一个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
无疑，这是一个可避免的悲剧。若是陈乐能够掌握一些自闭症相关的知识，自然不会选择如此激烈的方式去争取并未被剥夺的权益。换言之，陈乐为孩子所作出的反抗举动，事实上是无效的。他的举动就像是举着长枪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充满了悲壮与反讽色彩。但与唐吉坷德不同的是，我们看着陈乐的所作所为，嘴角所泛起并非是微微的笑意，而是苦涩与悲痛。正是因为反抗的无效，才更凸显出历史的荒谬，才更凸显现实的绝望。
二
说实在的，《别岁》并不是一部旨在关注自闭症少年成长与教育的电影，导演有着更深邃的人文与历史的关怀。自周树达至陈乐，再至陈小康，爷孙父子三代人，呈现出逐渐失语的趋势。周树达表达无碍，陈乐说话磕磕碰碰，陈小康则一言不发，这样的情节设定，大概是有所指。
作为老知青的周树达，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他是陈乐、陈小康逐渐失语之悲剧的始作俑者。他曾经不顾一切地逃离历史，并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缺位，导致了儿子陈乐成为“牺牲品”。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因此，陈小康的自闭症便像是一个巨大的“疾病的隐喻”。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彻底理解陈乐的敏感、愤怒、不甘与过激。他不想让儿子陈小康成为牺牲品，成为无知者，成为犯罪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告别昨天的一切，都是在奋力挣脱历史与现实里的因果轮回。
这里所说的“因果轮回”，并不是指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历史与现实的漩涡。周树达爷孙父子三人，各自承担着“昨日、今天、明天”的指向。尽管周树达有着激扬而浪漫的青春，但那段知青岁月却是灰暗的、失落的。作为知青的他，在毛主席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号召之下，离开自己的熟悉的城市，走进农村。可以肯定的是，周树达下乡之前，肯定满怀雄心壮志。
然而，粗粝的现实逐渐消磨了他的斗志，以至于他不辞而别，逃离农村，逃避自己的责任。因此，周树达寻子觅孙的过程，不妨理解成他终于有勇气去正视自我。他不断地遇见旧友，慢慢接近被他抛弃的幽暗岁月。他努力接纳并纠正自己的过失。在周树达这条故事线上，导演放弃了丰富的颜色，选择单调的、灰暗的黑白。在这一刻，幽暗的历史与粗粝的现实纠缠在一起，进而造就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历史的错位的，现实是错位的，婚姻是错位的，爱情是错位的……《别岁》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
把陈乐身上所有的悲剧，都归罪到周树达的身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就像我们不能把周树达个人的逃避与不负责任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运动一样。诚然，大环境或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但就个体而言，大环境越是糟糕，越是要鼓起勇气去承担自我的责任与使命。这责任与使命，也许并不是国家或历史层面的，而是个体的、家庭的“小”责任，比如说照顾好孩子与妻子，让妻儿的生活不受颠沛流离之苦。因此，陈乐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就在于，尽管自己深陷现实的泥淖，他仍极尽所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就叙述层面来讲，《别岁》其实是粗粝的。导演的一些小技巧，指向与用心显然过于“昭然若揭”。比如说，陈乐与周树达接陈小康的场面，简直是“历史的重演”。王雅茹的职业身份的设定，大概不是为了揭示“底层人民抱团取暖”，而是为了增添故事的传奇性。或者，为了表示陈乐这个人物超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好坏，是否一定需要王雅茹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与功能呢？就王雅茹而言，她其实可以更出彩、更自信的。
不管怎样，我喜欢这部电影。导演以极大的野心与悲悯去理解父辈与自我，并努力地弥合历史与现实的错位。
