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主演: Mahtab Servati / Kaveh Ahangar / Alireza Zareparast / Shahi Jila / Shaghayegh Shoorian / 更多...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伊朗 / 捷克 / 德国
语言: 波斯语
上映日期: 2020-02-28(柏林电影节)
片长: 150分钟
又名: 没有邪恶 / Sheytan vojud nadarad / Es gibt kein Böses / There Is No Evil
IMDb链接: tt11697844
今年3月，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
台下一片欢呼。
人群中，几个中东面孔相拥而泣。
众人注视下，一个戴黑色头巾的女孩登台领奖。
她是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女儿。
而此时的拉索罗夫正远在伊朗，因为政府禁令，无法来到现场。
获奖仅3天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不仅因为他违禁拍片，更因为《无邪》这部电影再次戳中了伊朗政府的痛处。
站在电影角度，《无邪》不算出色。
但它的得奖再次重申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
它不止于娱乐，不单是艺术，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药。
所以今天，必须聊它。
01
《无邪》长达两个半小时，由四部短片组成。
太长？
没关系。
你大可只看第一部短片。
不夸张地讲，它是我近年来看过的短片里最震撼的一部。
它看似波澜不惊，讲一个男人的一天。
但实际上，它用了一种不算新颖但绝对奏效的叙事策略。
前面三十多分钟，始终在积蓄能量，直到最后几秒才瞬间释放。
它有一种摧毁人心的力度。
带你看最后一根稻草落下，骆驼轰然倒地的时刻。
男人叫赫斯马特，谢顶，微胖。
他有个三口之家。
他为人老实，善良。
导演用一个经典的“救猫咪”情节，让我们快速对他产生共情。
接下来，都是日常琐事。
男人下晚班回到家，洗澡，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接老婆下班，到银行取工资，接上孩子去超市购物，回母亲家，给行动不便的母亲洗澡，一家人共进晚餐。最后回到自己家，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切就这么发生着。
没有意外，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最平常的生活。
但平常里，又有一丝不安。
那种不安隐藏在一种颜色里。
影片中的大量细节透露，男人对“绿色”格外敏感。
他会盯着路旁绿色的广告牌出神，他会看着妻子绿色的礼服发呆，他会把车停在路口，看红灯变绿又变红……
绿色，意味着什么？
直到影片的最后几秒，答案终于揭晓。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男人梳洗完毕，着装整齐，再次来到工作的地点。
那是一间狭小而封闭的房间。
东西还算齐全。
有洗漱台，挂衣架，有镜子，桌椅，桌上摆着咖啡壶、收音机，一台老旧的电视悬在天花板一角。
赫然醒目的，是正面墙上的两排指示灯。
一排红色，一排绿色。
突然，毫无征兆地，红灯亮了起来。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男人顺着小窗看了一眼里面的暗房，像是在确认什么。
短暂等待后，绿灯骤然亮起。
一切就绪。
男人的手摸向一个黑色按钮，冷冷地按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那摧毁人心的几秒。
是什么？
请原谅我保留这个悬念，待你自己去看。
我只想说，这一幕有着千钧重量。
它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同时抛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正当权力剥夺他人生命时，他能否免于良知的审判？
导演穆罕穆德·拉索罗夫的提问，掷地有声。
它虽只短短几秒，却经久不息。
02
《无邪》的主题，准而狠，关于一个敏感话题：死刑。
而且它瞄准的对象不是死刑犯，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而是一场死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行刑人。
它试图探讨的是行刑人的道德困境。
而四部短片就像桌子的四条腿，支撑着导演的表达。
它们代表了行刑人的两种态度：服从或拒绝。
其中短片1和3代表着“服从”。
1中的中年男人，做了半辈子的行刑人。
处决犯人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可他依然会感到惶恐。
那惶恐就体现在每一次“绿色”出现的时刻。
绿色，原本代表着健康、安全。
但对他来说却是一道残酷的命令，命令他果断下手，置人死地。
于是绿色成了他的梦魇。
短片3的主角，是个刚服兵役的年轻人。
他被派去做行刑人。
这也是伊朗军队的惯例，新兵蛋子轮流当值。
而“福利”是：做一次，放三天假。
男孩想念女友，处决了犯人，却不想这一决定，彻底毁掉了他的生活。
服从，是容易的选择。
特别是服从于“命令”，服从于“上级”，服从于“职业要求”。
正如《杀戮的艰难》这本书揭露的：所有行刑人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工具化”，以寻求心理安慰。
“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
这样似乎可以心安理得。
但现实却极其残忍。
它总在心安理得的间隙，插进一把把无声的刀，瞬间戳穿你的所有自欺。
那么，拒绝会好一点吗？
短片2和4给出了答案。
其中，短片2是四部短片中最像类型片的。
它讲述的是一个拒绝行刑的士兵成功越狱的故事。
把这部短片拆成两半看，也很有意思。
前半段是一场思想交锋。
宿舍里，士兵们就“死刑”展开争论：
“你是士兵，不管上面怎么说，你都要照办。”
“这是你的职责，你别无选择。”
“你下不去手，我们就能吗？你以为我们是天生的杀手吗？”
后半段则是一场真实越狱。
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
死刑犯走出来，主角与他沉默对视。
那一刻我们明白，在面对真实的杀戮时，哪怕举着无比正义的旗帜，也终会手软。
于是主角抢过看守的枪，闯过重重阻碍，成功逃离。
