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 罗福兴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9-12(广东时代美术馆)
片长: 125分钟
又名: 杀马特，我爱你 / Sha Ma Te I Love You / We Were Smart
原创 鱼叔 独立鱼电影
说起2008年，你能想到什么？北京奥运，汶川大地震，南方雪灾。
金融危机，三鹿奶粉，「艳照门」。
那一年，国人经历了太多大事件。
上到社会时事，下到娱乐八卦，都深深刻进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那时，微博还没开始内测，苹果手机还未进入中国市场。
仅仅12年之隔，时代巨变已经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不过，今天鱼叔不是来怀旧的。
我想讲一群人。
他们同样在2008年爆红，却在下一个十年淡出大众视野。
重要，也不重要。
但每个互联网冲浪能手，都①萣听説簻他們de大名——
杀马特。
熟练化用火星文，拉帮结派建家族。
这群社会异类，一度被大众所鄙夷不齿。
但最近，竟然有一位导演把他们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
鱼叔抱着猎奇的心态看完，却深受震撼——
《杀马特我爱你》
豆瓣8.7分，但仅有600多人看过。
2005年的《淹没》，记录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奉节老县城搬迁毁灭的过程。
相同的题材，贾樟柯拍出的《三峡好人》勇夺金狮大奖。
而这部很少人注意到的纪录片，同样令人深思。
对准了新农村建设初期，一个西部村庄最本真的日常。
但选择了一个精准、充满争议的切入点——杀马特。
他们经历了07、08年的辉煌，又在随后的网络围剿中黯然退出江湖。
当中的许多人，都不再以杀马特形象示人。
如今看来和普通乡镇打工人没有太大的不同。
《杀马特我爱你》更像是一部「往回看」的纪录片，试图从亲历者的讲述中解开一些疑惑：
他们如何成为杀马特，为什么成为杀马特？
这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该摘下有色眼镜，重新认识杀马特了。
很多杀马特都是早早辍学出来打工。
别的孩子还在读书，他们却已经在厂里搬砖。
在他们心里，进「大厂」很麻烦，因为要做各项身体检查。
如果查出「手弯」之类的问题，就说明对干活有限制。
在追星女孩口中，是选秀偶像的聚集地。
但杀马特提到的「大厂」，是真正的大型工厂车间。
要打沙，要走流水线，要拼装各种小零件。
手要快，不能停。
天没亮，就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
经常是站着都会睡着。
被尊为杀马特家族「教父」的罗福兴，一针见血地指出：
「感觉就像活在一个牢笼里，外面的生活什么也不知道。」
这群内心躁动的小镇青年，下班后相聚在一款风靡大江南北的韩国游戏——劲舞团。
游戏角色造型华丽（土味），还能组建公会和自己的家族。
正是这款游戏，给了杀马特最初的灵感。
在二刺螈原型的冲击下，杀马特诞生了。
别看他们的造型浮夸充满塑料感，其实也颇有讲究。
就拿发型举例，发根发中发尾，角度多高、多飘、多偏，全都有说法。
染的颜色，饱和度一定要高，才够乍眼。
对他们来说，玩杀马特更像是一种发泄，来抵抗现实生活的枯燥平庸。
你看，杀马特群体最鲜明的印记就是两个字——
反叛。
但具体到每个人，对于「为什么成为杀马特」都有着自己的回答。
有的人，想要获得关注，吸引别人的目光。
有的人，想法很简单，就觉得这样更容易找到女朋友。
他们真的想通过杀马特表达某种主张吗？也未必。
那一刻，他们因为杀马特而快乐，暂时地逃离了机器轰鸣的大厂。
这就足够了。
赤橙黄绿青蓝紫，本身不过是平凡人生的一段变奏。
对于这些连义务教育都没能完成的年轻人来说，「杀马特」是仅有的让他们人生变得不一样的途径。
据受访者回忆，工厂一条流水线上有七八个杀马特都是常事。
广东、浙江、福建很多工业区里面，满街的杀马特。
大大小小的杀马特家族异军突起，形成了一片非主流江湖。
火星文、QQ秀、花字照片，是他们的虚拟化身。
这样惊世骇俗的形象，不求上进的精神面貌，自然难以被大众真正接纳。
随着贴吧、论坛生态繁荣，第一波键盘侠浮出水面。
杀马特便成了互联网口诛笔伐的对象。
对杀马特的抵触情绪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甚至导致了暴力事件发生。
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害怕表现得另类，招来异样的眼光。
杀马特的时代，就在这样一场线上线下的联合围剿中，宣告终结。
至今，很多曾经的杀马特对主流社会仍然心怀恐惧。
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导演李一凡遇到了不少困难。
首先就是，找不到杀马特人在哪儿。
李一凡说，他第一次看到杀马特的时候非常兴奋。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朋克了。
网络上，现实中，庞大的杀马特群体仿佛突然销声匿迹了一样。
大概四五年后，他才在深圳找到了第一个杀马特。
他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两人根本沟通不来。
罗福兴不愿意和李一凡谈，因为他不了解李一凡，也不知道这个导演到底想要拍什么。
这些年来，杀马特受到的几乎全是嘲弄，他也唯恐自己被拍成一个小丑。
而美院教授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
它应该是一种文化抵抗，是对消费社会的控诉和不满。
这种解读，完全是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
可以看到，两个人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个人立场，都有巨大的差异。
因此，刚开始的沟通很是尴尬。
但罗福兴一开口，讲的就是「家族」里怎么温暖，父母如何，打游戏如何......