一个好友在微博上搞了个调研：一个3-10岁的男孩子，心中的英雄是谁？这条微博被转发评论了几百次，答案多是美国队长、钢铁侠、雷神、孙悟空之类的。有一个答案让人颇感意外：我爸。
仔细想想，一个男人，在另一个男孩的童年里，一直扮演着强悍、聪明、无所不能的形象。他提供生活所需、人身保护，让人可以依赖，又有令人敬畏的威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
然而，我一直觉得，父子关系是全天下最尴尬的关系。
自然规律使然，父亲总会变老，儿子总会长大。英雄的光芒总会渐渐褪去。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你发现原本可以仰仗的一切，终究都会变得绵软无力。
此时，恰恰是你要成为另一个孩子的英雄的时刻。
不管是否情愿，这种角色更迭不可避免。只是，有人悄然退场，有人勉力担当。
就像《别岁》里的周树达和陈乐。
姓氏原本是承继父子关系的最直接纽带，而周姓与陈姓之差，则意味着周树达的完全撤出和陈乐的彻底放弃。陈乐是淡然的，即便是生活最窘困的时候，他也不曾想过向移居北京的父亲求援。周树达则是尴尬的，他甚至无法向公安机关证明自己和陈乐之间的父子关系。让我好奇的是，周树达在派出所的勃然大怒，究竟是质疑对方在故意刁难，还是因为内心的虚弱不堪。毕竟，当年他的出走，是父子间疏远与隔阂的起源。
更让我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男人抛妻弃子，追求全新的生活？
个人选择往往离不开所处时代的推波助澜。张琪东导演也试图在《别岁》中阐明这一事实。身为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南方小城的周树达在当地已经娶妻生子。然而，面对返城大潮，面对重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选择了抛弃现有的生活，独自离开。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相信周树达一定会有辗转反侧、痛悔自责的时刻。他不是不爱，而是只爱自己。他可能会猜想儿子长大后的模样，但是他不会想到，在他离开的那一刻，陈乐心中的英雄已然坍塌了。
悲剧往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经历了父爱缺失的童年后，陈乐也到了扮演英雄的时刻。片中暗示陈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结束了牢狱生涯后，他面对的是已经改嫁的妻子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同样，他在这八年里，也是一个消失的父亲。而他的选择，是救赎。
陈乐对小康的爱是深沉的，毫无保留的，热烈到近乎偏执。他甚至不肯承认小康真的有病。在影片中，陈乐是一个卑微到极致的汽车修理工，口吃的他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即便是面对发小，他仍然是胆怯又尴尬的。能让他暴怒的，只有别人指出小康的病情的时候，哪怕对方是出于好意。陈乐固执地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去弥补对小康的亏欠。即使这种方式始于一个他不肯接受的事实：小康的确是自闭症患者，终于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结果：让小康接受普通教育。
这是陈乐的心魔，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为此，他不惜劫持了校长，试图用一种更加愚蠢的方式来了却自己的心愿。
是的，愚蠢。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最后的选择。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唯一的反抗。
然而，这是爱。
陈乐的自毁促成了周树达在多年后的回归。三代人，两对父子，在如此悲惨的局面下再度纠结在一起。我曾经质疑导演，为什么不让周树达和陈乐有当面对质的戏份。其实，即使父子相见，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且不说陈乐已经陷入昏迷，即使神智清醒，他想做的一定是恳求父亲能够照顾小康。至于那些伤痛，那些艰辛，那些孤独，那些用幻想也无法填补的空白，既不必提起，更无从挽回。陈乐想赎罪，周树达又何尝不是？一别经年，岁岁不安。千言万语，都不如一双伸出来的手。