这前后两半，刚好是两重困境。
一重“心理”，一重“现实”，加起来，共同构成“拒绝”所要面临的挑战。
最终，女友开车接上主角，两人消失在夜色里。
《Bella Ciao》激昂的歌声不停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那也是全片唯一令人欣慰的时刻。
但你以为，结局会好吗？
并不会。
在短片4中，我们将看到更遥远的结局。
一位老人，因为年轻时拒绝做刽子手，一辈子隐姓埋名，住在偏僻乡村。
他怕牵连女儿，于是将女儿寄养，直到临死，才肯相认。
这或许才是短片2真正的结局。
越狱之后，是更大的监狱。
不信你听，《Bella Ciao》的乐声再次响起，只不过是以悲伤的语调。
无论怎么选，无论服从或拒绝，都是悲剧。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不是“选择”的错，而是置人于两难境地的规则出了问题。
这才是导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那便是，死刑。
03
从这个角度讲，《无邪》其实很像一部关于“废死”的公益宣传片。
它通过呈现“死刑”造成的种种活人的悲剧，唤起人们对于刑法本身的反思。
可是，受害者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此疑问。
影片展示了行刑人的困境，这个我们理解，可它回避了受害者的损失，这是不是一种避重就轻或有意误导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它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影片的软肋。
但我想说，这恰恰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而且，正是这种选择使得影片在“废死”这一议题上，具备了更有力的表达。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涉及到“废死”的理由。
关于“废死”，常见理由有这么几种。
有算伦理账的。
以正义之名杀人，能实现正义吗？
有算概率账的。
出了冤案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冤案也无法昭雪，岂不是二次杀人？
还有算效果账的。
死刑能威慑犯罪吗？
很难。
你想，对于那些蓄意杀人者，铁了心要作案的，你威慑不了。
而对于那些冲动杀人者，也威慑不了，因为人在冲动时是丧失理性的。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但又都没找准要害。
因为说来说去，它们终究会败给一句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天下还有比这更正义的事儿吗？
没了。
所以哪还有那么多说的，该杀就得杀。
而《无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跳开了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
它关注的是“行刑人”。
这是些什么人？
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这些人朴素、善良，却被迫坐上了刽子手的位置。
影片透过这些螺丝钉，透过他们的挣扎和遭遇，实际让我们隐隐看到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威胁。
那便是藏在后面的那一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
这台垄断了暴力的机器，一旦失控，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它可能将无辜之人送上绞刑架。
它可能让那些拒绝行刑的人坐上电椅。
它更可能，像短片3所揭露的那样：将一个正直而受爱戴的人处死，只因他的言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
于是我们明白，废除死刑的真正意义无关其他，只关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也不光是死刑，实际整个刑法都建立于此。
有人说，不对吧。
刑法的存在，不是为了保证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吗？
是的。
但这只是衍生出的效果。
试想，假如没有刑法，就不能实施保护了吗？
也是可以的。
极端点说，只要把坏人都抓起来，通通枪毙，也能达到效果。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生存的权利让渡出去，将所有人都置于可能的危险境地。
所以，要有刑法，要有正当程序，要有量刑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免其作恶。
正是从这个角度，《无邪》完成了关于“废死”的有力论证。
其实“无邪”的翻译并不准确。
英文名，显然更好：There is no evil——没有邪恶。
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没有。
至少影片里没有出现。
那可能的“邪恶”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虎视眈眈。
而影片兜兜转转，画了个圆，将那个潜在的“邪恶”狠狠地圈入靶心。
04
《无邪》不是导演拉索罗夫第一次冒犯伊朗政府。
早在11年前，2009年，他因拍摄《白草地》暗喻社会问题，被伊朗政府下达禁令，20年不准拍片。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拉索罗夫表达的冲动。
而且锋利程度丝毫不减，每一部都直指伊朗社会的弊病。
2011年，《再见》，关于维权律师的抗争。
2013年，《手稿不会燃烧》，关于政府暗杀知识分子事件。
2017年，《谎言》，关于底层工人对抗强权。
期间他辗转德国，回国后护照被扣。
可拉索罗夫始终没有停止创作。
这次拍摄《无邪》，同样冒了极大的风险。
为绕过政府的审查，他将影片拆分成四部短片，并交由不同制作人送审。
拍摄时为掩人耳目，他只拍室内戏和边远的乡村戏，而城市中的室外戏一律交予助理导演拍摄。
接受采访时，拉索罗夫说道：“我的电影在伊朗并不存在。”
他在用“隐形”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创作。
正如《无邪》中的那句对白：“你的力量，来自于‘说不’。”
对无理要求说不，对奴役说不，对傲慢的强权说不。
拉索罗夫说，他的下一部电影正在酝酿中。