两人聊得完全不搭界，但好在愿意去互相迁就，就这么熟络了起来。
2017年，李一凡拿到了一些资金，纪录片正式开拍。
但又遇到了第三个问题——
大部分杀马特，都不愿意见人。
一来是对陌生人小心谨慎，二来是很多杀马特都在工厂干活儿。
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就只能休息一两天，基本只有晚上10点以后才有一点个人时间。
为了拍摄，李一凡跑到东莞的石排镇住了几个月。
石排曾经是杀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现在每逢十一长假仍然会举行一些聚会。
在这里，李一凡拍下来整部纪录片最重要的场景。
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
杀马特为什么会成为杀马特？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杀马特都来自于不发达的乡镇农村。
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
和家人缺少联系，背井离乡在外，认同感和存在感都非常缺失。
因此成为杀马特，就是他们找到自我存在感的方式。
这么做，既能震慑外人，也能帮助他们吸引到同类。
听起来有点像小孩子故意做出出格的举动，博得父母的关注。
这也许是长期留守带来的一种心理映射。
据李一凡的亲身感受，许多在工厂做工的杀马特都患有抑郁症。
一天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工厂工作下，很多工人都不堪承受。
还记得2010年的富士康，13连跳，年纪最小的工人仅仅只有18岁。
于是，杀马特就成为一些人另类的自我治愈方式。
它能实实在在地带来快乐，换言之，它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能。
最后一种原因可能会令很多人意想不到，但却最实际——
杀马特也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方式。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男女比例已经达到104.9:100。
对于流水线上的男工人来说，娶媳妇是件难事。
但偏偏，这也是他们自己和家人最在意的大事。
所以，杀马特打扮得「时尚」一点，还有吸引女工的作用。
网上有一些观点，把杀马特包装成了主流文化的反抗者。
认为他们就像欧美的朋克一样，是一种先锋反叛的亚文化。
但鱼叔觉得，这样的解读显得太精英主义。
纪录片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杀马特之所以成为杀马特，是出于一些再实际不过的原因。
他们渴望得到关注，渴望在贫乏的生活里找到一些娱乐。
想必其中多数人，都从来没有想过何为主流文化，更不必谈反抗。
身在落后地区、没接受过多少教育的他们，和城市年轻人的审美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我们眼中显得廉价媚俗的装扮，对他们来说就是时髦新潮。
这是一个有些辛酸，但不得不去接受的现实。
当你看完这部纪录片再去刷微博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割裂感。
微博上的女明星娇艳欲滴，动辄一件晚礼裙十几万。
而在东莞的小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女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才拿到三四千元。
现在的明星动不动吹「豪门姐弟」「迪士尼在逃公主」人设。
这么说来，杀马特们连打扫城堡的阿姨都算不上了。
很多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比如美国大选、平权运动之类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遥远，触不可及。
成长、教育和工作环境的差异，决定了认知、审美、眼界的差异。
飞快的城市化进程、经济转型的阵痛，让杀马特们难以融入城市，也难以逃离乡村。
李一凡导演感慨道：
「很多人都以为我能拍一个特别精彩的杀马特的故事，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这些所谓「贫乏」「低俗」的东西，恰恰是无数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也许，我们不能理解，亦难以共鸣。
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尊重。
正如杀马特教父罗福兴所说：