小康终于用一句“爸爸”和沉睡的父亲告别。周树达开着那辆破车，在漫天鞭炮声中带着陌生的孙子离开了一座城市、一段回忆，一场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弥合的父子缘分。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好在导演留下了些许希望。辞旧，别岁，那么，春天不会远了吧？
转载自雷米
仔细想想，一个男人，在另一个男孩的童年里，一直扮演着强悍、聪明、无所不能的形象。他提供生活所需、人身保护，让人可以依赖，又有令人敬畏的威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
然而，我一直觉得，父子关系是全天下最尴尬的关系。
自然规律使然，父亲总会变老，儿子总会长大。英雄的光芒总会渐渐褪去。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你发现原本可以仰仗的一切，终究都会变得绵软无力。
此时，恰恰是你要成为另一个孩子的英雄的时刻。
不管是否情愿，这种角色更迭不可避免。只是，有人悄然退场，有人勉力担当。
就像《别岁》里的周树达和陈乐。
姓氏原本是承继父子关系的最直接纽带，而周姓与陈姓之差，则意味着周树达的完全撤出和陈乐的彻底放弃。陈乐是淡然的，即便是生活最窘困的时候，他也不曾想过向移居北京的父亲求援。周树达则是尴尬的，他甚至无法向公安机关证明自己和陈乐之间的父子关系。让我好奇的是，周树达在派出所的勃然大怒，究竟是质疑对方在故意刁难，还是因为内心的虚弱不堪。毕竟，当年他的出走，是父子间疏远与隔阂的起源。
更让我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男人抛妻弃子，追求全新的生活？
个人选择往往离不开所处时代的推波助澜。张琪东导演也试图在《别岁》中阐明这一事实。身为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南方小城的周树达在当地已经娶妻生子。然而，面对返城大潮，面对重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选择了抛弃现有的生活，独自离开。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相信周树达一定会有辗转反侧、痛悔自责的时刻。他不是不爱，而是只爱自己。他可能会猜想儿子长大后的模样，但是他不会想到，在他离开的那一刻，陈乐心中的英雄已然坍塌了。
悲剧往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经历了父爱缺失的童年后，陈乐也到了扮演英雄的时刻。片中暗示陈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结束了牢狱生涯后，他面对的是已经改嫁的妻子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同样，他在这八年里，也是一个消失的父亲。而他的选择，是救赎。
陈乐对小康的爱是深沉的，毫无保留的，热烈到近乎偏执。他甚至不肯承认小康真的有病。在影片中，陈乐是一个卑微到极致的汽车修理工，口吃的他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即便是面对发小，他仍然是胆怯又尴尬的。能让他暴怒的，只有别人指出小康的病情的时候，哪怕对方是出于好意。陈乐固执地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去弥补对小康的亏欠。即使这种方式始于一个他不肯接受的事实：小康的确是自闭症患者，终于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结果：让小康接受普通教育。
这是陈乐的心魔，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为此，他不惜劫持了校长，试图用一种更加愚蠢的方式来了却自己的心愿。
是的，愚蠢。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最后的选择。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唯一的反抗。
然而，这是爱。
陈乐的自毁促成了周树达在多年后的回归。三代人，两对父子，在如此悲惨的局面下再度纠结在一起。我曾经质疑导演，为什么不让周树达和陈乐有当面对质的戏份。其实，即使父子相见，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且不说陈乐已经陷入昏迷，即使神智清醒，他想做的一定是恳求父亲能够照顾小康。至于那些伤痛，那些艰辛，那些孤独，那些用幻想也无法填补的空白，既不必提起，更无从挽回。陈乐想赎罪，周树达又何尝不是？一别经年，岁岁不安。千言万语，都不如一双伸出来的手。