没有人能让他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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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写不一样的深度影评。
回想2015年的第65届柏林电影节，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凭借《出租车》获得了金熊奖，
却因为被伊朗政府软禁而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和记者发布会，只得由妻子和侄女代领奖项。
五年过后，这一幕在2月柏林国际电影节重现，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凭借新作《无邪》摘得金熊奖，
且同样因为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而无法到场，最后是他的女儿Baran Rasoulof替代父亲捧起了金熊奖杯。
加上这部《无邪》，拉索罗夫的“诽谤当局之作”也算凑足了份量。
早在2011年，拉索罗夫就已因为《再见》而被判处6年监禁以及为期20年的禁拍令，但这并未影响其继续创作的步伐，接下来的《手稿不会燃烧》依然延续了气味浓烈的政治性。
但在2017年，拉索罗夫凭借《谎言》获得了第70届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大奖，影片仍然意在批判伊朗政府，这致使他在回到伊朗之后被当局吊销了护照，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从《谎言》到《无邪》这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拉索罗夫面临着严苛的审查机构以及其它不可言说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事只有写作，导演找到了一个比较刺激的解决方案，他化名成其它作者，把写下的剧本送到审查机构，于是有很多并没有署名拉索罗夫的作品不仅合法投入制作，甚至已经上映。
这种与审查制度周旋的“小聪明”非常实用，也是《无邪》能够拍摄出来的关键。
《无邪》是由四部内核相同的短片拼接而成的长片作品，于是他们登记了四部电影制作人的四部短片作品，而这些人刚好都是《无邪》的助理导演，也正因为伊朗政府不太重视短片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审核很快通过。
但拍摄过程却并不容易，拉索罗夫是不被允许在公共场所工作的，但四个故事却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意味着《无邪》需要更多“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电影人参与完成。
几乎是可预见的，这个项目本身具有连坐的危险，《无邪》近乎一个把枪口怼在伊朗政府脸上的抗议口号，
它所探讨的死刑话题直接挂钩伊朗自1988年大清洗以来“处决政治犯”的血腥浪潮，即便是在今天，仍有许多“政治犯”在遭遇不公正审判之后被残忍处决。
毫无疑问，《无邪》就是在挑战禁忌中的禁忌。
尽管如此，仍有演员带着热情参与进来，他们毫不畏惧地扮演角色，并愿意在影片中露脸，对拉索罗夫来说，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已然等同于曝光自己的立场，只有敢对审查制度说不的人，只有不认同死刑制度的人，才会有胆量加入《无邪》。
《无邪》围绕着同一主题串联了四个非常独立的故事，其中的四个男主角都曾是服役军人，在伊朗，服兵役是义务，为期两年，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完成政府强制施加的所有任务，唯一的宗旨是“服从”。
讽刺的是，这两年兵役刚好处在年轻人思想的塑造期，这段时间里接受了怎样的思想将决定他们如何理解自由意志和强权之下的公平正义。
《无邪》的每个小故事都有一个很别致的标题，它们分别是「无邪」「她说：你能做到的」「生日」和「吻我」，纵观四个故事，这些角色均因执行“处决犯人”而陷入了泥沼一般的道德困境。
第一个故事聚焦了普通的伊朗家庭，他们是工作稳定的夫妻和聪明调皮的女儿，夫妻俩的日常是工作、领薪水、还贷款、照顾老人和养育孩子，总之是日复一日的琐碎，
但正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家庭反衬出了结尾的残酷，因为男主人的工作是一个操纵按钮，从“犯人”脚下撤走矮凳的现代刽子手，他与犯人隔着墙板，就像用吊车处理垃圾的工人。
拉索罗夫曾说“这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牢笼，一种恶性循环。”
但作为需要稳定生活和供养家庭的一份子，他毫不犹豫地成为了伊朗政府的一枚齿轮，他不会调动属于自己的道德感，只把“执刑行为”换算成工作和薪水。
在第二个故事中，一个士兵被强行安排了“处决犯人”的任务，他在宿舍里软弱退缩，因为不敢杀人而哭哭啼啼，随后他和舍友对法律正当性展开辩论，比如作为一个刽子手，亲手杀死一个罪不致死的犯人到底是履行职责还是成为了罪恶的同谋。
不过故事很快从冗长的辩论转移到充满张力的“逃狱情节”，为了不杀人，他持枪威胁警察冲破了监狱的层层封禁，并与在外面等待他的女友驱车开往城市最边缘。
第三个故事追随了一个趁休假探望未婚妻娜娜的士兵贾瓦德，这一天是娜娜的生日，他准备好了戒指向她求婚，却发现未婚妻一家正在悼念一个刚刚死在狱中的男人凯文，贾瓦德无法融入他们的悼念氛围，直到发现自己就是亲手为凯文行刑的警官。
贾瓦德本是一个“回避政治”并合理化极权制度的人，但在他亲证自己的行为对未婚妻一家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之后，他的世界崩塌了，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双手是否沾满鲜血。
而最后这个跨越了两代人的故事充满叹息，因为它接续着第二个故事展示了一个为了“坚守良心”而因此违反法律的人将面临着怎样的代价和悲惨生活。
这是一对自我流放的夫妇，他们无法生活在城市，这次他们的侄女从德国来到伊朗拜访他们，而且女孩正是男主人的亲生女儿。
他的女儿在和平国度里长大，获取了天真又很完美主义的道德标准，且不必亲历需要付出代价的道德困境，但是他的父亲却仍在为当年做出的选择而承担代价，疾病、前途的葬送、与女儿分离……