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用杀马特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杀马特背后的压迫——被迫剪掉的杀马特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看完电影和朋友在讨论。她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我说留守儿童这个身份带有很多刻板印象，他们应该先是杀马特，再是留守儿童。
回到家，妈妈问我看了一部什么电影，我说一部拍杀马特的纪录片，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杀马特，妈妈说怪的人。我追问，你说杀马特都是什么人呢。妈妈回答，另类的非主流。我又问，那你觉得杀马特一般做什么工作。妈妈回答「追求个性，做有创造性工作的人。」爸爸回答「就跟你一样的工作！」
从父母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杀马特这个符号是很独立的，当我们提及杀马特，是没有任何城乡/阶级/经济背景指向的。尽管我们知道杀马特是一群人，但它更像一个形容词；好在这个形容词达意，完成了杀马特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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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些别的。2006-2013年左右的互联网，QQ游戏大厅和百度贴吧聚集着各个年龄段和地区的人，我能接触到这些和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并成为朋友。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就是什么样的人被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非常固定。现实中少见的，在我的网络里也看不到了。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播完，一个个工人的讲述是类似的：不到十五岁辍学打工、在工厂加班加到麻木、极尽所能令自己的头发炫酷、在杀马特聚集的溜冰场一圈圈地高速移动、在是否回去工厂挣钱的问题上踌躇……可是，《杀马特，我爱你》中，类似的人生经历背后是每一个工人在面对生活时，用头发乃至身体作出的回应乃至反抗。
这样一来，与其说《杀马特，我爱你》是一部纪录片，我更愿意视它为一部打工人头发与身体的断代史。通过观影，在现代生活中被无视、被污名化的杀马特被我们“看见”，同时让我们看见的，是工人的生命力，强大到头发的颜色和形状再夸张也掩盖不住的生命力
不能再扎两个小揪揪
从农村来到城市，离开学校辍学打工，十二岁的安晓惠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转向，她最先改变的是头发——顶着头上两个小揪揪，一同出来打工的堂姐觉得必须给她改造一下，“不要这样扎了，你这样扎厂里不要你的，你太小身份证也没有，再扎这个别人看你就特别小。”
在本应读书的年纪选择进厂，为了符合年龄要求，至少表面上不能差太远，改变发型成了对安晓惠来说最容易的办法。尽管工厂还是嫌安晓惠年纪太小，但工厂急需人手赶货，安晓惠还是成功进厂了。改变自己的身体在这一次选择中，像是奏效了，工厂成了她的容身处。反正如果遇上有关部门的检查，“把她塞到那个箱子里面就行了”。可是，更多对身体的要求与改变，在工厂生活中无处不在。
做百洁布的岗位上，工人的手每天都会被磨破，指甲都磨不见了；喷油漆的工作不出一会儿便令工人身上全是油漆，新上岗的会想吐，做时间长了皮肤又会过敏；做打孔的五金岗位打一个孔六分钱，冒着手指被机器压断的危险，工人在一开始“又慢又怕”，但慢慢意识到好多赚钱的活儿不也断手断脚么，工人对着镜头苦笑说“想开了就好这种东西”……
要迎合打工的逻辑，年纪轻轻的工人只拥有身体发肤，于是改变发型、透支身体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但不用太长时间，耳鸣、长期熬夜带来的疲惫，都成了机器和工厂对身体的反噬。
“头发给了你一个勇气”
一个月的休息不超过四天，不出几个月，工人们就能快速重复机械性动作、跟上流水线的节奏了。但是，和这种对速度的掌控同时出现的，是工人们发现生活完全失控了。老板的欺负、劳动本身对身心的折磨、工厂生活的单调与孤独……纵使工人们想拍屁股走人，但站在工厂门口，他们还是一次次“不知不觉就走进去了”。
于是，仅仅拥有身体发肤的工人选择了头发，以此来实现既微小也放肆的自由。在失去控制的生活里，工人们被工厂挤压、扼杀的生命力在头发上集中爆发——头发一个月烫一次，每天要吹了头才进厂；放假时，竖起头发去“炸街”，吸引了路人的目光，“虽然别人不是从心里关注你，但能看到你就行……就要你们看我。”