小康终于用一句“爸爸”和沉睡的父亲告别。周树达开着那辆破车，在漫天鞭炮声中带着陌生的孙子离开了一座城市、一段回忆，一场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弥合的父子缘分。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好在导演留下了些许希望。辞旧，别岁，那么，春天不会远了吧？
转载自雷米
昨天有幸提前观影了张琪东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别岁》，感受如下：
1.电影用双线叙事方式，一条线讲述70岁的老知青周树达在春节前夕，接到来自当年下乡支援建设的城市的电话，通知他处理因绑架而遭警察枪击的亲生儿子的后事；另一条线讲述周的儿子陈乐（随母姓）因故意伤人被关八年后刚出狱，遭遇妻子改嫁，并丢给他一个八岁却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父子相依为命讨生活，终因一系列遭遇纠葛再次为儿子求学一事而绑架校主任终遭枪击。两条时空线交错而叙，色彩为别。陈乐那条线色彩明朗，看似象征出狱后的新生，周树达那条线色彩灰暗，收拾残局般压抑无望。最后时空衔接，新生走向无望。
2.两对父子，爷孙同堂，却是三个孤儿。这是我看完电影后的第一感受。先说第一个孤儿，陈小康。小康不满一岁时，父亲陈乐便因故意伤人而入狱八年。从此跟随唱戏的母亲肖娟为生。而母亲肖娟面对这个自闭不言的儿子，想来也无暇照顾，甚至视为累赘。这点从那句建议陈乐没时间带就把小康送日托班或特殊学校可以推测出。身在学校的小康，时常因为罹患自闭症而与同学老师格格不入，课堂上的异常表现，也被老师视为智障，希望他能转到特殊学校从眼前消失滚蛋。想来他经常遭到同学嘲笑，甚至老师冷暴力式煽动孤立。对年幼的小康来讲，无论是八年前父亲的入狱消失，还是八年后自己被母亲甩锅般踢给父亲，抑或是平时在学校所遭遇的嘲笑和嫌弃，都是一次次的被抛弃。对这个世界来讲，小康就是一个大家避之不及的麻烦。所幸的是，出狱后的陈乐，在别人一次次称小康为智障时挺身而出，不惜大打出手。此时，对这个父亲来讲，小康就是整个世界。
3.第二个孤儿，龚格尔所饰演的陈乐。陈乐四岁时，便被父亲周树达抛弃，母亲早逝，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当年父子分离的情景，按照周树达所描述“他就那么看着我，不哭，也不闹，好像从不认识我一样。”在这一刻，在陈乐心里，一如后来他在影片里几次跟强调的“我从小就没父亲”。然后，孤儿陈乐在少年时期因故意伤人而入狱八年。这八年，对陈乐来讲，又是一次被抛弃。出狱后的陈乐，在好友长明帮助下找到一份修理厂的工作，多年与社会脱节，即使是老板的示好相处，也让陈乐拙于应付，更难让他在同事江湖圆滑应对平安无事。
为儿子小康求学一事，陈乐疲于奔命学校老师和主任之间，却次次碰壁遭到拒绝。更因老师歧视儿子为智障而恼怒不已。灰暗的新生里，唯一的亮色是好友长明的不弃与性工作者王雅茹的爱情。多年的监狱生活，陈乐已经被贴上不正常或者异类的标签。我相信他虽然嘴上次次说小康只是不爱说话并非不正常，但其实心里明白小康确实患有自闭症。之所以他偏执般想让儿子进入普通学校求学，拒绝送入特殊学校，潜意识里是想让小康获得正常人的身份，也是让自己获得正常人的身份，避免儿子像自己当年一样，被这世界抛弃。
不幸的是，这世界的回应只有拒绝。最终，被一再拒绝的陈乐精神崩溃，对这个世界予以反击，绑架了主任，换来一声枪响。
4.第三个孤儿，周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周树达跟当年千万知青一样，响应毛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千万知青来讲，其实这是一次被自己所崇拜信仰的对象的抛弃。表面上看起来是大有作为，其实只是一次残酷的卸磨杀驴。当明白这个真相时，年轻的周一腔热血被现实击溃，终于成为后来知情返城大潮中的一员。跟很多知青一样，周在下乡当地与姑娘恋爱生子，面对返城选择抛妻弃子，并重新建立家庭，使得陈乐成为孤儿。
影片开始提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想必是主创的有心隐喻，读过这本小说就知道，讲的就是家国父子悲剧。
毛抛弃周，周抛弃陈，陈抛弃康，康自闭于世界，估计连毛是谁都不知道，也算是一种抛弃，因果循环，完美闭环。一国三代，一家三口，无一不孤。
5.写到这里，想起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三十多年前，邓老先生大开国门，拒绝继续与世隔绝，融于世界，并与美国交好，在其帮助下入世贸，承诺按照游戏规则大家一起玩。很不幸的是，三十多年后，我们因不守规则屡遭嫌弃，及至今日中美交恶。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拒绝普世价值的唯一大国，又何尝不是这世界的孤儿？更不幸的是，作为十四亿孤儿之一，你还没得选。三十年前对中国来讲，是一次新生；希望别像《别岁》里的陈乐一样，从新生走向无望，换来一声枪响。