其实这四个故事非常不同，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氛围、节奏和叙述方式，拉索罗夫本可以施以特定形式让四个故事在视觉和主题上更加连贯，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让每个篇章都强调一个视角，他想释放解读的多样性，并用更加无形的线索将这些片段连接在一起。
而最终所呈现的效果正是如此，这些故事像是从立体模型的不同侧面脱落下来的，所质问的对象均不相同。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说，与他过去的电影相比，《无邪》更加直接地批评了政府，因为影片直接与伊朗政府批准杀害持不同政见者有关。
但在艺术层面同样具备挑战，寓言风格根植于伊朗文化，伊朗的诗歌艺术传统让艺术家更青睐间接表达，而在拉索罗夫的早期电影中，他更乐于熟练借助隐喻性表达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进行直接对抗。
很多人认为《白草地》是他最好的电影，但拉索罗夫却展开了自我批判，他认为《白草地》这部影片中的唯美主义虽然让作品富有诗意，却代表着对暴政的接受。
他想打破这种局面，而《无邪》是个很好的证明，这部电影的反抗极其直白，它拒绝服从，立场明晰。
拉索罗夫说，他每次看到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和纳西林·索托德赫的照片，都会自问这些人到底拥有怎样的力量，才会为了理想和信念去忍受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她们本可以享受一种更为轻松的生活。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纳西林·索托德赫，她是伊朗的人权女律师以及女性平权运动的倡导者，索托德赫在2019年被正式逮捕，被判处38年监禁，并在多个场合被处以鞭刑，有些观众是知道她的，她就是曾在《出租车》里亮相的伊朗女律师和活动家。
如果将《无邪》概括成两个字，大概就是“拷问”。
极权之下，与之抗争还是臣服于它的意志？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但是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把目光对准那些消极接受被系统分配角色的人，这些人屈服于小小的谎言和虚伪，并以为无需对执行一件错误的事情负责。
纵使这是系统性的罪恶，却不代表个体可以免责，拉索罗夫认为，如若世界上存在邪恶，或者自己正生存于一种不公的制度之中，
那么如果不表明立场，就会被其腐蚀，更多的人们会把专制政权想象成一个嗜血恐怖的怪物，并认为这种政权是不能触碰的，这也是正常人的防御机制，人们会合理化自己的恐惧并最终与残酷的体制共谋，成为帮凶。
《无邪》一面挖掘出了“服从于极权”的道德负担，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尤其如此，另一面则呈现了“说不的代价”，这些人失去了许多，但也会得到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自我价值。
而回到现实，除了审查、限制和迫害，独立电影人在伊朗也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整个伊朗电影市场都被政府宣传片和低俗喜剧所垄断，这些影片有着巨额预算，而且无法真正盈利，却有无限的政府扶持。
而此时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所有电影都在伊朗被禁，但这些影片仍会通过地下DVD商贩流通，想方设法抵达观众手中，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人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拒绝方式，这或许就是《无邪》的主题。
在电影中“Bella Ciao”这首经典老歌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二个故事和第四个故事。
导演说之所以用这首歌是为了表现坚守良知的人的浪漫情怀和叛逆本性，或许一切都能回到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在她看来，遵守国家法律并不能免除责任，因为法律可能是不公正的，那么遵守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阿伦特也在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
而《无邪》便是展现了这种期待具有怎样的伟大力量。
看完后心情比较复杂，电影本身确实没有那么好，但非常能理解其所想表达的东西。
分开来看的话，最喜欢第一部分，开头就设下悬念，导演却选择将此部分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使得结尾效果突出，力道十足，其中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
第二部分尤其讽刺，设定很有意思（也可能就是现实？），前半段的对话内容非常丰富，后半段紧张且刺激。
而第三部分就垮掉了，明明是故事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故事本身也很有趣，但叙述上完全在依靠台词推进，同时没有很好的铺垫，而结尾虽然逻辑上合理，但实在是狗尾续貂，故事到晚餐时完全就可以结束了，而且效果应该会更好。
第四部分稍强了一些，但始终没能达到前两部分的水平，故事缺乏张力，反正我看的过程中直接猜到了结局。
导演似乎表达欲望太过强烈，把明明更适合藏在故事中，让观众自己发掘理解的内涵，直接拿到台面上来，借角色之口进行讨论，使得整部电影太过直白，失去了很多魅力。但同时我又非常能理解导演这种想表达的欲望，对他来说，这部电影或许也已经足够克制了。
电影里的伊朗，人民生活富足，一切看似美好，但实际上却存在太多的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存在问题，但大家都在妥协，因为没有人真正有办法能去解决问题，这和我们实在太像了。
导演似乎还在狱中，没能到场，但首映依旧留有写着他名字的座位，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确实大于电影本身。
2020年，第70届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分量最重的头奖金熊奖，由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执导的《无邪There Is No Evil》的获得。