为什么玩杀马特？“头发给了你一个勇气”，这是工人们在第一次被看见后，像是得到的某种肯定。头发是杀马特拥有话语权、能够被看见的场所，然而，这种能够决定生活、被身边的人关注的感觉，无疑是他们一路成长又一路缺失的：在父母被城市吸引、自己被遗留在农村渡过童年时，在自己和父母一样决定外出打工、但千人一面的流水线作业令自己迷失时，在发现自己来到城市但仍被困于工厂、公交车银行卡通通不会用时，杀马特始终在分不到目光的边缘，他们是被落下的一群，被城乡二元结构落下，也被不合理的工厂制度落下。
用身体进行的自我表达也确实是有力量的，如果说顶着五颜六色头发进厂，是杀马特对流水线作出的个体反抗，那以拜把子、建立家族的方式互相联结，则是杀马特在被主流排挤后，以身体做出的强大自我组织。“这个家族很庞大，感觉一个人被打，全家族的人都出来帮忙，很有安全感。”“一人有钱，会请大家吃饭；一人辞工，大家都辞职。”在杀马特家族中，工人们感受到了前所谓的归属感与存在感，这是被社会结构留在农村、十几年后又被同样的社会结构推出来的工人们从未感受过的，于是改变发型、改造身体带来的勇气在“家的感觉”下强化，“哪怕别人觉得我们不正常，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是因为假发出来了吗”
杀马特们用发型和服饰寻找同路人，不断团结，构建出数个庞大、分等级的“家族”，在既有的工厂体系外另起炉灶，创造属于自己的上升空间。但另一边厢，资本社会以及网络环境正以更快的速度变化——工厂，尤其是所谓的“大厂”，对工人的管控更为苛刻，染发、打耳洞、纹身统统不允许，保留头发与赚钱糊口之间的矛盾横在了杀马特面前。
当资本进一步压榨，原本属于工人自留地的头发也被入侵了。杀马特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保留好不容易得来的用头发实现的自由，选择了工资更低、完全没有各类保险的“小厂”，以承受更不正规的劳动关系为自由的代价；而另一部分则又一次为了进厂改变发型，“第一次剪长发那一分钟心里面特别苦，感觉好像把自己的自尊丢了一样。”
不过，对杀马特群体更大的打击并非来自强大的资本，而是2010年开始，互联网上对杀马特的消费乃至攻击。段子手假扮杀马特，黑粉占领杀马特的百度贴吧，并在进入QQ群后踢人、将群解散。在长达数年的网络暴力下，杀马特之间建立起来的亲人办的联结一下子被冲散了。工人们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感觉杀马特们一夜之间消失了。
“是因为假发出来了吗？”一位前杀马特这样问，当拼尽全力在社会边缘建立的社群分崩瓦解后，他们也又一次试图从身体上找原因，回到一切改变的开始——头发。一场狂欢过后，工人们仿佛和第一天离开农村、进城打工时一样，只有身体，或者说身体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Who are Smart?
杀马特从出现到风靡，再到几乎销声匿迹，不少人回看，大概只会把它归为众多网络奇观中的一个。“杀马特”一词是英文单词smart的音，但中国的杀马特群体似乎是smart的对立面，当社会一次次嘲笑、嫌弃这班工人，拥有话语权的主流觉得smart的是自己，而这群自称smart的人，则是哗众取宠、不堪入目。
《杀马特，我爱你》的英文片名是Who are Smart，整部作品最让人震撼的地方，正是它让原以为自己比杀马特群体聪明的观众反思Who are Smart这个问题。而两个小时看下来，杀马特们面对自身的诚恳以及面对剥削制的清醒，令我自愧不如。
杀马特们深知的杀马特是非主流的、是虚幻的，但他们不耻于承认自己需要玩杀马特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连接，“玩这个也有种私心，得到一种关心，有一种关爱。因为平时如果你是正常人，肯定没有这些，谁看到一个正常人也去安慰你啊？”他们会坦言自身的伤口和脆弱，“我觉得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都有一点伤感”。
他们也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平庸，“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普工，我一辈子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空间，更高的工资也是不可能的……但在杀马特的虚幻世界里面，我可以有’贵族’的称谓，你说它是虚幻的，但是有快乐。”杀马特对资本主义制度一针见血的揭露，大概比谎称996是福报的人高出不少段位。
本片的导演李一凡在访问中有这样一句：“人什么不明白，人又不傻，人只是处在了那么一个位置上面，因为教育、出身、各种原因，他今天没有学习到某种话语方式，没有表述的机会而已。”当社会主流被出卖劳动及灵魂的打工人占据，用头发对资本社会作出反抗的杀马特比大部分人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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