1.电影用双线叙事方式，一条线讲述70岁的老知青周树达在春节前夕，接到来自当年下乡支援建设的城市的电话，通知他处理因绑架而遭警察枪击的亲生儿子的后事；另一条线讲述周的儿子陈乐（随母姓）因故意伤人被关八年后刚出狱，遭遇妻子改嫁，并丢给他一个八岁却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父子相依为命讨生活，终因一系列遭遇纠葛再次为儿子求学一事而绑架校主任终遭枪击。两条时空线交错而叙，色彩为别。陈乐那条线色彩明朗，看似象征出狱后的新生，周树达那条线色彩灰暗，收拾残局般压抑无望。最后时空衔接，新生走向无望。
2.两对父子，爷孙同堂，却是三个孤儿。这是我看完电影后的第一感受。先说第一个孤儿，陈小康。小康不满一岁时，父亲陈乐便因故意伤人而入狱八年。从此跟随唱戏的母亲肖娟为生。而母亲肖娟面对这个自闭不言的儿子，想来也无暇照顾，甚至视为累赘。这点从那句建议陈乐没时间带就把小康送日托班或特殊学校可以推测出。身在学校的小康，时常因为罹患自闭症而与同学老师格格不入，课堂上的异常表现，也被老师视为智障，希望他能转到特殊学校从眼前消失滚蛋。想来他经常遭到同学嘲笑，甚至老师冷暴力式煽动孤立。对年幼的小康来讲，无论是八年前父亲的入狱消失，还是八年后自己被母亲甩锅般踢给父亲，抑或是平时在学校所遭遇的嘲笑和嫌弃，都是一次次的被抛弃。对这个世界来讲，小康就是一个大家避之不及的麻烦。所幸的是，出狱后的陈乐，在别人一次次称小康为智障时挺身而出，不惜大打出手。此时，对这个父亲来讲，小康就是整个世界。
3.第二个孤儿，龚格尔所饰演的陈乐。陈乐四岁时，便被父亲周树达抛弃，母亲早逝，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当年父子分离的情景，按照周树达所描述“他就那么看着我，不哭，也不闹，好像从不认识我一样。”在这一刻，在陈乐心里，一如后来他在影片里几次跟强调的“我从小就没父亲”。然后，孤儿陈乐在少年时期因故意伤人而入狱八年。这八年，对陈乐来讲，又是一次被抛弃。出狱后的陈乐，在好友长明帮助下找到一份修理厂的工作，多年与社会脱节，即使是老板的示好相处，也让陈乐拙于应付，更难让他在同事江湖圆滑应对平安无事。
为儿子小康求学一事，陈乐疲于奔命学校老师和主任之间，却次次碰壁遭到拒绝。更因老师歧视儿子为智障而恼怒不已。灰暗的新生里，唯一的亮色是好友长明的不弃与性工作者王雅茹的爱情。多年的监狱生活，陈乐已经被贴上不正常或者异类的标签。我相信他虽然嘴上次次说小康只是不爱说话并非不正常，但其实心里明白小康确实患有自闭症。之所以他偏执般想让儿子进入普通学校求学，拒绝送入特殊学校，潜意识里是想让小康获得正常人的身份，也是让自己获得正常人的身份，避免儿子像自己当年一样，被这世界抛弃。
不幸的是，这世界的回应只有拒绝。最终，被一再拒绝的陈乐精神崩溃，对这个世界予以反击，绑架了主任，换来一声枪响。
4.第三个孤儿，周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周树达跟当年千万知青一样，响应毛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千万知青来讲，其实这是一次被自己所崇拜信仰的对象的抛弃。表面上看起来是大有作为，其实只是一次残酷的卸磨杀驴。当明白这个真相时，年轻的周一腔热血被现实击溃，终于成为后来知情返城大潮中的一员。跟很多知青一样，周在下乡当地与姑娘恋爱生子，面对返城选择抛妻弃子，并重新建立家庭，使得陈乐成为孤儿。
影片开始提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想必是主创的有心隐喻，读过这本小说就知道，讲的就是家国父子悲剧。
毛抛弃周，周抛弃陈，陈抛弃康，康自闭于世界，估计连毛是谁都不知道，也算是一种抛弃，因果循环，完美闭环。一国三代，一家三口，无一不孤。
5.写到这里，想起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三十多年前，邓老先生大开国门，拒绝继续与世隔绝，融于世界，并与美国交好，在其帮助下入世贸，承诺按照游戏规则大家一起玩。很不幸的是，三十多年后，我们因不守规则屡遭嫌弃，及至今日中美交恶。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拒绝普世价值的唯一大国，又何尝不是这世界的孤儿？更不幸的是，作为十四亿孤儿之一，你还没得选。三十年前对中国来讲，是一次新生；希望别像《别岁》里的陈乐一样，从新生走向无望，换来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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