这也是继2012年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和2015年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之后，伊朗电影在十年内第三度问鼎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
伊朗电影一贯的纪实性社会批判风格，别具一格的小人物叙事角度，含蓄内敛的镜头调度和后劲绵长的现实意义，使其在国际影坛总是拥有一席之地。
但2017年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刚刚因“诽谤国家体制”罪，被判处了终生禁止拍摄电影。
所以不免让人好奇，这次的《无邪》到底是怎样的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无邪》
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编剧: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主演:Mahtab Servati/Kaveh Ahangar/Alireza Zareparast/Shahi Jila/Shaghayegh Shoorian/更多... 类型: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伊朗 / 捷克 / 德国 语言:波斯语 上映日期:2020-02-28(柏林电影节) 片长:150分钟
01
剥夺与获取，服从还是反抗？
第一个故事，将镜头聚焦在一位普通中年男人的身上。
他领了单位刚发的配给粮，穿过两道厚厚的门，下班开车回家。
一路上，寂寂无声，昏黄的隧道，不知道在想什么的男人，干净而平缓的镜头，很伊朗。
琐碎的生活一如往常，接妻子，听她唠叨同学的事情；接孩子，带她吃想要的披萨晚餐；买东西，看望年迈的母亲。
整晚的休息过后，天亮了，起床，洗漱，开车，上班，单调却按部就班。
他来到工作单位，娴熟地泡了一杯茶，然后机械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目光呆滞。
直到听见隔壁的声响，看着面前五个交替闪烁的红绿指示灯相继熄灭后，他按下了手中的黑色按钮。
然后，画面中出现五双穿着拖鞋，参差不齐的脚，由上而下的自然垂落，在抖动、抽搐过后，隐隐地流下绵长的黑色液体。
这时人们才惊醒，原来他工作的地方，是监狱，而他的职责，就是死刑犯的执行人！
难怪，看什么都平静的他，唯独在看着商店、街头的红绿灯时，会露出那种烦躁却麻木的神情。
再联系到之前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场景，不禁让人细思极恐。那些细小而琐碎的一切支出，都需要他用一个刽子手的身份和职业来维持。
车子，房子，女人，孩子，购物，金钱，获得一切生存资源的前提，是处决掉别人的命。
第二个故事，始于一间封闭狭小的宿舍内，五个男人，围着一个看上去非常紧张的男人。
在众人激烈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原来这个年轻男人，马上要去处决死刑犯，而他是第一次。
伊朗实施两年义务兵役制度，据称，不服完兵役的人将无法拿到护照，只有两年兵役之后，才能回到自由生活，拥有一个“身份”。
所以想要拥有自由，士兵们必须服从命令。
但在伊朗的刑事法庭与革命法庭，除杀人、叛国、煽颠外，同性恋、通婚、叛教均可以作为判决死刑的事由。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应该”去死。
很显然，这个男人知晓一切，并且不愿做刽子手。
有人会如第一个故事的男主一样，麻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人会选择反抗。
是的，他选择了反抗。在执行的过程中，他抢过了战士的枪支，将战士和犯人锁在了厕所里，又逼迫守卫，成功逃出监狱。
从开始时烦躁不安的紧张情绪，到一路刺激惊险的反抗之旅，观众们跟随着这个漫长而刺激的长镜头，心都跳到了嗓子里。
当男主与女友在车上汇合，那首经典的革命歌曲《Bella Ciao老朋友再见》响起时，随音乐自由狂欢，人们不禁开始细想：
战士究竟是要无条件服从命令，还是遵循内心的良知选择逃离？而逃离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境遇？
有了前两个故事的铺垫，第三第四个故事就更好理解了。
第三个故事里，男主在执行了一次死刑后，获得了三天假期，可以去为挚爱的女友庆祝生日。
但到了女友家，却发现生日变葬礼，因为女友挚爱的启蒙老师去世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就是这位老师的处决人。
虽然他事先毫不知情，但没人能将这当作没发生过。显然，他获得了假期的自由，却永远地失去了爱情。
第四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医生，年轻时因反抗兵役不得不背井离乡。被迫把自己的女儿寄养在亲友家，以叔侄相称。
直到他得了绝症，才决定将真相告诉女儿。但可惜的是，在逃亡中失去生命的母亲，消失20多年的养育之恩，这些怨恨让女儿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可纵使这样，医生也仍旧表示无悔。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他还是会选择躲避死刑的执行任务。因为“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处决别人”。
四个故事，看似零散，却又一脉相承。
影片在平缓的节奏中铺陈信息，设置疑点，最后才揭晓答案。
这样缓慢、有序、迷惑，甚至有些吊人胃口的手法，让人在知晓真相后引发无限的深思。
以道德力量与死刑制度作为主题，追问极权政治下，个人自由究竟能有多大程度的表达？
02
终身禁拍电影的导演
无独有偶，同样无法获得完全人身自由的，除了影片中的人物，还有它的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1972年出生在伊朗，200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奔向黎明The Twilight》就拿到了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水晶神鸟奖最佳处女作奖。
2005的《浮城记 Iron Island》和2009年的《白草地The White Meadows》，更是成功走出国门，在海外赢得不俗口碑。
2011年，拉索罗夫与戛纳电影节正式结缘，凭借电影《再见伊朗Good Bye》获得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
2013自编自导的电影《手稿不会燃烧Manuscripts Don’t Burn》再次入围该单元，获得费比西奖。
2017年，他凭《谎言A Man of Integrity》第三度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并问鼎最高荣誉，获得一种关注大奖 。
但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电影大师，却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甚至以“诽谤国家体制”罪，被判处了终生禁止拍摄电影。
2017年9月，拉索罗夫从美国特柳赖德电影节回到伊朗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拘留。伊朗当局立即没收了他的护照，限制其出境。
2019年7月，伊朗法院判决他入狱一年，外加禁止出国两年，且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两年。
于是，他也只得走上了贾法·帕纳西的老路。
贾法·帕纳希 Jafar Panahi
让人没想到的是，《无邪》之后又一路复刻当年帕纳西《出租车》的轨迹。在导演本人无法到场的情况下，一举擒获大奖。
颁奖典礼上，《无邪》的出演者，拉索罗夫的女儿巴朗，代表她的父亲接过了金熊奖座。
巴朗说：“我很感动，也很高兴，同时又因为电影的创作者今晚无法来到这里而觉得很难过。”
影片的制片人卡维·法南也表示“他此刻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墙能够阻隔我们的想象力。”
03
虽有遗憾，但已实属可贵
在柏林拿下金熊奖后，《无邪》将继续代表伊朗电影冲击2021奥斯卡，并被预测为可能是继《一次别离》《推销员》后再次摘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
目前对于《无邪》的整体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
简单来说，如果它没有获得金熊这样重分量的奖，那它无疑是在有限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好作品。
但恰恰又因为它获得了如此高的殊荣，就难免在以往作品以及角逐的同类型作品中，让人觉得是“意犹未尽”"带有遗憾“的一部。
熟悉伊朗电影的人都知道，伊朗电影有很多共同之处，用简洁质朴的语言，单纯细腻的故事，通过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伊朗的社会现实。
在循循渐进中将一个拥有深刻含义的故事娓娓道来，如凉白开般极易入口，却又极度解渴。
与西方充满矛盾、碰撞、喧嚣的电影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鞋子》剧照
所以人们在看过《无邪》之后，对它所持的保留意见都是：表达的过于明显。
除了第一个故事保留了伊朗电影的特质外，后面的故事设定都过于通俗，剧情也相对狗血。
第二个故事里，众多战士在寝室内围绕着政治、宗教、身份、职责的辩论。
第三个故事里，男主人公对于女友的坦白，以及自我内疚的剖析。
第四个故事中，老父亲对于不悔选择的阐释.....
都会让观众觉得把深层次的内涵放到了银幕表面，借由角色之口进行讨论，这样太过于直白，太不伊朗了。
不过总的来讲，这部电影虽然有缺陷，但它所折射出来的意义，是远大于其故事缺陷的。
因为有终生禁止拍摄电影的判决在前，所以拉索罗夫是不能去现场的。所以《无邪》的拍摄团队非常小，且是以“打游击”的方式艰难进行的，其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影片在伊朗各地辗转取景，拍摄过程零散、不可控，创作条件极其有限，且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并进入国际影坛，又把一部长片拆成了几部短片。
所以，有如今这个效果，已是不可多得。
况且，不是所有的伊朗电影都要原汁原味地呈现原来的味道。
它也需要一个直白的窗口，一些能够刺激肾上腺素的剧情，让更多的普罗大众去追寻和感知它究竟讲的是什么。
毕竟，前有帕纳西被判不得从事电影工作20年，后有拉索罗夫终生禁止拍摄电影。
虽然有无数逃避禁令，由地上转地下的拍摄方法，但能明目张胆地将作品带到世人面前的机会，却也实在不多。
抓住每一次机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将伊朗电影带给世界更多的人，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和毅力的事。
很值得一看的电影，我看到第二篇开始意识到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脑子里不时闪过当初看《低俗小说》的感受，原来电影是可以这样叙述的。 第一篇的结尾 开始让我睁大双眼 善良 孝顺 有爱的人原来是个死刑执行者 第二篇开头 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篇主人公年轻时面临的状况 准确来说是服兵役时的状况 这个主人公选择的是拒绝并且复出代价 代价可能就是第四篇主人公的生活方式 第三篇 是一个正在接受兵役并且服从命令的青年人 可能他和第一篇有点呼应 都是接受的人 本身都是善良的人 这个年青人 内心是挣扎的 痛苦的 杀的还是一个好人 在休假给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的事迹 这个人和女朋友所在地区还有一些交集 是那个偏远地区的教师 这无疑让他加剧内心的波澜 不过他还是选择继续服完兵役 我想到第一篇的结尾，那个还不错的中年大叔对服从命令已经是麻木的状态了 是不是这个年轻人大概率会变成那样呢 第四篇 一个拒绝服役逃离的人 像是做出第二篇男青年那样的人将要过的那种生活 其实看起来也不赖 好山好水好风光 就是一直在偏远地方生活着 是一个医生但没有证明 开不了诊所 不在监狱做别人的执行人，不对别人行刑，仿佛就是对自己的行刑，好山好水好风光却远离了人的地方……而 我脑子里蹦出的是另一个画面 许致远访问蔡澜先生问的那句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特别是我们东方文化 内心都会有一个为国为民做好事的抱负，而违反了体制 即使它不一定合理 ，你也就失去了施展抱负的可能，能做的就是疲于活着的同时，一定程度的取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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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和他，叫做“他们”：他们曾经按下了绿色按钮，他们曾经拉掉了犯人脚下的凳子，他们曾经处决了罪犯，作为行刑者，他们面对的是囚犯，他们看见了挣扎和死亡，但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但是在死亡真切的发生中，他们和囚犯真的隔开了距离？他们真的在合法合理的生活中没有负罪感？为什么他们还会害怕？为什么他们会变得茫然？为什么他们也会选择逃避甚至隐居？而在害怕、茫然和逃亡的选择中，他们是不是会成为无罪的“我们”？
四个故事，是“无邪”，是“她说”，是“生日”，是“父亲”，似乎都在叙说着那个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是行刑的男人，他们面对也是他们的囚犯，但是在这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里，他们有的还是他们，有的却成了“我们”：赫斯马特在天亮的时候走进地下室，将作为单位福利的米放在后备箱里，然后从昏暗而旋转的地下车库开出来，在经过几道门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和工作无关的日常生活中：他开着车去接妻子瑞茨，去银行拿了这个月的薪水之后又去接女儿，一家三口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披萨买冰淇淋，或者去拿做好的裙子，然后又去生病的母亲家里，为母亲做好了可口的面条，然后回家，入睡，到凌晨三点的时候起床，开车，回到地下车库，回到一个人的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中，在琐碎现实里，在家庭故事里，赫斯马特都是普通的“我们”中的一员，甚至他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人：他会帮助妇女和孩子去解救一只受困的猫，他会满足女儿的一切愿望，他会细心照顾母亲。但是赫斯马特明显是一个游离在现实之外的人，他的目光总是有些茫然，表情总是呆滞，甚至对于绿色总有些敏感，他会盯着路边的绿色指示符号发呆，会看着妻子新作的绿色裙子出神，会在街上信号灯从红色变成绿色后迟疑——因为绿色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绿色将他拉入到“他们”的故事中。凌晨三点起床，闹钟显示的时间就是绿色的，他开车去往单位，进入不同的门，转向几乎让人晕眩的车道，然后上楼，开门，烧水，煮咖啡，这时，墙上的按钮亮起，起先是红色的，之后变成了绿色，在并没有迟疑中，赫斯马特按下了按钮——在另一边，齐刷刷地垂下了几双脚，他们在挣扎，随即恢复了平静，在阴暗处是从还散发着温度的身体上留下的尿液。
这是囚犯的集体死亡，没有命令，没有喊叫，挣扎过后，尿流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身体也将变得冰冷，而作为行刑者，赫斯马特只是用一个人的一双手，就完成了对他们的行刑。这是属于他的工作，在完成行刑之后，也许接下来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按时下班，回到家里，继续接妻子、接孩子、照顾母亲，继续在凌晨上班，继续按下按钮。但是这个“无邪”的故事，真的会让赫拉玛特进入到没有邪恶的日常生活中？这个疑问在第二个故事中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普亚在夜里没有入睡，他接到了女友塔米娜的电话，在小声说话中还是吵醒了同宿舍的其他四个人，原来他是监狱里的一名军人，正在服役的他要执行一次行刑过程，但是，“我感到害怕！”他哭了，他打给女友的电话就是想她的哥哥能帮助他免于执行，甚至希望能调换工作。被吵醒的同行得知普亚的想法之后，开始质问他：“这里是监狱，你是伊朗士兵。”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揭露了普亚的困境，作为一名服役的士兵，服从命令就是天职，行刑就是他的工作，即使害怕，即使不想杀人，但是不能违抗命令，而且同宿舍的哈桑提出了更难以选择的一个问题：“你不执行就是无辜的吗？”或者转换一下视角，这个问题是在说，难道不执行会是一种选择？“这里是伊朗，这就是法律。”法律规定士兵就必须执行命令，执行命令就是拉走囚犯脚下的凳子，即使面对死亡，也是他们的死亡，即使害怕，也无法说不。这种无选择的困境就是第一个故事赫斯马特的结局，他就是把行刑当成是普通的工作，只要轻轻按下绿色按钮，他们的死就在别处发生。但是对于普亚来说，当他害怕，当他告诉自己不想杀人，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选择的机会，无论是给女友打电话想换一个工作，还是最后阿里同意替他执行但条件是给他妹妹1500元钱，都是在逃离这一种不想杀人却必须杀人的困境。
但是在这个困境中，普亚的选择不只是逃避，他更是在反抗，一个更大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轮到他执行时，他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了厕所，出来之后竟然拿出了枪，逼迫另一个狱警打开他和囚犯的手铐，然后将狱警关在厕所里，自己拿着一张监狱地图和钥匙，离开了监狱核心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方式逼迫看门的值守人员打开了门，在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的确体会到了一种自由，而等他在桥洞下看到女友开来的车，当两个人开着车高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他在这个最难的选择题前做出了选择，他不再害怕，不再成为刽子手，他获得了自由，他去往他想去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这次“越狱”中完成了一次身份的颠覆，起初他是一个行刑的士兵，是手上拥有执行死刑的合法权利，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权利却意味着杀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囚犯，在他去带即将执行死刑的囚犯时，他颤抖、害怕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罪犯，行刑者和囚犯的手铐在一起，普亚似乎悲剧性地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但是正是这种身份的置换让他面对死亡机器时可以反抗，他接下去的行动则更是一次对于规则和身份的颠覆：他拿着枪威胁本是统一战线的狱警拿出钥匙，然后将他们铐住，关进文件柜里，在他的越狱行动中，沾着犯人鲜血的他们也成了杀人犯，在一个渴望自由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囚徒。从行刑者到囚犯，又从囚犯到越狱者，普亚终于在打开大门、拥抱女友、高唱自由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他逃避了法律，他远离了囚笼，他获得了自由。
赫斯马特和普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命名：一个是在服从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活在被遮掩的“绿色噩梦”中，他变成了生活的囚徒；一个是在拒绝中打破了身上的锁链，他成为了追逐自由的战士。但是这非此即彼的选择远不是最后的结局，它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服从的后面是更多的罪责，因为拒绝的外面还是另一个监狱。第三个故事里的贾瓦德走的是赫斯马特那条服从的路，他完成一次死刑的执行，只是为了得到三天的假期，而换来的这三天假期他是为了远方女友娜娜的生日。在见到了娜娜之后，在两个人的浓情之后，贾瓦德听说这里即将举行一场葬礼，娜娜父亲的好友也是娜娜的老师凯文死了，他是作为一个囚犯被当局执行了死刑，本来贾瓦德以为娜娜和凯文有着另外的故事，但不想在葬礼现场他看到了凯文的照片，才知道凯文就是被自己执行死刑的。
贾瓦德用自己的手执行了对凯文的死刑，他以此换取了三天假期，三天假期是为了给女友娜娜过生日，而娜娜生日被凯文的葬礼取代——这是一个吊诡的循环，一切的果回到了最初的因，最初的因造成了最后的果，在这个链条里，凯文作为囚犯死了，而当贾瓦德知道是自己杀死了凯文，他也变成了囚徒，不仅对他说过“我爱你”的女友娜娜离开了自己，而且自己受到了道德的谴责，他颤抖着在大雨天跑进树林，然后把头浸在水里，就是一种忏悔和赎罪，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永远难以自由的囚徒，而他的这种困境其实就是赫斯马特命运的极端呈现，一个被绿色噩梦包围的自由人，何尝不是生活在永无自我救赎的囚笼里？
而普亚的人生呢？他是不是在高唱着自由之歌后获得了真正的救赎？第四个故事是“父亲”，一个在荒郊野外生活了20年的男人，一个把亲生女儿让别人养大的父亲，就是越狱之后的普亚，在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不需要驾照的地方生活，巴赫拉姆却并没有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连女儿都不能见面，是不是一种折磨，是不是当初拒绝的代价？而现在，他以“父亲”叔叔的名义将达雅接过来，就是为了选择时机告诉她真相。但是真相的揭开并没有如巴赫拉姆设想的那样是顺利的，达雅不相信这一切，她甚至说出了一句话：“你是我生父，不是我父亲。”只是在血缘关系上承认是父女关系，但是在感情维系上永远只有父亲之名。而这一切对于巴赫拉姆来说，其实比自己隐居20年的现实更残酷，因为在女儿面前，他被抹除了作为父亲的存在意义，当这个存在意义成为一种空无，真相还有什么被说出来的意义——而且，巴赫拉姆就是在自己吐血的病症无法康复准备迎接生命死亡的时候说出真相的，而真相又将他推向了更为悲剧的境地。甚至可以说，当初他选择以反抗法律反抗强权的方式让自己不成为囚犯，但是在把真相告诉达雅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成了强权的代表：女儿的生活被毁了，自己的平静生活被毁了，正如他当初带着达雅去打猎，达雅说自己不喜欢杀生，他想把猎枪给她，并说了一句：“假如我强迫你这样做呢？”强迫女儿拿起猎枪枪杀猎物，和当初作为行刑者别人强迫他拿起处决犯人的枪，又有什么区别？
在巴赫拉姆说出真相的时候，在父女感情上他自然成了强权者，在这个循环的过程里，作为曾经拒绝者的他再一次跌入了被囚禁的命运里，而这无疑是曾建高唱着自由之歌的普亚的结局。最后两个故事作为结局对应了前面两个故事，不管是服从还是抗拒，不管是行刑者还是越狱者，他们其实最后都成了无法挣脱的囚徒，似乎和在他们手下被处决的囚犯一样，在这个还保持着死刑，还把行刑当成绝对命令的国家里，他们都无法远离身后那架还在运转的国家机器，行刑者也再无法以“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来为自己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他，他，他和他，不是“他们”，而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无法走出囚笼的“我们”，甚至当赫斯马特按下绿色按钮的时候，那些挣扎着的囚犯就是他们自己的写照，失禁而死亡也是他们的命运。
而这种电影里的囚禁故事也对应着电影之外的现实，当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现场并没有出现导演拉索罗夫，是她的女儿前来领奖，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政府禁令使他无法来到现场，而获奖3天之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拉索罗夫触犯了法律，他成为了一个囚禁之人，但是当他以电影发声，或者他是在创造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就像在《生日》中，娜娜的母亲知道贾瓦德的职业时，质问他的是：“你为什么不拒绝？”当贾瓦德说：“只有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娜娜的母亲又肯定地说：“你有权拒绝！”而在《父亲》里，巴赫拉姆想要强迫达雅拿着猎枪去猎杀狐狸，达雅因为不想杀生而拒绝了，而巴赫拉姆在告诉她真相却失去平静生活时，他却对达雅说：“我只是不想去处决那个人，如果再次服役，再次处决，我还是会拔出手枪对准警卫逃跑……”一种拒绝，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永远的选择，而在这个打破了囚笼困境的选择面前，一只狐狸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可以发射子弹的枪，没有可以按下的绿色按钮，一只狐狸是红色的狐狸，是可爱的狐狸，是不被囚禁而自由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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